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宋领兵大珰

《宋会要辑本·职官门》三六：“建炎三年诏，自崇宁以来，内侍用事，循习至今，理宜痛革。”又四八：“淳熙八年，权给事中赵汝愚论内侍不可参与军政，谓神宗皇帝时，始令王中正、李宪稍预边事，是时朝廷法度甚峻，若无甚害，而卒之夤缘攀引，致童贯开边之祸。”蔡絛《铁围山丛谈》六：“本朝宦者之盛，莫盛于宣和间，其源流嘉祐、元丰，而著于元祐。”按高宗诏书以内侍用事始于崇宁，赵汝愚以为始于神宗，蔡絛则溯及仁宗，此皆就已成之祸言之，若追原祸始，宦者参预军事，实启于太祖。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开宝五年秋八月，广南獠贼反，遣内臣李神祐督战平之。”注：“岭南初下，所在盗起，负海为乱。尹崇琦击之，上遣神祐督战，未几，尽平其党，内臣督战始此。”《宋史》四六六《神祐传》：“王师伐广州，随军赏给。刘平，先部帑藏之物赴京师。及土寇周琼等叛，又副尹崇珂讨平之。”同一事也，在《宋史》则曰副，在《编年备要》则曰督战，然则獠贼之平，神祐主持其事可知。是时初定天下，宿将如云，必以内臣督战，何也？

《长编》十六：“开宝八年三月壬寅，遣中使王继恩领兵数千人赴江南。”《宋史·王继恩传》：“会讨江南，与窦神兴等部禁兵及战船抵采石。”窦神兴亦内侍，弟神宝入《宦者传》。《长编》十八：“太平兴国二年九月丙辰，郭恕先为国子监主簿，内侍押班窦神兴尝馆之。恕先美须髯，一日忽尽拔去，神兴惊问其故，恕先曰：聊以效颦耳。”即其人也。曹彬伐江南，太祖委以方面之任，尚命中使率兵以往，谓宦者参预军事，始于太祖，实无不可。

以上太祖朝

又《宋史·王继恩传》：“淳化五年（994），李顺乱成都，命为剑南两川招安使，率兵讨之，军事委其制置，不从中复。管内诸州系囚，非十恶正赃，悉得以便宜决遣。至成都，专以饮宴为务，威振郡县。仆使辈用事恣横，纵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军无斗志。余贼伏山谷间，州县有复陷者。太宗乃命入内押班卫绍钦同领其事。”二六七《赵昌言传》：“太宗命为川峡五十二州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昌言恳辞，敦谕不许，赐手札数幅，皆讨贼方略。自继恩以下，并受节度。既行，有奏昌言无嗣，鼻折山根，颇有反相，不宜遣握兵入蜀。后旬日，召宰相于北苑门曰：昨令昌言入蜀，朕思之，有所未便。且蜀贼小丑，昌言大臣，未易前进。且令驻凤翔，止遣内侍卫绍钦赍手书指挥军事，亦可济也。”

按《宋史》此节采自《长编》，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二：“诏昌言行所至即止，专以军事付王绍宣。”江少虞《皇朝类苑》七四引《纪闻》乃作王韶，皆误。李攸《宋朝事实》十七作王继恩，亦非事实。夫以卫绍钦易赵昌言，以官则昌言参知政事，绍钦内侍也。谓昌言无子息，则绍钦亦无子息也，然太宗不任参政而信内侍，取其不反耳。《涑水纪闻》二，谓上言昌言素有重名又无子息不可征蜀者，乃寇准，《宋朝事实》十七因之，李焘不信寇莱公有此事，然吾观莱公日后以天书进身，企图复相，安见其必无是事乎。

《编年纲目备要》五：“至道二年十一月，置签署提点枢密宣徽院诸房公事，以周莹及内侍刘承规为之。”注：“上以二人久侍禁闼，尝立战功，故特加宠遇，以莹为客省使，承规为六宅使，并为签书提点，凡重务一以委之，枢密使不敢专决，内臣签书枢密盖始此，然礼不得视执政也。”按此条签署、签书并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祖宗时有知枢密院及同知签署之类，治平后避讳，改曰签书。”则凡治平以前作签书者皆后来所改也。太宗不肯授王继恩宣徽使，为恐其渐近执政，乃使刘承规签书枢密院，虽礼不得视执政，而权实已过枢密，殆所谓居其实不居其名欤。

