一
杨简大概受朱熹的影响，认为易经是占筮之书。他说：“易本占筮之书，古神圣之设教，知空言难以告人，因民生之所利用，因致其教，因以发神明之德，因以道万物之情。”（《四库全书》第十四册《杨氏易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圣人通过古已有之的卜筮来阐发其思想，讲明天人一体的道理。“卜筮者民之利用，圣人系辞以明人之道心。”（p.4）他又说：“圣人作易，因筮设教，因人情引之而归诸道，明则为圣人，幽则为鬼神，其道一也。”（p.141）一部易经就这样由本来的卜筮之书变成了明心见性的圣经，这就是杨简对易经的基本看法，也是“六经注我”的最好说明。
以史明易是宋代易学中出现的一个流派，杨简也喜欢引史事以明理，仅在《杨氏易传》中所举史事就有二十余例。他释随九五说：“惟尧知舜知禹、稷、契、臬陶，惟汤知伊尹，惟武王知十乱，至唐明皇始正而信姚、宋，终邪而信李林甫，以一人之身而贤否异任，一视夫君心之正不正。”（p.76）以史来证天下治乱系于君心。释乾卦“或跃在渊无咎也”说：“舜之历试也，已为众望之所归，已为帝心之所属，而舜从容于其间，鼓琴二女侍，若固有之，舜心未尝动毫发意念也。”（p.11）认为舜的行为就体现了“虽跃而未离于渊”的易德。释师卦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时，认为此爻之意在于用兵须用正道，“用师而用诈，取胜于目前，贻祸于后日”（p.47），并以史为证说：“诸葛亮以正兵，李靖以正兵。”（p.47）在释蛊卦象辞时又批评秦汉以降治民者不知道，说“自秦汉而下而不复知有此事。后世忿民之非僻蛊弊，而振作之者，安知民有德性而育之哉?汉武遣绣衣直指之使，惟诛击之而己”（p.78）。他释姤九二“包有鱼”说“今既包有之，自然他人不得而复有之”，并举史说：“民为文武王所有，则纣不得而有之矣；得小国而有之，郑在晋则不在楚，在楚则不在晋矣；得贤才而有之，齐有管夷吾则他国不得而有之，士会入晋则秦不得而复有之矣。”（p.156）杨简不惟以史解易，还将当时的政事与易理联系起来。如释屯九五爻辞说：“如人君之施泽而乃屯焉，虽其事出于正，犹为凶也。谓如今时颁赐军赏从厚，无功而厚赏，甚无谓也。若减则之，不为不正，然不可行也，行之必凶。”（p.34）
杨简比较喜欢以阴阳五行解释经文。如释坤卦卦辞“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说：“西南得朋，乃与类行，巽、离、坤、兑皆阴卦也，是为阴类；东北之卦乾、坎、艮、震皆阳类也，故曰丧朋。”（p.23）又如释坤六五说：“黄，中央之土色，故取以明中。”（p.26）他释蛊卦彖辞“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说：“甲属东方仁柔，故取焉，先三日后三日者，事不可忽易，不可思虑。”（p.78）这和朱子以甲为日之始的解法不同。他在释临卦彖辞“至于八月有凶”说：“至乎八月有凶，指二阴长之月也。临二阳长，遯二阴长。相反也，凡一卦之变，历数七，故复曰七日来复，今临曰八月者，自一阳之始而计之，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遯是为八也。阴言月，阳言日，阳为君子，人心欲其速至，故特促其期曰七日，阴为小人，人心恶之，故迟之曰八月。”（p.82）此解亦与朱子不同。他释小过九四卦辞“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说：“云升而不为雨者，阴阳和则雨，今阳气已上，未与阴和，故密云惟在西郊而已，西阴方。”（p.205）这亦是以阴阳五行释经文。这种解释方法，赋阴阳五行以价值与道德内涵，符合儒家传统。
