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商人的亲缘组织——宗族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社会最为基本的经济单位。自古以来，我国的商人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商业的。这种家庭的经营以父子、兄弟之间的合作最为常见。例如商人程廷柱，“随父侧奔驰江广，佐理经营。父殁后，克绍箕裘，友爱诸弟。总理玉山栈事，增至田产；兰邑油业命二弟廷柏公督任之；命三弟廷梓公坐守杭州，分销售货；命四弟廷桓公往来江汉，贸迁有无。创立龙游典业、田庄，金华、兰溪两处盐务，游埠店业，吾乡丰口盐业，先绪恢而弥广焉”注185。明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业竞争更为激烈。商人在经营活动中仅仅依靠家庭的力量，已不足以参与较大规模的竞争。于是宗族亲缘组织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宗族是指血缘关系明确、存在经济联系并通常同居一地的父系组织。宗族有大有小，类型多种多样。典型的宗族一般拥有宗祠、族田、族谱、族规、族学、族武装、族墓地等，并常与地缘结合而出现单姓村。所以典型的宗族既是仪式单位、经济单位和法律单位，又是教育单位、自卫单位和地缘单位。宗族首领一般有宗子和族长之分，宗子掌管全族祭祀，往往由族中嫡长子孙代代相承。族长掌管全族事务，往往由宗族成员推选产生。但宗子和族长也常常由一人兼而任之。宗族血缘圈是家庭的扩大，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因此，借助宗族势力经商，能大大增强商人的竞争力。
一、宗族势力在商业经营中的功能
在此以徽商为例，具体剖析宗族势力在商业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1.借助宗族势力，获取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
徽人经商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凡“官有余禄”或“商有余资”者，往往资助族人业贾。如徽人“某之先世，微时来扬投其戚属”，“至扬州，戚属各助以资，置质库中”，使他得以业贾注186。也有委托族贾，附资经营的，如明清之际歙商江国政业贾淮阴，“亲友见公谨厚，附本数千金于公”注187。还有族人合资经商的，如明代休宁商程锁“结举贤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缗为合从，贾吴兴新市”注188。日本藤井宏教授曾将徽商资本的来源归纳为共同资本、委托资本、援助资本、婚姻资本、遗产资本、劳动资本和官僚资本等七种类型。应该指出，除劳动资本外，其他资本大多与宗族势力有关。此外，还有借贷资本，也应是徽商资本的重要来源。如明代天顺间歙人许积庆，“委财利为外物，九族贾而贫者多惠贷，不望其息”注189。徽人得到族人贷款经商的事例举不胜举。
徽商所雇佣的伙计，大多为族人。“择人而任时”是商业成功的重要条件，最能得到信任的伙计自然就是族人。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歙人吴良友在外业贾，“宗人从叔贾，历年滋多”。歙人吴德明，“起家坐至十万，未尝自执筹策，善用亲戚子弟之贤者，辄任自然不窥苟利”。“平生其于亲族之贫者，因事推任，使各得业”注190。《太函集》作者汪道昆之曾大父汪玄仪，以“聚三月粮”的原始资本，“客燕代，遂起盐策，客东海诸郡中”。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受贾”，他们在汪玄仪的指挥下，参与营运，“凡出入必公决策然后行”。汪玄仪发了大财，成为盐策祭酒，而同族昆弟子姓也发了财，“或者且加公数倍”注191。
