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桑干河，源自山西省朔州市，一路东行过山西省大同市、河北省张家口市，再越北京市西部山区，折向天津市入渤海，流长1111千米。它在祖国众多的山川河流中似乎并不很出名，如果有点儿名气，也是缘于半个多世纪以前丁玲女士的那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该书曾经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在冷战年代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文学界产生过影响。不过，这是就一般社会学意义而言的，如果从人类起源和演化的角度去研究它，它可非同寻常：它是考古学家们心目中的“神圣殿堂”；是“东方人类的根祖地”；是与东非奥杜韦峡谷齐名的人类演化史上的“双子星座”；是我们现代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忘却的地方。

桑干河流域是猿（人）类最早从树上走到地面的地方之一，两三百万年以前，如今的黄土高原还是林草繁茂的黄土草原时，这里的地垒陆台上（桑干河尚未形成）就已经有早期人类在活动和生存。1978年在桑干河中游河北省阳原县官厅村附近的小长梁，发现了距今136万年的石器1000多件，作为人类活动最北端的见证，小长梁的名字被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第一阶上。更有甚者，2001年考古专家们又在距离小长梁不远处的马圈沟发现了200万年前后“人吃大象”的场景。出土的大象肋骨完整，被刮得很干净。有趣的是刮削器不经意地放在上边。就如同我们现在刚吃完饭，把筷子放在碗上离开了一样，因此被笑称为“远古的餐厅”和“东方人类第一餐厅”。马圈沟遗址的发现，不仅把桑干河流域早期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50多万年，更为重要的是给我们探索地球上人类的起源、演变和发展提供了实证。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

另据目前已经发现的考古遗址资料粗略统计：全国旧石器时代三分之二以上的文化遗址都分布在桑干河流域；早期人类文化遗址（距今100万年以上）中的40多处集中在桑干河流域中部的泥河湾盆地范围内。桑干河流域早期人类文化遗存密度之高、年代之久，不仅在国内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东非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肯尼亚的科比福拉以及埃塞俄比亚的奥莫和哈达尔地区发现有400万～175万年前的石器和南方古猿与能人化石。无独有偶，桑干河流域的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址也从早期直立人、晚期直立人，再到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有着清楚的进化序列，“链条”完整没有缺环。非洲的奥杜韦峡谷和亚洲的桑干河流域是迄今已知的早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址的富集区。根据人类生存的地质背景、季风形成以及哺乳动物大爆发等多种因素分析，人类起源地不是非洲就是亚洲。而亚洲主要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华北地区又主要在黄河以北的桑干河流域。它向人们昭示：人类不仅是从东非的奥杜韦峡谷走出去的，也是从中国的桑干河流域走出去的。

桑干河流域是“东方人类的根祖地”。从桑干河流域不仅走出了蜚声古人类学界的北京人、许家窑人、峙峪人、新洞人、山顶洞人，他们中的某个分支的某个支系也不只进入北亚和东北亚地区，还在距今2.6万～1.1万年之间，跨越白令海峡进入美洲的阿拉斯加地区和北极的格陵兰岛，成为现在的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的祖先。桑干河流域是当今世界黄种人形成的源发地，黄种人的“黄”与早期人类长期在黄土草原上生存以及和“黄土”打交道大有关系。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的肤色接近黄种人，其真正原因是与桑干河流域的早期人类有血缘联系。

桑干河流域是一条生产文化的河。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最早阶段的代表性遗址有山西芮城西侯度和河北省阳原的小长梁、东谷坨3处。西侯度在黄河中游左岸；小长梁和东谷坨则位于桑干河中游的泥河湾盆地南北两端。西侯度的石器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斫器、尖状器，多数是大型的。而小长梁和东谷坨的石器基本是小型的，打片和加工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器形有尖状器、雕刻器、小砍斫器、钻具和刮削器。刮削器又分单刃、复刃和端刃三种。其石器类型的多样性、加工技术的先进性和器具形制的小型化，使得不少专家学者甚至怀疑其是否真有上百万年的历史。但是，与石器共存的动物化石如古菱齿象和三趾马等证明其时代为早更新世之末或中更新世之初。事实是在更为久远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时，桑干河人已经学会使用石头制作工具向大自然索取食物了，其工（器）具之精良和先进完全超出现代人的想象。