以上太宗朝

《宋史》四六六《张崇贵传》：“咸平元年，命管勾鄜延屯兵，泊延安，改驻泊都监，又为钤辖。景德元年，（赵）保吉死，其子德明尚幼，崇贵移书，谕朝廷恩信，德明请俟释服禀命。诏书慰抚，以向敏中为缘边安抚使。自是边防事宜，经制大小，皆崇贵专主之。”按是时崇贵主持西边，敏中不过暂知延州，考之《长编》，谓“经制大小，皆出崇贵，而敏中实总其议”。其说亦通。而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五云“经制大小，皆崇贵与敏中实总其议”，岂其然乎。《宋史》所载出《东都事略》，差得其实。《长编》六五：“景德四年三月庚申，鄜延钤辖张崇贵请依北面例，择官有吏干知边事者，为缘边安抚使，疆場事务，听以便宜。上曰：西鄙宁静，别无经营，增置官属，徒为张皇，不若委卿静制之。”其倚畀之笃有如此者。

真宗时用事宦官，张崇贵外，尚有阎承翰、秦翰。《宋史》四六六《阎承翰传》：“（咸平）五年，入内都知韩守英为镇、定、高阳关三路排阵都钤辖，上以其素无执守，议别择人，因谓宰相曰：‘承翰虽无武勇，然莅事勤恪。’乃令代守英。”承翰之代韩守英，《长编》在咸平六年六月，守英之为钤辖也，在五年六月，《长编》六月乙亥：“上谓守英，汝腹心之臣，远戍边鄙，切须尽心，令上下辑睦。”则守英固真宗所亲待，以承翰代守英，则承翰更重矣。《长编》五七：“景德元年闰九月丁卯，命内侍左班副都知阎承翰同制置河北东西路缘边事。”盖是时承翰之在河北，无异张崇贵之在陕西，而秦翰则往来于河北陕西，释文莹《湘山野录》所谓“左珰之名将，累立战功”者也。

《宋史》四六六《秦翰传》：“咸平中，河朔用兵，以为镇、定、高阳关排阵都监，败契丹于莫州东，徙定州行营钤辖。王均之乱，为川峡招安巡检使。五战五捷，遂克益州，为镇、定、高阳关前阵钤辖，徙后阵。又为邠宁、泾原路钤辖兼安抚都监。景德初，车驾将北巡，先遣翰往澶、魏，裁置兵要，许便宜从事。契丹乞和，还京师，出为泾原仪渭钤辖。”

按宋代宦官领兵，最收成效者，当推真宗之世，如张崇贵、阎承翰、秦翰之流，皆立边功。翰尤倜傥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史称其前后战斗，身被四十九创，此则一代之冠冕，然如翰者亦已鲜矣。

以上真宗朝

《长编》一三五：“庆历二年二月庚辰，诏沧州钤辖洛苑使普州刺使杨怀敏只以巡堤为名，权住莫州，与知雄州六宅使忠州刺史杜惟序等同管勾机宜司事。”杨怀敏仁宗时有力宦官，而《宋史》无传。《长编》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丙寅，沧州钤辖沿界河同都巡检使，及管勾河北屯田事，洛苑使普州刺史入内押班杨怀敏为真定府定州路钤辖，兼保州广信安肃军缘边都巡检使，依旧界河同都巡检使，及管勾屯田司事。知顺安军刘宗言上书，言屯田司浚塘，水漂招贤乡六千户，事下转运使及屯田司，怀敏挟势，卒窘宗言。边臣畏怀敏，多巧事之，高阳关钤辖王果独不屈，数言水浸民田，无益边备，怀敏怒，诉果以不法，左迁青州都监。”又：“六年六月乙亥，高阳关路都钤辖入内押班杨怀敏兼管勾缘边安抚司事。”《宋史》二八三《夏竦传》：“亲事官夜入禁中，欲为乱，领皇城司者皆坐逐，独杨怀敏降官，领入内都知如故。言者以为竦结怀敏而曲庇之。”则怀敏官职已至入内都知矣。