由于宗族势力在资金与人力上的支持，使徽人经商之势历久而不衰。明代之前，“徽商”二字虽不见经传，但徽人善贾，在社会上已小有名气。明中叶，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资本空前活跃。徽州商人风云际会，迅速崛起。明成化、弘治后，徽人就贾越来越多，“业贾者什七八”注192，经营的领域不断扩大，“海内无不至”注193。
2.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
封建商业的掠夺本质，就在于通过贱买贵卖同一商品，攫取商业利润。在各地方市场上，坐贾为实现贵卖，展开竞争。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率，只有排斥竞争，建立垄断。徽州坐贾对地方市场的垄断是从两个方面来完成的：其一是控制城镇市集的全部贸易；其二是把持某一行业的全部业务。
垄断是在宗族势力全力支持下建立的。徽人外出经商，在城镇市集落脚后，其族人随之而来，其乡党也随之而来。徽籍著名学者胡适在给绩溪县志馆编纂的信函中，就强调要注意徽人举族移徙经商与建立垄断的关系，他说：“县志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局面。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徙的方向，及其经营的种类。如金华、兰溪为一路，孝丰、湖州为一路，杭州为一路，上海为一路，自绩溪至长江为一路。然亦有偏重，如面馆业虽起于各村，而后来成为十五都一带的专业；如汉口虽由吾族开辟，而后来亦不限于北乡。然通州自是仁里程家所创，他乡无之；‘横港’一带亦以岭南人为独多。”注194胡适提出“大绩溪”的概念，是很有道理的。绩溪人举族移徙经商，在一些城镇市集建立起垄断组织，这些地方便成了小绩溪之外的“大绩溪”。推而言之，则小徽州外有“大徽州”。长江中下游有“无徽不成镇”之说，也是指的徽商对地方市场的垄断。
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宗谱》追述胡适祖上经商的历史，清楚地显示了举族移徙的趋势：“吾族自十三世以前，经商者颇少，其后则文阑公于闽，兆孔公于上海，汉三先生于广，其商业皆焜耀一时。逮道咸间，端斋公起，遂以开文墨业名天下。同时族人列肆上海者，又有万字招十三肆；皆兆孔派也。鼎字招九肆，皆志俊公派，而余派亦称是。同光之际，则上海有贞海公之鼎茂，玉庭公之万生端，贞春公之松茂。南京有方楷公之恒之，三溪有先大父荫林公之景隆，跗鄂相衔，业并素封，故旅遂以善贾名……又吾族旅食以上海一带为最多，率常数百人，闻始商上海者即兆孔公，然则今沪地族侨，宜祀公为哥伦布矣。”注195继之，是大量徽商涌向扬州，近人陈去病云：“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注196
徽商在建立区域性垄断时，联结宗族势力，造成人力、财力上的优势。例如，在汉口，婺源商人程栋“颇得利，置产业”，“凡亲友及同乡者，借住数月，不取伙食，仍代觅荐生业”注197。又如江西吴城镇是个“徽商辐辏之区”，黟县商人朱承训，对“乡人觅业而来，与失业而贫者”，“因材推荐”注198。这就使族人乡党势力不断发展，从而达到排斥异己的目的。明景泰、弘治间徽商许孟洁在“淮泗通津”的重镇正阳经营20余年，其族人纷纷前来投靠。许“尤睦于亲旧，亲旧每因之起家”，渐渐形成徽商垄断的局面，“故正阳之市，因公而益盛”。许孟洁客死正阳，“挽者近三千人，观者万人皆叹息，以为商而感人如此，虽达官贵人未之有也”注199。许氏势力之大，于此可见一斑。徽商对城镇的垄断，还可以从他们占籍的人数来看。在号称“山东之集而中国之枢”注200的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注201。徽商在他们所控制的城镇市集，垄断百货贸易，攫取高额利润。明代的南翔镇，“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注202。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矣”注203。