自从20世纪60年代英国女青年珍妮·古道尔在非洲密林中发现黑猩猩也会将草棍插进蚁冢，然后抽出舔食蚂蚁后，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的定义被废弃了。“人猿相揖别”，不再是“几个石头磨过”（毛泽东诗词语）。但是，石器作为人类进化的标志是不会被废弃的。通过化石这一特殊的文字和图画可以解读地层的年龄，解读人类生存的地球的历史，解读地球生命诞生、演变、发展的进程和奥秘。虽然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基因研究对现代人类起源（而非人类起源）有了重大突破，但基因研究是一种有效手段，并非唯一手段，况且也有基因采集不到的盲区限制。

再者，生活在距今70万～20万年间的北京人已经会使用火。从北京人洞穴灰烬层成堆现象分析，那时候的他们已经能够很好地保存火种和管理火了；北京人还能够采取直接打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打制石片；也会截断鹿角，用其尖锐部分做挖掘工具。另外，距今10万年前的许家窑人已经学会使用小石球做狩猎工具——“飞石索”上的弹丸，借力发力，弹射猎物。新洞人是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中间环节，在新洞遗址的堆积物中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磨制骨质器，它是磨制工艺（技术）的开端。距今3万年的峙峪人射出了“人类第一箭”。该遗址发现的燧石箭头尖端周正，肩部两侧变窄似呈铤状。距今将近两万年的山顶洞人已经会使用缝纫工具。骨针的出现使缝纫皮革，御寒护身成为可能。山顶洞人还掌握了打（钻）孔技术、磨制技术，并且已经有了具有审美取向的装饰品和埋葬死者的宗教观念。在桑干河源头怀仁县鹅毛口石器制造场出土的石锄和石镰，说明在距今1万年前后当地就已经进入农作社会。桑干河流域的农耕历史比黄河流域为时要早。除了这些，在泥河湾盆地还发现了“中华第一灶”“华夏第一陶”和玉猪龙等。总之，桑干河流域早期人类在直立人阶段凸显的是“游食文化”。在早期智人阶段无论石器、骨器、雕刻器和装饰品方面均有重大的技术创新和变革。在晚期智人阶段其（小）细石器文化呈外向型地流布和传播。

桑干河流域（小）细石器的小型化、轻便性和实用性，决定了它的文化很强势，而且极具渗透力。随着桑干河人的不断迁徙，桑干河流域的（小）细石器文化也在不断地向外传播，逐渐形成庞大无比的“桑干河流域（小）细石器文化圈”。桑干河流域中部的泥河湾盆地是（小）细石器文化的源发地，以它为圆心，其核心地带包括整个桑干河流域。延伸地带南至汾河、渭河、黄河流域；北上蒙古高原到达克鲁伦河和西绍尔温湖畔；西北过河套越阴山进入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以及安加拉河的上游地区；东过燕山，形成北京人后，又向东北去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其辐射地带是东亚、东北亚和北美洲西北部的阿拉斯加以及格陵兰岛。由于印第安人和亚洲黄种人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所以，美洲早期人类和文化起源于亚洲的观点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那么起源于亚洲的哪个地方？明确地说，就是桑干河流域。桑干河人走向美洲的路径：一是北上，向蒙古高原进发，再东迁并且越过现今的俄罗斯地界进入北美洲；二是从燕山出发，先进入东北松嫩平原，然后穿越黑龙江，直接过白令海峡。这一部分人大约是在更新世最后一次冰川期期间过白令海峡的，当时的白令海峡因为海面大幅度下降而致使人能徒步穿越，亚洲和北美两个大陆是连成一片的。证据则是从桑干河流域传输和流布出去的（小）细石器文化传统。再言之，峙峪人的扇形石核石器为亚洲和美洲所特有，这是亚美文化联系的证据之一。虎头梁的楔状石核又是我国及北亚和东北亚文化系统的特有器物。东亚和东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存在的锥形和棱柱形石核，是由许家窑人的原始棱柱状石核逐渐演变过去的。

