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边疆民族建州女真部在明末的强势崛起

建州女真部兴起于明朝东北边疆。长期以来，明朝对女真部采取的是“恩威兼施”政策，以此压制女真人的发展；而以努尔哈赤为首领的建州女真部在其势力尚未强大之前，积极发展与明王朝及周边国家朝鲜的友好关系，力求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空间，趁机壮大自己的力量。

 

一、明朝对建州女真部的长期有效统治

 

对于建州女真部，明朝统治者实施恩威并举、以笼络为主的政策，“以夷制夷”，企图使建州女真各部互相牵制，从而达到有效控制女真人的目的。

（一）明朝前中期对女真部的羁縻控制

女真即为今天满族之前身。女真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族群，很早以前就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从先秦时期的肃慎，到汉魏晋时期的挹娄，再到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直到辽朝初年开始以“女真”的名称见著于史籍。辽朝末年，女真民族日益发展壮大，于1115年建立了大金政权，并先后灭亡辽朝与北宋，与南宋政权形成对峙。蒙古部兴起之后，1234年灭亡金政权，女真人臣属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统治之下。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后，蒙古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女真人继续受到蒙古贵族建立的北元政权控制。随着明朝统一东北战争的节节胜利，北元势力退缩到蒙古草原上，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成为明朝统治下的边疆民族。

明朝时期，按照生活方式和经济状况以及地区分布，女真人分为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又称东海女真）三大部，其下各有若干大小不等的部落。彼时女真各部的大致分布是：建州女真原居于今黑龙江依兰附近及其以北地区，其主体部分为元代女真的胡里改部、斡朵里部与毛怜部。明初，这三部分成两路，相继南下，分布在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抵鸭绿江边。海西女真原驻地是以忽喇温江（今黑龙江呼兰河）为中心，后部分海西女真南迁至辉发河流域。野人女真指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下游的女真部落，分布在建州、海西女真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区，北达黑龙江下游以北地区，东抵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海岸。 5

明朝建立伊始，蒙古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尤其是盘踞辽东的故元主将纳哈出，力量较为强大，对明朝构成严重的边防威胁。为了孤立纳哈出势力，明太祖朱元璋对于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广大女真人，实施以招抚为主的笼络政策，所谓：“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 6明太祖不断遣使到女真地区进行宣慰，于是女真各部相继前来归顺明朝，如《明实录》记载：“故元海西右丞阿鲁灰遣人至辽东，愿内附。” 7对于前来归附的女真人，明太祖注重以赏赐的方式加以安抚，如“赐辽东女直所部阿苦义等六人，衣各一袭、钞五锭”8，等等。

明成祖继位后，注重加强对女真人的控制，专门派人到图们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以及朝鲜半岛北部招谕女真各部。明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派“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烈迷诸部落招抚之，于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诸酋长悉境来附” 9。是年十一月，明成祖任命来朝的胡里改部女真头目阿哈出为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指挥使” 10，这是明朝设置在松花江流域管辖女真人的羁縻卫。明成祖为了招抚女真诸部，利用女真名酋阿哈出的声望，以赏赐爵禄方式招谕女真人，借机扩大对女真人居住区的统治，如永乐二年（1404）十二月，辽东总旗张孛罗、小旗王罗哈等奉敕谕经朝鲜到建州卫地“使（阿哈出）招谕野人，赐书慰之” 11。于是，今辽宁开原县以北，包括今吉林、黑龙江两省及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女真人，纷纷表示服属于明朝。永乐六年（1408）三月，忽的河、法胡河、卓儿河、满剌河等处女真野人头目哈剌等来到明王朝，明成祖“遂并其地入建州卫”12。在阿哈出的荐举下，明朝经过一定的说服工作，使斡朵里部著名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最终加入建州卫。