徽商在建立行业性的垄断时，离不开宗族势力的支持。以典当商为例，“典商大多休人”注204，他们的竞争策略是族人乡党从事同一行业，凭恃雄厚的资本，采取一致行动，降低典利，挤垮本薄利高的异帮商人。《金陵琐事剩录》卷3载：“（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贫民，人情最不喜福建，亦无可奈何也。”明代在上海开典铺的汪处士发财后，又在附近各县增设典铺，分派宗族子弟掌计，“处士与诸子弟约：居他县，毋操利权。出母钱，毋以苦杂良，毋短少。收子钱，无入奇羡，毋以日计取盈”。其结果是：“人人归市如流，旁郡邑皆至，居有顷，乃大饶，里中富人无出其右者。”注205汪氏以薄利吸引贫民，扩大了经营规模。又如在浙江平湖县“城周广数□（里）余，而新安富人，挟资权子母，盘踞其中，至数十家。世家巨室，半为所占”注206。在江苏泰兴“质库多新安人为之，邑内五城门及各镇皆有”注207。这样，徽州典商在各地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建立起行业性的垄断。
3.借助宗族势力，展开商业竞争。
坐贾之外，还有行商。徽州富商大贾周游天下，西藏、台湾、东北、闽粤乃至海外都有他们的踪迹。行商的利润是由同一商品贱买贵卖所造成的价格差额以及剥削运输工人所得的利润组成。行商比坐贾的经营活动要复杂得多，其利润率高低取决于下列诸因素：对市场需求的正确判断和预测；货运周转率；正确估计季节、物候对价格的影响；运输工人的工资数额，等等。受这些因素的制约，贩运性贸易的经营方式往往是集团型的。资本越大，组织越严密，竞争力越强，攫取的利润越高。徽州富商巨贾在参与贩运贸易的竞争时，同样得到了宗族势力的支持。
对市场需求的正确判断和预测，是贩运贸易的前提，徽商十分注重对各地市场的考察。明代弘治、万历间徽商程季公，“东出吴会，尽松江遵海走淮扬，北抵幽蓟，则以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注208。但是，市场行情瞬息万变，要做到“善察盈缩，与时低昂”，仅仅靠经验或对行情的一般了解是不够的。徽商对市场需求的判断和预测是依靠副手及在各地经商的族人提供的。因此，徽州行商十分重视修谱。绩溪商人章必泰，“隐于贾，往来吴越间”，“尝因收族访谱，遇福建浦城宗人名汉者于吴门，道及南峰宗柘重建事，于是相与刊发知单，遍告四方诸族”，“厥后诣浦城，查阅统宗会谱与西关谱有无异同”注209。在某种意义上，宗谱便成了徽人行商的联络图，“四方诸族”是他们取得可靠商业信息的重要来源。因而程季公能“坐而策之”，指挥族人同时进行多头的贩运贸易，“东吴饶木棉，则用布；淮扬在天下之中，则用盐策；吾郡瘠薄，则用子钱。诸程聚族而从公，惟公所决策……行之十年，诸程并以不赀起，而公加故业数倍，甲长原”注210。
行商要提高利润率，还必须加快贩运贸易的周转率，使资本在相同的时间内，更多地发挥效益。诸如水路、陆路交通工具的衔接、交通路线的选择等，需要事先做出缜密的安排。一些行业季节性较强，如木材商采购徽州本地木材，“于冬时砍倒，俟至五、六月，梅水泛涨。出浙江者，由严州；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而下，为力甚易”注211。错过雨季，资本就得搁置一年。另一方面，还要缩短在采购或销售地的滞留。明嘉靖、万历年间，歙商王子承在四川，新安下贾运货至川，一时难以合适价格售出，商品贮在榻房，还得纳税。而他们急需购进的货物，又因资本垫付在贩来的商品上，难以周转。于是王子承代为销售，并贷款给他们采购注212。由此可知，行商要增强竞争力，就必须建立起自己控制的商业集团，构筑自己的商业网，在购、销、运各个环节上安置自己的亲信。有关徽州行商的记载，都说明他们在这方面得到了宗族势力的支持。例如休宁汪福先，“贾盐于江淮间，船至千只，率子弟贸易往来，如履平地。择人任时，恒得上算，用是赀至巨万……识者谓得致富之道，里人争用其术，率能起家。数十年来，乡人称富者，遂有西门汪氏”注213。汪福先有货船千艘，商业规模可谓大矣，宗族子弟在他的指挥下从事贩运，使他“赀至巨万”，而西门汪氏也因此兴盛起来。
