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牛两家的感情

从我很小的时候，就记得我家与朱旭叔叔家走得很近。那是因为我们两家相邻，他家有一个奶奶和我奶奶非常要好。那时雪如阿姨生了一个小宝宝，叫朱小闯，比他哥哥朱小龙小八岁。小闯长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圆圆的小脸蛋，一笑有两个小酒窝。他奶奶总是抱着他来我家与我奶奶聊家常。有时我也会抱着他哄他玩儿。

这样的幸福生活没有两年，“文革”就开始了。仿佛一夜之间，我爸爸就和朱旭叔叔一起被揪出来了。首都剧场挂出来好大好长的标语——“打倒人艺四大坏人”，有英若诚、朱旭、牛星丽、童弟。批斗会就开在史家胡同56号（旧门牌）的院子里。造反派把斗黑帮的木头台子搭在了我家平房的后墙。那时朱小龙也只有八岁，我有十一岁，每一次开批斗会时，我们这些被称为“狗崽子”的孩子必须站在第一排，我和小龙吓得站在那儿都不敢抬眼皮。我爸和他爸都是一米八几的大高个，站在台上特别显眼，而且造反派给他们的脖子上都挂了大木头牌子。

第一次批斗会过后，我爸和朱旭叔叔就开始每天扫我们住的院子。我和小龙都不愿去院子里玩儿了，他家的奶奶更是来我家的次数增多。眼看着小闯就长大了，他成了两家的开心果。记得我们小时候总是看革命影片，什么《地道战》《地雷战》的，一看就是好多遍，孩子们自己都会演了。可爱的小闯也不例外，他穿着奶奶的大蓝棉背心，在我家的地上匍匐前进，一直爬到我家的灯绳下，把电灯拉得一亮一灭的，他那是在模仿《地道战》里的高老钟拉响村里大钟的情景。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这下可气坏了两个老太太，他奶奶嫌他把自己的棉背心爬脏了，我奶奶怕他拉坏了我家的电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这些人也会苦中作乐。

没过多久，我妈妈和小龙的妈妈雪如阿姨也被揪出来了，名目好像叫什么“公安六条”。爸爸妈妈都被揪出来了，我们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狗崽子。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院子里被揪出来的叔叔阿姨数量增多，我们反而心里好受了许多。俗话说得好，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我们又都到院子里去玩儿了。

夏天时，院儿里的平房会漏雨。以前都是工人们上房去抹油膏，现在工人阶级都变成了领导阶级，这些活儿就都让牛鬼蛇神们去干。当然我们院儿的活儿就落在了我妈与雪如阿姨的身上。我妈天生胆儿大，没把这些活儿放在眼里。她头戴着草帽，手提着小桶，飞跑在房顶上，还真有点儿女侠的风范。可是平日温柔的雪如阿姨总是细声慢气地说：“金雅琴你慢着点儿，如果摔坏了就受罪了。”每当这时，我妈都会大大咧咧地说：“没事儿，我小时候练过武术。”

被劳动改造的妈妈们在房顶上干活儿时，我和小龙都大了，比较懂事，从不打扰她们。可是才三四岁的小闯就不同了，他总是冲着房顶上的雪如阿姨说：“妈妈，我要吃冰棍儿。”雪如阿姨看着幼小的儿子心疼得不得了，就从房顶上下来给他往小手里放三分钱，然后再爬到房上去。小闯吃完后没过一会儿又要，雪如阿姨就又往下爬。就这样上来下去也是很危险的，容易摔着。我妈就急了，她粗声大气地说：“雪如！你太惯孩子了。”雪如阿姨还是脾气特好地跟我妈说：“嗨！孩子不是小嘛。”她偷偷地抹着眼泪。后来我妈回忆起这段儿时，总是觉得自己当时太不能理解雪如阿姨的心了。