杨简是心学的大家，但他并不排斥气论，在《杨氏易传》中亦有不少言气的文字。如释乾卦彖辞说“气虽即道，人惟知气而不知道”（p.9），将气这一范畴涵于其心学系统之中。又如释坤卦时又说“天地一气，乾坤一道”，即以气为道。他有时又将气分为阴阳二气，如在释乾初九时说：“方阳气在下，阳气寂然安于下，未尝动也。”（p.91）在释坤卦用六时说：“阴阳之气殊而实一也，惟其实一，故阳气发于地而雪霜降于天。”（p.28）在释坤文言时讲“天地一气也，一数也，一道也”，是气、数、道均为易之异名，气在这里是不需要排除的。他又以血气讲人身，说人身是血气之所聚，不过血气不可离气，人不可离道，血气之形日变，道心是不变的。
杨简对时、位也很重视。他认为知易道者应与时偕行，“君子进德修业，应时而动，当进而不进，是为失时，亦为失道”（p.16）。圣人随时立言，“乾行事亦随其时而已矣”（p.17）。“人即时，时即人”（p.18），时是易道的表现。“易之道唯其时而已矣，无定论也。”（p.43）易道是一个流行不息的全体，人事的吉凶，亦“唯其时也”（p.77）。天下之事，“损益盈虚，一惟其时”，人不可加意于其上。顺时即是适道。道即道心，不适时即人心，人心起则道心不彰。时既然与作为本体的道相一致，杨简重时也就是很自然的。杨简亦重视位，位与时一样，亦是易道的呈现。“位乎天德，斯为大易之道”，而“裂德与位为二，则位非天位，德非天德”（p.17）。位与义又是一致的，“五为天位，义为正中”（p.39）。但杨简所讲的位，是天位而非人位，即位是天道的运行而不是人的有意固守之社会地位。天位与孟子所讲天爵、人爵有相似处，比天爵说更具形上性，他认为居高位者，若“不能舍己从人则危厉”，这是因为“以位为己之位”（p.55），从而不能虚中无我。尧、舜、禹所以为圣人，在于“茅屋非尧心，舜视弃天下如弊履，禹有天下而不与，岂以位为己有”（p.55）。他重视易卦二、五之位，认为“大抵易诸爻多以二、五为得道，所以得道者，以其中正也，中正虽皆道之异名，而天下亦有正士而未得乎道者，唯得中为得道”（p.84），将爻位的中与合乎道的中道同一。“大抵二、五之中，似有得道之象”（p.128），认为人应安于其位，这个位与爻位是一致的。他释艮卦象辞“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说：“抱关自有抱关之位，君子所思不出抱关；乘田自有乘田之位，君子所出不出乘田；大舜耕于厉山，则又安于南面，子思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以至我自有我之位，彼自有彼之位，今有人犯之则忿然怒曰：‘彼何得而犯我。’是思出其位也，彼自出而犯我，我安可役出位而怒之，……是位也，大矣，天地范围其中，万物发育其中，无畔无际，常清常明……微起思焉即为出位。”（p.180）在这里，位成了和易道同一的范畴。他将位与道德践履相联系，称“圣人推原所以孚于剥之由，由乎以位为己之位，正当其位，以位为荣，故人欲炽而邪媚得志也”（p.196）。实际上，杨简在这里所言之位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内容：即与易道同一，化育万物之位；卦中之爻位；人在世间所处的社会角色。不过杨简认为这三者是一致的，形虽异而道同，不应该做逻辑上的分析，这是杨简的根本思想，后面还要分析。
杨简并非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排斥象数，在工具的层面上杨简对于象倒很重视。他认为易道不可言表，所以不得不以象示人，他说：“象也者，象也，姑以象夫易道混沦一贯之妙而已。”（p.21）象是用来象征性地说明易道的。“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p.213）他释坤卦六五爻辞说：“黄，中央之土色，故取以明中，衣上裳下，故取裳以明下，五上卦之中有中象，六阴体坤体，有下象。”黄、裳、六、五全被他以象释之。杨简喜欢以象释经，这种解经法也是《杨氏易传》的一个特点。