行商为提高利润率，还尽可能压低运输工人的工资。明人陈良谟在《见闻记训》一文中，记载着徽商穷凶极恶地剥削迫害运输工人：“同里许阿爱、杨达、万中极贫，惟以撑筏载商货为生。三人因与徽商程琳争雇直，触其怒，遂诬以侵盗货物米、布、干鱼若干。乃自取干鱼一包为赃，投里长郎升，贿嘱为证，呈告于州。州主林云溪信之，痛加棰楚。许阿爱自经死狱中，杨达、万中俱问刺徒配驿，陆续死于驿。阿爱父母老而饥寒，且苦无子，亦相继死。”徽商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率，还利用宗族制度下保留的奴隶制残余——佃仆制，驱使佃仆从事运输。例如，祁门《李氏分家文约》载：“前项火佃，除各房婚姻丧祭急切重事，仍听量情使唤，其远行下县往州，装簰、放木、讨柴等事，毋得互相使唤，其住房日后再整，俱是众备工食。”文书上把装簰、放木等列为佃仆应服之劳役。其中“远行下县往州”，也应包含商品运输的劳役在内。这是徽商利用宗族势力的得天独厚之处，有利于他们在竞争中攫取更高的利润。
4.借助宗法制度，控制从商伙计。
徽籍巨贾往往兼行商、坐贾于一身，营运范围广，分设店铺多，需要雇佣众多的伙计。俞樾《右台仙馆笔记》载歙商许翁，有典铺“四十余肆，其人几及二千”。徽商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加强对商业集团内部的控制，建立严密的管理体制。他们雇佣的伙计名目繁多，但就管理层次而言，一般分为代理人、副手、掌计、店伙或雇工四层。
代理人受商人的委托经营商业。如江承封“为族人代理鹾务，绝无染指，经营或拙，致亏赀本，愿倾产以偿。族人信其无私，恒谅之”注214。
副手是商人的助手，其主要作用有三：一是商人与掌计之间的中间环节，起协调作用。例如，明嘉靖、万历年间婺源人李世福，“从诸父贾于江宁，握算计画，上佐诸父，下督掌计，而业日隆隆起矣”注215。二是商人的耳目，使商人能“征贵贱运，睹若观火”。“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其人皆铢两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贾而无疑。他日计子母息大羡，副者始分身而自为贾。故大贾，非一人一手足之功也”注216。三是联络官府。《儒林外史》讲到“盐商人家，比如托一个朋友在司上行走，替他会客、拜客，每年几百银子辛俸，这叫做大司客”注217。
掌计，即各店铺的管理人员，担负销售采购业务。例如，岩镇闵世章“走扬州，赤手为乡人掌计簿，以忠信见倚任。久之，自致千金，行盐策累资巨万”注218。又如，歙商鲍志桐“少依我大父（鲍）凤占公习鹾业，旋为我父司出纳，有才干，其资倚畀阅二十余年，未尝易主，家由是渐起”注219。此外，还有用佃仆为掌计的，如黄彦修之父“遣仆鲍秋，掌计金陵”注220。
店伙、雇工，一般由族人乡党或佃仆充当。
由以上可见，各层次的伙计基本上是族人乡党。富商巨贾要求他们“忠信”、“无私”、“铢两不私”、“绝无染指”。对于伙计来说，只要谨于职守，“以身得幸于大贾”，就有“分身而自为贾”的希望。例如名重两淮的总商鲍志道就是“至扬州佐人业盐，所佐者得公以起其家，而公亦退自居积，操奇赢，所进常过所期，久之大饶，遂自占商数于淮南，不复佐人”注221。即使是店伙，也有“超升管事掌钱财”、“几多兴家来创业”的注222。
然而，能“分身而自为贾”的毕竟是少数。伙计进行欺隐之事，时有发生。如吴良友为大贾，“宗人从叔贾，历年滋多，所没入即千缗不啻也”注223。休宁黄氏“典务托匪其人，恣侵渔而反毁舍，以掩其狡，万金灰烬一空”注224。佃仆窃资亡匿之事也不少，黄彦修之父用仆鲍秋为掌计，鲍秋“干没巨万，自焚邸舍以绝纵”。程锁用仆为掌计，结果“窃资亡匿”注225。