运动进行到中期，剧院里又揪出来一大批年轻人，叫“五一六”。那些老反革命没人管了，我爸他们倒是逍遥起来了。他们热爱起了放风筝。朱旭叔叔特别会扎风筝，风筝上的小画儿都是朱小龙画的。我爸呢，特别会做蝈蝈葫芦，最讲究的葫芦盖儿，是象牙雕的。我们这两家人倒是玩起了工艺美术。后来我爸又率领着我们做小泥人儿，朱小龙负责上色，做玻璃罩盒，爸爸总是夸小龙手巧。爸爸有个朋友叫甄继明，他那时是负责工艺美术进出口的工作，他常常来家中做客。后来他发现我和小龙都有绘画的才能，就教我们往鸡蛋上画画儿。当我们掌握了这种技巧后，老甄叔叔就让我们为进出口公司绘画。刚开始我爸总是辅导我们，还帮我们画样品，慢慢我们画熟练了。居然在那个年代，我们还用自己的双手挣到钱了。

等到了运动后期，又有了新的斗争大方向，我们的爸爸妈妈们都没事了。他们变成了真正的逍遥派。喜欢游泳的我爸，于是和院子里的好友，比如董行佶叔叔、郭家庆叔叔、覃赞耀叔叔等常带领着孩子们天天奔龙潭湖。就是在那儿，我们都学会了游泳。记得那时候我特别瘦小，再穿着一件黑色的泳衣，大家都管我叫小蛤蟆骨朵。有一次我想一个人试试能不能游到对岸去，于是我就在水中奋力地游起了蛙泳。我游到湖水中间时，断断续续地听到有人叫我，叫我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弱，最后没声了。等我游回来的时候，看到大家都围着董行佶叔叔。爸爸对我说：“你小董叔叔怕你被淹着，就大声叫你，可是你不听却越游越远，后来他自己被吓得晕倒了。”听到后我很不好意思，妈妈却哈哈大笑了起来。她还说：“小董这一辈子就是胆儿小。”

我们就这样一天天忘乎所以地玩儿着，剧院突然恢复演出了。好像新排的戏叫《云泉战歌》，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够革命的。当然选演员也要有一定的条件，结果很荣幸我爸被挑选上了。妈妈知道后，大吵大闹，一直闹到军宣队的办公室里。她理直气壮地问军宣队的队长：“你跟我说说，要参加演出都需要什么条件？”队长说：“思想好，工作好，身体好。”妈妈这时阴阳怪气地说：“噢！是‘三好’呀？别人我就不说了，就说说牛星丽吧。什么思想好、工作好我都不谈，就说身体好这一条吧。他牛星丽这几年里三次大手术，七次胃出血，他身体好吗？”妈妈咄咄逼人地质问军宣队的队长。这时队长也不示弱，他严厉地说：“现在咱们剧院里有阶级斗争新动向。有人说演员不让演戏，让大家卖白薯去呀？”听到这，我妈说：“怎么啦？这话是我说的，我说错了吗？”就我妈这表现按今天的网络语言说，这不是损友吗？幸亏我爸有修养，不然我家还不得打起来呀？

这事发生后，晚上雪如阿姨就来我家了。雪如阿姨见到我妈后，不说话先笑，然后慢慢悠悠地说：“怎么着？大奶奶，听说你今天大闹军宣队呀。”我妈知道雪如阿姨是来批评她的，赶紧冲了一杯茉莉花茶，然后就冲着雪如阿姨诉起苦来。其实她们这些做演员的，那么多年都没有上过台了，好不容易要恢复演戏了，谁心里不痒痒呀。结果还来了个三六九等，没被选上的人，继续靠边儿站，别人都敢怒不敢言，只有我妈这个大炮筒子，冲到了军宣队办公室大闹一场。雪如阿姨说她：“你闹就闹吧，干吗拉上老牛呀？你这个人也真是的。”妈妈坦白地说：“不说他说谁呀？说别人，人家干吗？”这么一听，我妈也还算聪明。

我妈脾气不好，我爸基本上拿她没辙。实在说不通时，爸爸搬的救兵就是雪如阿姨。所以打小我就看着雪如阿姨亲。我也经常说我妈：“你就不能向雪如阿姨学学？看人家说话多温柔呀，从来也不发脾气。”妈妈听后还非常不虚心，她对我说：“她是不发脾气了，但是她耷拉脸呀。她一不高兴，也不说话，哗一下，脸子就下来了。”说到这儿，我倒是哈哈大笑了起来。我妈她太能强词夺理了，怪不得，一辈子不进步，这是我爸常说的话。