《宋史》四六六《石全彬传》：“元昊叛，全彬监鄜州兵救延州，解围去。经略使明镐言其勇略善将，得边人情，除并、代州都监，加内侍押班。进钤辖，徙鄜延，还为押班。侬智高寇广南，以为湖南、江西路安抚副使，出桂林。南方平，为入内副都知，知制诰刘敞封还词命，居三月，复授之。”按石全彬《长编》至和元年九月及十一月等所载，均作全斌，至和二年七月及嘉祐元年九月等所载，则作全彬，一书之中，不同如此，不知何故。仁宗之世，韩琦、范仲淹在西边，号称得人，而中贵之握兵权，始终不衰。不特此也，韩范欲有所为，亦未尝不借宦者之力，是可怪也。

《长编》一四二：“庆历三年七月戊寅，遣使陕西、河东简阅诸军，六宅使、带御器械邓保信，永兴军、环庆、鄜延路，左藏库副使王怀政，泾原、秦凤路，西京作坊使、带御器械李知和，河东路。先是韩琦、范仲淹言，臣等窃见用兵之处，诸军内若有指挥使、员僚、不甚得力，则向下兵士，例各骄惰，不受指纵，多致退败。今来边上诸军人员，甚有年老病患，全不得力之人，兼更有见阙人数不少，若不早行选择，则恐将来依前误事。臣等欲乞朝廷于都知、押班及近上内臣内，选差谙历边事者三员，内二员往陕西路，一员往河东路，计会逐处经略部署司，勾集管下屯驻、驻泊、就粮诸军人员，同共拣选，如内有年高、手脚沉重，并疾患尪弱，不堪披带，及愚戆全无精神，不能部辖者，并开坐申奏。”夫韩、范二公，陕西四路都部署而兼经略安抚招讨使者也，部内将士，能否胜任，陟罚臧否，宜有主张，乃请以宦者主持其事，诚不能使人无疑。然北宋一代募兵简军之事，自太祖以来，恒以大珰主之，史籍所载，似成惯例。且都部署虽兼四路，而各路自有大将，部署不能专制，故虽以韩、范为主帅，亦不得不远嫌疑而畏生事，观后来韩公请罢四路都部署招讨可知也。

以上仁宗朝

《长编》二○三：“治平元年十二月丙午，内侍省押班文思副使王昭明为环庆路驻泊兵马钤辖，专管勾本路，兼管勾鄜延路蕃部公事，庆州驻扎。供备库副使带御器械李若愚为泾原路权驻泊兵马钤辖，专管勾本路，兼权管勾秦凤路蕃部公事，渭州驻扎。令体测蕃情，治其诉讼公事，及有赏罚，则与其帅议，而大事即以闻，各许岁乘驿奏事，团结强人壮马，预为经画，寇至，令老弱各有保存之所。后数日，又以西京左藏库副使梁实领秦凤，内殿承制韩则顺领鄜延，而令昭明、若愚等专领本路。前世以宦人预边事，将不得尽其用，及有是命，人不以为便也。御史傅尧俞、赵瞻皆有论列，瞻又因入对，力请追还昭明等，否则愿受显逐，讫不从。”《宋史》三四一《赵瞻传》云：“力言追还昭明等，英宗改容，纳其言。”又《傅尧俞传》云：“尧俞言：‘且若愚等，陛下不信其言，则如不用，言必见从，则边帅之权，移于四人矣。’寻罢之。”

按英宗在位仅四年，以内臣钤辖陕西四路，乃其初政时事。至罢四路钤辖时日，《编年纲目备要》载于治平四年六月，英宗以正月崩，然则罢四路内臣钤辖，乃神宗即位以后事。傅尧俞已先于治平三年以濮议罢御史，《宋史·傅尧俞传》谓寻罢之者，殊失其实。《赵瞻传》本范祖禹所撰神道碑，所谓纳其言者，亦溢美之词。英宗之于四内臣，始终信用不疑，使英宗而久祚，宦官用事，当不止此。