为此，徽商用宗法制度这一法宝，以加强对各级伙计（多为族人）的控制。嘉庆《黟县志》卷3《风俗》云：“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徽商在经商地，仍保持着聚族而居的习俗。例如，“自前明入国朝，历二百余年，世习禺策”注226的吴氏，移居扬州者甚多，支脉繁衍。吴氏在扬州“子姓以时奉祭祀”注227。《扬州画舫录》指出，“吴氏为徽州望族，分居西溪南、长桥、北岸、岩镇诸村，其寓居扬州者，即以所居之村为派”注228。徽商在经商地还十分重视建宗祠，祭祖先。如《汪氏谱乘·序》写道：“吾汪氏支派，散衍天下，其由歙侨于扬，业鹾两淮者则尤甚焉。居扬族人，不能岁返故里，以修禴祀之典，于是建有公祠。凡值春露秋霜之候，令族姓陈俎豆、荐时食，而又每岁分派族人专司其事。数十年来，人物既盛，而礼文器具未尝稍弛。”又如，乾隆时徽商方士
，“侨居广陵，未能即归故里。乃建宗祠、置祭田于扬，聚族之商于扬者，恪修祀事”注229。再如，乾嘉间“总司鹾事十余年”的徽商郑鉴元，“先世以盐策自歙迁仪征、迁江宁、迁扬州，皆占籍焉”，他不仅在家乡“修歙洪桥郑氏宗祠，上律寺远祖海公宗祠，置香火田”，且在各经商地建祠设祭。在南京“建祖父江宁宗祠，三置祭田”，还在扬州宅后建亲乐堂，“子孙以时奉祭祀”注230。徽商如此重视尊祖敬宗，其目的在于收族，即以宗子的身份来管理约束族众，并以血缘亲疏尊卑关系来维护等级森严的管理层次。汪道昆在为徽商吴荣让写的墓志铭里，就勾勒了一幅徽商与伙计——宗子与族众的画面。吴荣让十六岁时，“从诸宗人贾松江”，因善于经营，很快就独立发展起来，并移徙浙江桐庐焦山开创新的事业。他在焦山“立宗祠，祠本宗，置田以共祀事如向法”，“召门贫子弟，悉授之事而食之。诸子弟若诸舍人，无虑数十百指”。商业伙计均为族人，为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吴荣让每逢朔望日召集诸子弟（即伙计），“举《颜氏家训》徇庭中，诸舍人皆著从事衫，待命庭下以为常”注231。
徽商还利用宗法制度，强化对从商佃仆的控制。佃仆在徽州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所谓“主仆攸分，冠裳不容倒置”注232，“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注233，“所役属佃仆不得犯，犯则正之公庭。即其人盛赀积行作吏，不得列上流”注234。《儒林外史》中提到徽商程明卿的书童万雪斋，弄窝子（盐引）发了十几万的大财。程明卿后来破产回了老家。就在万雪斋娶翰林女儿为媳的婚礼上，程明卿恰好来到。万雪斋不由自主地跪地迎接，花了一万两银子才把主子打发走注235。这虽是小说，当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徽商孙文林，贾吴兴“多纪纲之仆，毋能试一狎语”注236。这里的“纪纲之仆”，就是指被宗法制束缚住手脚的佃仆。
5.借助宗族势力，投靠封建政权。
明清时代，商业资本是在统治集团奉行抑商政策和专榷制度的夹缝中艰难地发展的。同其他商人一样，徽商也有受封建政治势力欺凌的一面。其中，有王公贵族的侵吞，如“万历癸卯七月，有大贾程思山挟辎重洛阳，为汝宁王所吞噬”注237。有官宦的鱼肉，“中贵人以榷税出，毒痡四海，而诛求新安倍虐”注238。还有恶霸、豪绅的荼毒，徽商王全业贾两浙，“县大猾张实出贱孥横行贾竖中，以口舌构人罪，即世家豪举争折节下之”注239。为避免封建政治势力的欺凌，求得自身的发展，徽商十分注重投靠封建政权。
徽商投靠封建政权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徽州宗族势力与封建政权原来就有天然联系。徽州巨族大多渊源于“中原衣冠”，其始迁祖“半皆官于此土，爱其山水清淑，遂久居之”。宗族势力的消长，往往取决于族中是否有人为官于朝。如“邑中各姓以程、汪为最古，族亦最繁”注240，究其原因，首先是他们有显赫的祖先。程氏的先祖程元潭在东晋初任新安太守，受朝廷赏赐田宅而居歙注241。汪氏迁歙始祖是刘宋军司马汪叔举。隋唐之际，“及越国公汪华起自澄源（原注：绩溪乡名），保障六州，率归命唐室，受国殊封。”其次是历代仕版不绝。汪氏“子姓济济，咸在朝列，由是而汪芒氏苗裔，日益繁衍，辟歙郡矢”注242。