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岁月

焦先生即便是在最倒霉的时候，也仍然热爱着生活。他把自己的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小屋的后墙因为挨着厕所，所以墙上都是霉斑，他把废旧的报刊贴在墙上，遮住了这些恶心。小屋里除了一张床以外，其余的就都是书了，还有每日写检查的一张小桌。

那时他生活中最愉快的事儿，就是迎接世宁的到来。他会抽空去书店买最新出版的小人书，然后细心地包上书皮儿，告诉儿子看书时不要折坏书角，对书要爱护。老人心里很清楚，由于自己的处境，使这么小的孩子失去了幸福的童年，老人家的内心在滴血。

焦世宁很痛苦地对我说：“姐，你知道吗？那时候孩子们都管我叫狗崽子，也不愿意跟我玩儿。咱们院锅炉房旁边有一间小水房，我总是一个人在那儿玩泥巴。我用泥做成一个个小锅、小碗，然后再给毁了重做，一玩儿就是半天儿。

“有一件事儿最让我受不了。就是在我出生时，妈妈给我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猫，它整天陪伴着我，我每天给它喂水、喂食。它高兴时在我面前打滚儿，我视它为我最好的朋友。可是有一天，小猫不见了，我急得到处找它。我不停地问妈妈：‘我的小猫呢？’妈妈只是一个劲儿地流泪。她无法告诉我，是造反派逼着她亲手把小猫给掐死了，理由是一个狗崽子没有养猫的权利。妈妈把小猫偷偷地葬在我家门前的一棵小树下。夜里没人时，妈妈会去树下看望它，跟它说说话。妈妈痛苦得快要崩溃了。

“紧接着就是红卫兵不许我妈拉窗帘，理由是要日夜监视着我们的行动。眼看着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妈妈为了保护我，只好跟爸爸离婚了。但我们仍然脱不了焦菊隐的小老婆与狗崽子的身份，她无奈只好嫁给了一个根红苗正的造反派头头。在那个家里，他们全家仍把我看成是反革命的儿子——一个狗崽子。他们想让我改姓，但是妈妈是不会同意的。妈妈用自己的牺牲换来我的平安，她要为爸爸留下这条根，因为只有妈妈知道，在生下我的那一刻爸爸是多么高兴。

焦世宁幼小时代

“妈妈改嫁后，为我生了一个小妹妹。我特别喜欢她，也可能是因为她不知道歧视我。她是这个新的家庭里除了妈妈之外对我最好的人。每周末我从我爸那边回来时，总会带一些爸爸买给我的小东西。记得在夏天，有一次爸爸在送我回家的路上，给我买了一根大雪糕。我看着那根当时一般人买不起的清凉可口的大雪糕，突然想到了家中的妹妹。我忍住口水，一路举着舍不得吃，直到到了家中，我把那根都快化了的大雪糕送到妹妹的手里。看着她吃时那高兴的样子，我才感到由衷的快乐。就是这样也换不来继父对我的爱。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虐待我。

“最让我无法原谅他的一件事，就是我爸每次送我回家时，都要站在院子的大门外，看着我走进家门，才能放心。也是因为恋恋不舍，他总是要在大门外站一会儿。一次我继父看到我回来了，马上端起一盆洗脚水，冲出门外，冲着我爸劈头盖脸地泼了过去。我那本来身体就不好的老父亲，回家后就发起了高烧，一病不起。就是这件事，我无法原谅他。”说起这件事，世宁哭了。我的心中也充满了愤怒与哀伤，就是这个现如今被大家捧着的焦大公子，当年那都是受的什么罪呀，小小的年纪，一肚子的创伤。

世宁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俩已经走进了人艺宿舍的大门。他睁大了眼睛看着大门口对着的小楼说：“唉！响玲姐，咱院儿那棵大核桃树呢？”提起了这棵大核桃树，又把我们带回了童年。

就在七几年我们院儿没有盖这个小楼时，在院儿门口对着的空地上，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核桃树。就连下雨时，树底下的那一大块地都不会被雨淋湿，那也是夏天大家乘凉的最好的地方。一到了秋天，树上挂满了核桃，那一颗颗青绿带麻点的滴溜圆的核桃，总是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

最让孩子们高兴的就是到了秋收的季节。那时院儿里看传达室的张大爷就会带着两三个工人打核桃，那简直就是院儿里的一个盛会。世宁对我说：“那时候你们都不带我玩儿。”他对我有点儿责怪。我不服气地说：“你那时太小了，又是男孩子，当然不跟你玩儿了。”世宁被我说得没了脾气。他告诉我：“有一年打核桃时，我一个人远远地看着。只见张大爷一竿子打下去，无数个核桃像冰雹一样落下。再等那几个叔叔跟张大爷一起打的时候，就更加不得了了。只见核桃从天而降，叽里咕噜的满地都是。大孩子都蜂拥地抢着捡，站在一边的我，发现有几个核桃滚到了我的脚边，欣喜地捡了两个，飞快地跑回小屋，兴奋地举到爸爸的眼前。爸爸看到我高兴，也难得地咧开嘴笑了。他还把那两颗核桃放在了窗台上，告诉我：‘刚打下来的核桃不能吃，要等外面的这一层青皮风干后，核桃仁才没有了毒素。’别看我爸那么大学问，可是他从来也不给我讲大道理，他只是在生活中的小事上告诉我一些常识。