以上英宗朝

神宗之世，所用宦者多矣，顾权力声势，无出王中正、李宪右者。范祖禹《太史文集》二六《论宦官札子》云：“熙宁、元丰间，内臣之中，李宪、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为魁杰，宪总兵熙河，兼领三路，中正总兵河东，兼领四路，权势震动内外，自陕以西，人不敢斥言宪名。中正口敕募兵，州郡不敢违，师徒冻饿奔溃，死亡最甚。”

《宋史》四六七《王中正传》：“神宗将复熙河，命之规度。还言：‘熙河譬乳虎抱玉，乘爪牙未备，可取也。’遂从王韶入熙河。吐蕃围茂州，诏率陕西兵援之。”《涑水纪闻》十四：“蔡延庆领茂州钤辖，奏乞朝廷遣近上内臣共经制边事，朝廷命押班王中正专制蛮事，中书枢密院皆云奉圣旨讲和，而中正自云受御前札子，掩袭叛蛮。其年五月，中正将兵数千自箕宗关入，经恭州荡州境，乘其无备，掩袭之，斩首数百级，掳掠畜产，焚其庐舍皆尽，既而复兴之和誓，至七月，又袭击之，又随而与之和誓，乃还奏云，事毕。”《宋史·王中正传》：“元丰初，复往鄜延、环庆经制边事，诏凡所须用度，令两路取给，无限多寡。既行，又称面受诏，所过募禁兵，愿从者将之，主者不敢违。问罪西夏，以中正签书泾原路经略司事。诏五路之师，皆会灵州，中正失期，粮道不继，士卒多死，命权分屯鄜延并边城寨，以俟后举。”按王中正乃刘挚所目为四凶之首也。《涑水纪闻》谓其在河东奴视转运使，则气焰之盛可知，然灵州之败，死亡近三万人，中正仅贬秩而已，神宗信任，亦良笃矣。

《宋史》四六七《李宪传》：“安南叛，副赵卨招讨，未行，卨建言：‘朝廷置招讨副使，军事须共议，至节制号令，即宜归一。’宪衔之。由是屡纷辨，遂罢宪，而令乘驿计议秦凤、熙河边事，诸将皆听节度。于是御史中丞邓润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砺极论其不可。又言：‘鬼章之患小，用宪之患大，宪功不成其祸小，有成功其祸大。’章再上，弗听。元丰中，五路出师讨夏国，师无功。宪欲以开兰、会邀功弭责，同知枢密院孙固曰：‘兵法，期而后至者斩。况诸路皆至，而宪独不行，不可赦。’帝以宪犹有功，但令诘擅还之由，宪以馈饷不接为辞，释弗诛。为泾原经略安抚制置使。”

《长编》三一五：“元丰四年八月辛酉，手诏李宪：得所奏，以团结汉蕃军马，分置将佐，部分阵队，审定出兵所向，及计度贼屯重兵之所，且论诸道进师首尾之势，甚善。然阃外之事，朝廷属在将帅，趋利避害，固难居中预度，惟尔临敌自图择之，制贼方略，或攻或守，虽千百为，无不可者。所有秦凤一路，已有指挥，俾尔兼总节制，可便宜施行，军中所须，已命有司一一应副。”又卷三二一：“四年十二月戊寅，诏李宪：‘得所奏边策，善无以加，尔不须往环庆、泾原，便携此策赴阙，守待相见，面谕委曲。’”观此二诏，神宗之于李宪，情意款厚，无殊密友，而李宪出师，亦遂请求不厌，毫无避害远嫌之意。《长编》三二三：“元丰五年二月乙卯，李宪言：准敕差权泾原路经略制置使，其熙河路都大经制并节制秦凤路军马，合与不合依旧兼领？陕西诸经略、转运使合应副本路兵马军须、粮草，其经略司、监司，乞许臣弹劾，以次当职官，乞许臣一面遣官劾罪，陕西、河东见任文武官，乞许臣不拘常制选委应副，虽有违碍，并即发遣，如敢占留，并科违制，乞差近上禁军一指挥为牙队。诏：‘熙河经制并节制秦凤路依旧兼领，乞牙队差神卫，余并依奏。’”按李宪所请诸事，《宋会要辑本·职官门》四一作元丰四年二月三日。《长编》五年二月癸丑朔，乙卯正三日，仅相差一年，则《辑本》作四年者，传写之讹耳。宋代防止臣僚，条法甚密，稍涉嫌疑，群相惊骇，如宪所奏，苟易他人，不得罪者，未之有也。然神宗之信李宪，有非常情可论者，盖神宗欲大有为之主，其信李宪，犹之信王安石耳。《涑水纪闻》十六：“内侍李宪既怨介甫罢其南征，乃言青苗钱为民害，上以内批罢之，介甫固执不可而止。先是，州县所敛青苗钱，使者督之，须散尽乃已，官无余蓄，至是勅留五分，皆宪发之也。”则虽以王安石之得君，亦不及李宪矣。