如释蒙卦六三爻辞说：“金夫九二之象，女六三之象，以六居三，三为阳动，又不中，不中为失道之象，三与二非正应则坎水就下，故有见金夫不有躬之象。”（p.37）杨简有时又将阴阳范畴与象拉在一起讲，如释大过九二爻辞说：“杨者阳气之所易感，其发生也早，故取以为阳象，枯杨又有阳之过象……九阳也，二阴也，有阴阳和顺，刚柔相济之象。”（p.110）他释坎卦六四爻辞说：“酒养阳，食养阴，故尊酒阳奇，簋贰阴耦。”（p.113）这个解释套用《礼记》，和集解、朱注所讲均极不同，可谓别出心裁。他释明夷六四爻辞说：“坤为腹，四阴邪不中正，有入左腹之象，九三奇画为阻，有门庭之象。”（p.133）若是只引此一句，真使人怀疑是象数派的说法。他释蹇卦卦辞说：“孔子因东南西北之象而发其义曰：自春之始于东而中于西南，穷于东北，则西南有中之象，东北有穷之象。惟道为中，失道为穷。”（p.139）所以利西南不利东北，是因为东北失道，西南得中。这种解卦法，将时中之中与方位、季节之“中”混一，也不失为其特色。而他释困卦六三爻说：“九四阳其前如石，九二刚而在下如蒺藜，故乘刚也，上下俱困，及反而入于其宫，又上六不应，是不见其妻。”（p.164）这也是以象释易，讲法同朱注一致。他释归妹上六爻辞说：“归妹，所以承祭祀之实。士刹羊无血，不能制狼壮之妻也，羊有狼壮之象，不能制妇，不成为夫，故不言夫。上与三不应，夫妇不协顺之象，三兑卦为羊。”（p.186）这与各家注均不同，体现了杨简重礼的特点，也是心学派“六经注我”经学观的体现。杨简虽然肯定象的意义，但他认为不可执象，因为“圣人作易，取象不一”（p.189），象是服务于道的，象不在道外，道亦不离象。“非象自象，道自道也”（《慈湖遗书》卷七），不过由于万物一理，则所有象都可以明易，“圣人作易，虽观象亦取其大旨尔，非拘拘谫谫者”（p.202），后人解易亦不可执象。
杨简学问渊博。他解诗经以博洽著称，仅以《杨氏易传》来看，其中所引诗书之处就比比皆是，除《诗》、《书》等经典之外，他对同时代的一些学术观点也加以引用。他说：“学不可以不博，不博则偏，则孤。伯夷惟其不博学，故后虽至于圣而偏于清；柳下惠惟不博学，故后虽至于圣而偏于和。学以聚之，无所不学也。”（p.19）杨简自己解易，曾引苏东坡、朱晦庵、胡安定诸家之说而加以分析，他释渐卦上九爻辞时说：“近世胡安定公以为……朱晦庵谓……，未敢遽从，姑存是说。”（p.184）杨简虽有强烈的判教倾向，常以己意解易，但对他人的批评，尚能本乎易理，态度比较审慎，他释革卦象辞说“孙季和云……，季和之说深当某心”（p.170），大有从善如流之感。杨简的博学从他对文字的推敲上也可看出，他释《晋》九四爻“鼫鼠”一名，引《说文》、《荀子》等书证之。释姤初六爻辞中之“柅”字，亦连引五家注作比较。杨简释革卦象讲到了各种历法，他对历法的熟悉，让人怀疑他是一名史官。杨简虽然泛观博览，但对材料的分析，完全本诸“六经注我”的心学家风，这或许是心学派被讥以“废书不观”的原因。
杨简也很注意卦爻间的相应。他说：“何为乎相应也，重卦故也。初八卦而已，卦三画而已，及其重之，则上卦之四即下卦之初也，上卦之五即下卦之二也，上卦之上即下卦之上也。惟类同，故有应之相，然一阴一阳则相应，两阴不相应，两阳不相应。”（p.33）他释贲六四说：“六四与初九正应而下比，九三阴阳相比，疑有相与之情，故曰当位疑也，而六四正应于初，应于初不比于三矣，三之于四，非正德也，四之与初乃正应也，正者君子之道，不正者小人之道。”（p.93）将爻位的关系转化为人道从而转化为易道。杨简对于卦变也比较重视，他释涣卦辞说：“其卦变则本以九四之刚，来而为九二而成坎，故曰刚来，六二之柔，往而为六四而成巽，故曰柔得位乎外。”（p.196）由此可见，笼统地说杨简易学“象数事物，皆在所略”是不妥的。不过，杨简言象，本之于易传所及，于汉宋易学中象数派的诸多发明实无所取（汉易所讲五行数除外），这也是需要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