因此，徽州各姓都十分重视培养子弟读书做官，并把这一条列为家典族规之首：“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膏火，培植得一个两个好人，作将来模楷，此是族党之望，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注243徽州巨族不惜以重资举办书院学塾，徽商亦源源不断输送资金捐办学校，使徽州成为“东南邹鲁”。据朱彭寿《旧典备征》统计，有清一代各省状元数，安徽居第三，计有九人。安徽有八府五州，其中仅徽州一府便占四人。众多人跻入仕途，为徽商通过“叙族谊”联络封建政治势力创造了条件。同时，有的徽商本身也具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亦贾亦儒，贾儒结合，有利于他们同官府的交往。
“借资贵人，往往倾下贾”注244，是徽商在商业竞争中所使用的主要手段之一。《西关章氏族谱》载，绩溪章必林“族叔盐经历公需次浙江，坐补原缺。历置诸场务，（必林）官宦相从，时与数晨夕，以故得名鹾政。是时，绩之业鹾者，半出其手，而于艰难兴替之会，皆为经划得宜，感其恩者不一而足”。其族弟章必焕（字斗南），“名著两浙，嗣是绩之业盐者，以斗南为鼻祖”。章氏一族依靠族中为官者的权势，得以上下其手，在两浙盐业中取得辉煌的进展，同籍商人也沾到了好处。明人李维桢指出：“徽人多高赀商人，而勇于私斗，不胜不止，又善行媚权势。”注245“行媚权势”是他们“勇于私斗，不胜不止”的前提。
徽商同封建政治势力的结合，在其经营专榷商品时表现得尤为突出。马克思指出：“竞争是由封建垄断产生的。”注246食盐自古以来就是封建国家专榷的商品。明代万历年间实行纲法，编入纲册的盐商成为世袭的专卖商。“凡商贾贸易，贱买贵卖，无过盐斤”注247。各帮商人为取得盐的专卖特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竞争成败的关键，则在于他们同封建政治势力结合的程度。纲商要保持世袭专卖权，取得“官商”的资格便至为重要。嘉庆《两淮盐法志》载，成为官商的途径有二：一是“淮商登仕版，别立户籍，号曰官商，凡官吏需索，诸浮费皆不及”；二是“商籍行盐者，子孙官于朝，遂自立为官商。凡应出正项公费，或减半，或者竟有不出者”。这两条途径对徽商来说是畅通的。由于徽州各宗族对文化教育的普遍重视，徽商往往是亦贾亦儒，其中也有先贾后儒登仕版的。如大盐商江肇岷的儿子练如，“性颖悟，好读书，以家事浩繁，服贾瓜渚。（肇岷）公思振家声……复命归读，名振胶庠。康熙戊寅贡成钧，克付公期望之意”注248。徽商十分重视延师课子，客籍扬州的徽商中，“世族繁衍，名流代出”。李斗《扬州画舫录》所记的高人雅士，有不少就是徽商或他们的子弟。因此徽商较易跻身于官商的行列。官商之上有总商，“众商行盐，必得总商作保”注249。由总商领导全纲商人经营业务，并对国家承担包税任务。总商由众商推举或官府指定，一般来说总商拥有更为强大的政治靠山。如鲍志道与长子鲍漱芳相继为总商，而次子鲍勋茂官至内阁中书加一级兼军机行走注250。又如，“居扬州，淮北人多赖之”的总商曹
，其父曹文植官户部尚书，弟曹振镛官至军机大臣注251。徽州宗族重视培养子弟业儒的传统，对徽商竞争总商是有利的。检阅《两淮盐法志》即可看到总商多为歙人，《歙县志》载：“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明初，盐政实行开中制，外商多为山陕商人，内商多为寓籍淮扬的山陕商与徽商。嘉靖初“西北商贾在扬者数百人”注252，势重于徽商。改行纲盐制后，徽商势力迅速增长。万历《歙志·货殖》云：“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我邑。虽秦晋来贾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徽商在竞争中力克山陕商，从而操商界牛耳的原因，除了地理上就近以外，更重要的是徽商与宗族势力的关系更为密切，与封建政权的联系也更为密切。
二、商人与宗族势力的普遍结合