（小）细石器文化（传统）的传播主要是随着人类的迁徙而带出去的。据专家考证，在最近200万年的历史上，全球各大洲发生过多次人群大迁徙。可辨认的有：分别于180万年前、40万年前和5万年前从非洲向欧洲和亚洲的迁徙（我认为，还应包括从亚洲向欧洲和非洲的逆向迁徙）；3万年前从亚洲向非洲和欧洲的迁徙；2万年前从亚洲向大洋洲和太平洋诸岛的迁徙以及上面提到的从亚洲向北美的迁徙。

桑干河流域的（小）细石器文化属于全世界，全人类，当然更属于全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而且应该是最先、最早属于全中国和全体中国人的。桑干河流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固有、毫无争议的疆土。桑干河流域（小）细石器文化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奠基石之一。在中国疆土上产生的最为古老的文化当然是中国的根祖文化、原生文化、基础文化。有一种思想认识，以为桑干河是一条小川小河，其所产生的文化不似黄河、长江、汾河、渭水那般悠久和雄厚，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过去看待问题往往“以点带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很少进行纵向分析，视野未免狭窄了些。桑干河从源头到水尾，沿岸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址众多，多到层屋叠架、彼此相望的地步；它内涵丰富，丰富到从空间到时间，从地质地层到动植物群落，从季风气候、火山爆发到人类进化树丛状模式，门门学科应有尽有。桑干河流域是一个天然的宏伟的人类起源和演化博物馆，从马圈沟“人吃大象”到小长梁（东谷坨）小石器文化，再到北京人文化、许家窑文化、峙峪文化、虎头梁文化、鹅毛口文化、东胡林文化，直至到于家沟文化，环环紧扣，一脉相承，自成体系，影响全人类。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熟视无睹是不对的；视而不见、见而不言也不对。也可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在桑干河边走，看到的只是一湾浅浅的河水，竟然不知道它是我们东方人类的“襁褓”和“摇篮”，这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桑干河流域还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中华文明中的“中恕、宽厚、容忍、存异”之道，不是由哪位圣贤凭空想象和登高一呼而提出来的，它总结和提炼了桑干河文化中良性的文化基因和最深层次的心理文化。这是被漫长悠久的历史事实和我们熟知的社会心理以及日常生活现象所证实的。桑干河流域位于中原大地和蒙古高原的结合部，是一个独特的自然地理单元，更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人文单元。其文化既有草原游猎（牧）文化的特质禀赋，又有中原农耕文化的强烈渗透，更有自身二三百万年以来的积淀与创造，它是“三合一”的。这种“三合一”的文化，不容易偏执，更能够忍让，很注重融合，具有强大的制衡作用和中和能力。人类世界具有同一和同构性。求同存异，互相砥进，是客观的、必然的，也是必需的。这是社会进化的法则。其中“中和”最为可贵，正因为其可贵，越发显示出桑干河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历史上许多来自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都勒马桑干河畔，他们洗去血腥，放弃杀戮，穿起汉装，和中原人一道共同筑起我们民族的宏伟大厦。桑干河就是有这样的定力、魅力、亲和力和凝聚力。桑干河是一条神奇的河，是一个人类挣脱襁褓走向成熟并且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地方。我们发自内心地赞叹：桑干河流域不仅是早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址的富集区，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

桑干河是我们东方人类的“老祖母”，她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智慧，给了我们精神中最为美好的东西，给了我们现在这一切。我们应该很好地感谢她。我本人在很早以前就想为她写些赞美的、感恩的文字，想把她老人家搀扶出来，也让她光光鲜鲜地站在世人面前。如今，我的这个愿望正在实现。我心释然。是以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