“你还记得那个年代，一些木制家具都是自己打的吗？咱院也有一些大人在院儿里打柜子。爸爸发现我总是爱蹲在旁边看，有一天他给我买了一套做木工的儿童玩具，还从别人家做木工活儿的废料里挑了一些小板子。他对我说：‘你不是喜欢看人家做家具吗？自己也动手试试看。’爸爸说完就去做自己的事了。我想了想，做个什么呢？对了，最近爸爸总是咳痰，可是他摆在床边的那个痰盂没有盖子，于是我动手做了起来。我先是找了一块小木板，锯成了痰盂口大小的尺寸，但是我没有办法把那块木板弄成圆的，方的就方的吧。然后我找了一根小木条，立在小方木板的中间，用钉子把它钉结实。一个方头方脑的、带把儿的痰盂盖做好了。可是我自己不满意，我想象的痰盂盖应该是圆的呀。我正在郁闷时，爸爸走了过来。他亲切地说：‘看看小宁做了个什么东西。’我怯生生地举起了自己并不满意的成果说：‘我给您做了一个痰盂盖。’话音刚落，爸爸的眼圈湿了。他高兴地说：‘好！做得好呀！’只见他拿着痰盂盖走出屋门，冲着旁边那几户邻居说：‘你们看看，我儿子给我做的。’当时爸爸那股子高兴劲儿，都把自己是专政的对象给忘了。

“由于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我小时候，我认为自己就是反革命的儿子。在学校里同学们都加入了红小兵，但是没有我的份；同学们争当三好生，更没有我的份。一方面我小的时候很乖，一方面可能老师也可怜我，让我获得了一张进步生的奖状。没想到这张小奖状受到了爸爸的极大重视。他举着这一张小纸，在小屋里转来转去，最后选了一个最显眼的地方，把小奖状贴了上去。他一边往墙上贴，一边对我说：‘小宁，你进步啦！你有进步啦！’我呆呆地站在那，看着爸爸少有的兴奋，很是不解。其实现在我才体会到，我爸高兴的是我也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获得荣誉。”

在我没有见到焦世宁以前，我很怕他是一个心理变态而阴暗的家伙，因为他在童年时受到了太多的不公与屈辱。当我领着他去看他小时候居住的那个小院儿时，他指着一间小平房对我说：“这是孟奶奶家。那时孟奶奶养了一只高傲的大公鸡。有一天我非要穿我姐姐的裙子，妈妈怎么说我也不听，气得妈妈没办法了，只好给我穿了。我穿上花裙子以后非常高兴，就跑到院子里玩儿。你猜怎么着，孟奶奶家的大公鸡一个劲儿地追着我，非要啄我的小鸡鸡，吓得我以后再也不要穿姐姐的裙子了。”说完后我俩都大笑了起来。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让我一下子放松了。我发现世宁仍然很阳光，他并不是抱着痛苦过一生的那种无法释怀的人。我想这可能一方面是来自他那非凡的老父亲的DNA，一方面也说明他有一个好母亲。

世宁从小是跟妈妈长大成人的。他们到了新的环境里，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世宁向我引见了他的发小李隆隆。世宁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都是和他还有一群小哥们一起度过的。”

闲谈中，李隆隆对我说：“世宁他妈最不容易了。他们刚搬来那会儿，由于出身不好，总是有一些不良少年抢世宁的东西，还总打他。他妈发现流氓都找上门来了，赤手空拳对着当时最狂的一个流氓说：‘就是你总欺负我儿子呀！你过来！’流氓横着膀子走了过来，只听‘啪’的一声脆响，流氓的两只槽牙飞了出来，所有人都愣了。流氓扭头飞跑：‘你丫等着！’阿姨微笑着直等到流氓带来四五个人。只见阿姨毫无惧色，后背往墙上一靠：‘你们几个小崽子一齐上吧，我今儿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儿子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当时全都傻了，这是会家伙的呀！流氓全体低头认错，从此见面都管阿姨叫大姐，而且从此世宁在外面受欺负时，总是有人为他拔刀报仇。”没有人会相信大导演焦菊隐的夫人，曾经的舞蹈演员，被生活磨炼得天不怕地不怕了。

世宁说，他妈当年为了生活去做临时工，干的都是男人干的活儿。一次出了工伤，右胳膊带手折了八节。大夫建议她把胳膊锯掉，可是妈妈想到还要照顾一个未成年又没有父亲的孩子，说什么也不让大夫锯，一次又一次地将接错的胳膊在没有麻药的状况下生生地拽开重新接上。也可能是老天有眼，妈妈的胳膊竟奇迹般地保住了。

焦菊隐最后一任夫人潘小丽剧照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不再搞封闭了，国与国之间的大门被打开了。远在东洋的世宁的外婆打来了越洋电话，希望世宁能与妈妈一起到日本在外婆身边学习与生活。从此世宁一下子离开了祖国二十六年，整整二十六年呀！他人在日本，心系祖国，他成年后做的公司，就是把中国的气功、中医等一系列真正的传统文化介绍到日本。

他这次回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久，主要是谈他父亲对祖国话剧事业的贡献。他很想为父亲做一些事情，因为当年父亲是带着遗憾走的，这是做儿子的一个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