宗族亲缘组织既然在商业活动中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近世商人与封建宗族势力的结合也就不是个别的、偶发的现象了。15至16世纪以后，中国南部一些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区，宗族有了普遍的发展。国内外学者曾对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了研究，指出该地区宗族组织的发展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步的注253。例如在手工业和商业最为繁荣的佛山镇，几乎所有的名族都经历着共同的发展过程：从事商业、手工业致富后，重视教育、培养子弟读书入仕，建置祠堂，发展族田、商店等公有财产，从而集合始祖、始迁祖以下的族人。佛山的冼氏有石巷、白墈、鹤园、汾水、东头五族。其中鹤园第5世灏通经营铁锅业致巨富，《鹤园冼氏家谱》卷6载：“月松公者鹤侣公长子也，讳灏通，字享甫……佛山商务以铁锅为最，各省巨商闻公信谊，咸投其家，公命诸弟侄经理其事，惟谨商客，人人得以充其货，毋后期也。乃人人又益喜，辄厚谢之。公以故家饶于财，所得辄分诸弟，无吝色……公顾有近宅园地五十亩，田二百余亩，又立为祭田，赡学田，皆乡未之有也。”灏通的儿子分为三房。长房庶系的桂奇“中乙未进士，即议建大宗祠堂，立宗信为宗子，以主始祖之祀，以统族人之心。……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正月内，自己地一段，土名古洛，该税一亩零，建大宗祠堂”注254。该大宗祠堂集合佛山冼氏五族。此后冼氏宗族亲缘组织继续发展并扩及岭南，《岭南冼氏宗谱》卷2《宗庙谱》称，“我族各祠亦多建在嘉靖年间，逮天启初，纠合二十八房，建宗祠于会垣，追祀晋曲江县侯忠义公，奉为岭南始祖”。佛山的李氏亦是如此。据《李氏族谱》载，李氏的始迁祖广成于1469年从里水移居佛山后即以冶铁为生，其子孙也世代冶铁。其中，同野公由冶铁起家，“所营不赀”，家族60余人也共同从事冶铁。同野公的孙子待问考取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南京应天巡抚、户部尚书。天启六年（1626）李待问建立祭祀始迁祖广成公的宗祠，置族田、书田。据《佛山忠义乡志》（民国刊本）统计，该地众多的祠堂中有65所祠堂可以确定设立的年代，它们是宋、元代4所，明初3所，宣德至正德年间5所，嘉靖至崇祯年间31所，清代顺治至乾隆年间22所，嘉庆至道光年间20所。这些数字表明，宋、元、明初的祠堂比后世少得多，且没有连续性。15世纪中期后祠堂开始陆续兴建。绝大多数祠堂是在16世纪以后建立的。这一势头到清代仍未稍减。宗族亲缘组织在16世纪以后的大发展，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商业的发展无疑是最为强大的驱动力。在商业促进宗族发展的同时，宗族势力也推动着商业的发展。佛山的铸锅业在明末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所谓“佛山之冶遍天下”，实际是指铁锅业。到清代，佛山已由村镇发展为一座新兴的城市，据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所载：“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作为南方的一聚，佛山的繁盛甚至超过了省会广州。宗族组织伴随着粤商的兴起，在整个广东迅速发展起来。据陈翰笙的调查，直至20世纪初，“广东农民聚族而居的至少在全体农民百分之八十以上。潮安境内的农村几乎有一半都是一姓所居；一村中非一姓者，亦多分段聚族而居。在惠阳，过半数的村庄都是被一姓独占的”注255。封建的宗族亲缘组织和商品经济的同步发展，并不限于中国的南方。据乾隆二十九年（1764）统计，江西全省由一个族姓合建的宗祠有89处，各姓所建的分祠则多达8994处注256。借助宗族血缘组织参与商业竞争，是中国近世商人的一个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