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以上用大量篇幅论述了桑干河流域的生成发育、地质地貌、河流走向、海拔高程和气候特征，尤其分析了进入第四纪之后的近百万年间当地气候总体趋势为寒暖相间，是较适宜早期人类生存、生活、成长和壮大的。气候对人类的影响至关重要，良好的气候环境是早期人类的“催长剂”。人类和世界万物一样离不开阳光、空气和大地的滋养，阳光太强烈了不行，空气稀薄缺氧不行，土地干枯“不毛之地”不行，人是需要较为温暖湿润的生存环境的。当然，没有良性气候，人类也要生存，比如长年生活在冰雪世界里的因纽特人。但是在良好气候环境中，早期人类生存、生活、生长和成熟的可能性和成功概率毕竟比较大。这也是为什么能有那么多的早期人类率先是从桑干河流域走出去的，而不是从别的什么地方走出去的。至于桑干河流域早期人类为什么要走出去，这与当地的火山爆发、气温的骤升骤降以及因气温变化导致早期人类赖以生存的动植物的灭绝有着密切关系。在温暖的大趋势下，经常会有“小气候”和地层地质变化，一旦火山爆发，早期人类非死即逃，现在不也如此吗？

强调地理位置、气候对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能动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100多年前，E.亨廷顿和F.拉采尔率先提出 “地理环境决定论”。这对于摆脱宗教神学的影响和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抹杀人的主观能动性，把自然界作为第一性，人只能适应自然，自然决定人的一切，把自然界比作了神。“地理环境决定论”为我们搬掉了宗教概念的“神”，又树起了大自然这尊看得见、摸得着的“神”。20世纪20年代，脱胎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地缘政治学，进一步鼓吹“优等民族”有权占有生存空间和建立“新秩序”的论调，成为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理论根据。

亨廷顿认为干旱造成了莫卧儿人、满洲人和蒙古人的迁徙；中亚地区人类群体的衰退和解体，是这片大陆历史上的地理因素所造成的；认为欧洲地区的气候最适宜人类活动。在《文明与气候》一书中提出从亚洲河谷地区到欧洲凉爽地区，是人类对气候的适应的见解。拉采尔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它为了生存，需要不断扩张地域，争夺生存空间。这些观点，我是坚决不能认同的，理由很简单：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但自从人从“潘多拉”盒子走出来的那一刹那间，人就不可能再被大自然所控制了。这是因为人是高等动物，有意识、情感和愿望。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人既有对大自然强烈依附的一面，又有与大自然对抗的一面；逆来不顺受，顺受也有度，超过了承受范围，人便会扭头就走，或穴居，或迁徙，或迁而复归，或远走他乡，总之，为了生存人是不会坐以待毙的。至于那些硬要“移山”的“愚公”肯定会有，但毕竟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