随着《云泉战歌》的演出开始，剧院想恢复演出了，但是又苦于缺少剧本，于是人艺就组织了好多创作组，让大家出去体验生活、写剧本。那时已是“文革”的尾声了，还存在一定的极“左”思潮，有些叔叔写回来的剧本就被批判了，纯属费力不讨好。这时我爸和朱旭叔叔也被派出去写剧本了，他俩选择了去黄山。走的时候他俩已经商量好，一个字都不写。如果违心地写，他们不愿意。如果按照自己的心来写，回来要被批判，也是白写。爸爸临走时，带了画画儿的工具，朱旭叔叔也带了速写本，合算他俩是去黄山写生去了。爸爸回来后把一本本的速写拿给我看，他的风景画里总有一个米粒大小的小人儿。爸爸对我说：“这是你朱旭叔叔。”当时把我乐得够呛。若干年后我爸去世了，北京电视台有一次给朱旭叔叔做节目，请来他最亲近的朋友，当然有我们一家。爸爸虽然不在了，可是我和爱人世宁还有妈妈给朱旭叔叔带去了爸爸的蝈蝈葫芦，作为礼物送给了他，还讲述了爸爸与他当年在一起的故事，朱旭叔叔非常感动。

记得爸爸临终前还对我说：“你朱旭叔叔跟我要两个葫芦，一个他自己玩儿，一个送给老英（英若诚）。”爸爸还调皮地说，“文革”后期他们都在剧院里开会学习，他和朱旭叔叔一人怀里揣着一个葫芦，结果他俩的虫儿因为环境合适，叫了起来，而且还配合着高一声低一声的。大家都互相观看，不知这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声音。他俩更是面无表情，一副打死也不招的样子。说到这儿，爸爸得意地笑了。

这一晃爸爸已经去世五年了。朱旭叔叔的孙女维婕说：“我爷爷跟牛爷爷最有感情了。爷爷从来都不出席告别仪式，只有牛爷爷去世时，我爷爷去了，而且他特别难过。”维婕还说：“爷爷跟我说，他当年跟牛爷爷一起拍一部电视剧叫《酒友》，其中有一场戏，他俩钻在一个被子里。导演叫停的时候，他俩半天都没动静。最后大家掀开被子时都傻了，两个老头儿正抱着哭呢。”通过孩子短暂的描述，我们都能想象出，这两个老人在一起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渡过了多少急流险滩。现在还能这样在一起拍戏，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呀！

朱家搬出56号以后，我们两家就来往得少了，慢慢他们的年岁也大了。记得我妈在三亚获金鸡奖时，从领奖台上下来，正碰上朱旭叔叔。朱旭叔叔高兴得拥抱了她。最不能容忍的是，我妈大声地问我：“这是谁呀？”当时朱旭叔叔都无语了。但是他们之间都太了解对方了，朱旭叔叔并没有生她的气。知道她的眼睛和耳朵都不好，可还是开玩笑说：“这个老太太，获了奖就不认识人啦！”妈妈和我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也很少出门了，有时妈妈会往朱家打个问候的电话。当我们得知雪如阿姨又为剧院写了新剧本时，妈妈由衷地高兴。她说：“雪如就是闲不下来，那时她写了小彩舞的电视本子时，我还满处跑着帮她拉钱呢。为此跑了好多趟天津，眼看着就成了的事，结果出资方自己出问题了，老板跑路了。唉，雪如也是不容易呀。”当得知雪如阿姨写的新戏《理发馆》要上演时，妈妈由于身体不好，自己没法去，她让我和世宁一定要去，要代表她去。这是妈妈的心愿。其实那天我们没有票，到了门口现找剧院的人要的。新戏上演没多久，雪如阿姨就去世了。妈妈惋惜地说：“唉！她那是累的呀。她以前身体就不好，她有心脏病呀！”妈妈很难过，她给朱旭叔叔打去了问候的电话。

妈妈、朱旭叔叔都老了！

爸爸、雪如阿姨都走了！

想想他们曾经的辉煌、失落、成功、挫折。其实到了最后，都像清风轻轻地吹过。但愿这一股股的清风，吹醒艺术园林里那些脆嫩的小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