以上神宗朝

宋自神宗用兵西边，无所成功，哲宗元祐初政，乃力矫旧弊，议弃四寨，不复用兵。自此以后，朝臣致力于党争，主兵者亦遂无大珰。然稍戢之势，乘间必张，逮至徽宗，任用童贯、谭稹，视神宗之任李宪，又有过之，而君非其人，臣无其力，开边之祸，几至亡国矣。

童贯之开边衅，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载之甚详，兹略述其掌握兵权之始末。李《十朝纲要》卷十六至十八：“崇宁二年十二月癸酉，诏置熙河兰会路措置边事司，以王厚为措置边事，童贯副之。大观二年）正月丙子，童贯为武康军节度使，提举龙德宫，熙河兰湟秦凤路宣抚使，内官建节自此始。政和五年庚午，诏童贯兼领六路边事，及承奉御前处分，以承奉御前处分边防司为名。七年十二月庚午，童贯领枢密院事。宣和元年七月甲寅，进太傅山南东道节度使。”《东都事略》一二一《童贯传》：“方腊叛，命贯南讨，以为江浙、淮南等路宣抚使，倾所聚兵以往。徽宗以贼炽为虑，亲握贯手送之曰：‘东南事尽以付汝，不得已者，径以御笔行之。’腊就擒，以功进太师，封楚国公，复宣抚陕西河东河北路。钦宗即位，贯赞徽宗南巡，谏官御史，至于国人，交章论其罪，谪昭化节度副使，吉阳军安置。诏数其十罪，命监察御史张澂追至雄州莅斩之。”按宋代宦者权位，至童贯而极，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军旅之事，贯无役不与，《老学庵笔记》四载蔡京自称公相，都人亦称贯为媪相。论势京安足以望贯，及胡骑向阙，大错已成，虽诛贯亦无及矣。

谭稹《宋史》无传，《十朝纲要》十八：“重和元年六月癸酉，谭稹以平刘五功进同知入内内侍省。”则重和以前已预军事矣。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一四一：“宣和二年十二月丁亥，谭稹提举措置捕捉睦州青谿县贼。”《宋史·徽宗纪》以是日改谭稹为两浙制置使，《十朝纲要》与《纪事本末》同，而改制置使在明年正月丁酉朔，则《宋史》小误。方腊以宣和三年四月平，《十朝纲要》十八：“闰五月壬申，改谭稹为淮南江浙路制置使，八月甲辰，进常德军节度使。”皆以讨方腊功升迁，然自此稹亦参预河北边事。

《三朝北盟会编》十八：“宣和五年七月十日，童贯致仕，拜起复太尉武江军节度使，谭稹为河北燕山府路宣抚司使。”卷十九：“六年九月癸丑，落太尉，罢宣抚使，贬顺昌军节度副使。”又引《北征纪实》曰：“谭稹者，亦巨珰也，初无异能，但梁师成党。童贯致仕，故师成王黼引稹以为河东宣抚副使，实代贯，专俾交割山后云中府，其地则朔武应蔚。诸州者，直我河东路，与代州对境，皆多要害。及稹出师，至太原，经营山后，朔应蔚三州守臣皆通我，我又招降之，遣河东将李嗣本以兵戍焉。金人以兵至，嗣本大败，狼狈仅脱，朔应蔚乃复归金，谭稹但坐视束手，徒收珍异珠玉以自入，久之事不成，怯弱退败，尤玷中国威灵。”按稹领兵虽久，莅北面仅一年，本不能望其成功，顾是时敌势方张，乃以稹辈当之，国无人矣。及稹罢，而代之者又为童贯，欲其不败，得乎。

以上徽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