为管理偏远地区的女真人，永乐七年（1409）四月，明成祖决定设置奴儿干都司，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佥事，“统属其众” 13。永乐九年（1411）春，明朝太监亦失哈等率官军一千人，巨船二十五艘，在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正式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 14作为统辖女真地区诸羁縻卫所的上一级机构。据《明史》记载，到正统十二年（1447），奴儿干都司管辖184卫、20所。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的各卫所，皆隶属于奴儿干都司，其分布范围很广：“东濒海（日本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鄂霍次克海）。” 15奴儿干都司的设置，有效地促进了明朝廷对女真的招抚工作。对于设置在女真地区的羁縻卫所，明朝采取与内地的卫所不同的建置形式与不同的统辖管理方式：首先，羁縻卫所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机构，既有军事职能，又要管理地方的行政事务；其次，羁縻卫所属土官体制，即由当地女真部落首领担任卫所各级官员，官职是世袭的，父死子继，但诸卫所官员必须经过明朝廷委任，与明王朝有明确的隶属关系。 16为了防止女真等塞外少数民族的反抗，明朝很注重服属的效果，所谓“以不战为上兵，羁縻为奇计” 17。而通过实行卫所制度，对于女真各部落首领授予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千户、百户等官职，使他们相互对立、互相牵制，可以制止他们之间的势力联合，防止他们谋求分裂。

明永乐十年（1412），明朝从建州卫中分出一部分，设置建州左卫，任命斡朵里部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明宣德八年（1433）十月，由于猛哥帖木儿配合明朝打击逃到朝鲜半岛的女真豪族杨木答兀，引起杨木答兀的愤恨，因而杨木答兀纠集部分野人女真，在阿木河（今朝鲜会宁）杀死了猛哥帖木儿，史称“阿木河事件”。在这次事变中，猛哥帖木儿的次子董山被掳走。后来，董山因得到毛怜卫指挥使的帮助，回到朝鲜境内的阿木河，与其叔父凡察（猛哥帖木儿同父异母弟）一起居住，并且“袭为本卫（建州左卫）指挥使” 18。这时期，建州卫由阿哈出的孙子李满住担任都督，势力日益壮大，与邻境朝鲜发生冲突；明廷为了压制李满住的势力发展，实施一贯的“以夷治夷”政策，听任朝鲜于明宣德八年（1433）和正统二年（1437）先后两次侵入建州。 19为了达到使女真各部相互分离，从而削弱女真势力的目的，明英宗于正统七年二月，“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升都督佥事董山为都督同知，掌左卫事；都督佥事凡察为都督同知，掌右卫事” 20。从此，建州女真分为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合称“建州三卫”。三卫同属于明朝奴儿干都司的统辖，属于具有较强自主权的羁縻卫所。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为了从经济上控制女真人，明朝廷给女真各部落首领发放印信，允许他们定期入京朝贡。历史上，中原王朝为了显示天朝大国的地位，与周边臣属国家及境内少数民族之间封贡关系的一贯原则，是实行“厚往薄来”的怀柔政策，回赐物品十分优厚，比进贡物品种类、数量更多，价值更高。明朝廷为了招抚、安置女真人，使其服从明朝的统治，对女真人采取羁縻政策，对于前来朝贡的女真人同样给予丰厚的抚赏和回赐，所谓：“来则嘉其慕义而接之以礼，不计其物之厚薄也。若必责其厚薄，则虏性易离，而或以启衅，非圣朝怀远人厚往薄来之意。” 21这种物质上的进贡与回赐关系，是一种变相的经济贸易形式；但应该指出的是，它是建立在政治隶属关系上的。后来，正是由于以董山为首的建州女真不服从明朝的约束，大肆抄掠辽东都司所辖的汉人地区，使明朝东部边疆地区不得安宁。成化三年（1467）七月，明廷出动军队杀死了董山。22十月，明朝联合朝鲜军队讨伐李满住所辖的建州卫女真，给女真人以沉重打击。 23成化十五年（1479）十月，明朝和朝鲜联军讨伐建州女真。这次军事行动，给建州三卫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幸存者“仅结草穴土，而居耳” 24，建州女真由此一蹶不振，陷入了一个漫长的低迷期。

由此可以看出，明朝前中期对边疆民族女真的政策，是实施传统的羁縻控制，通过对女真各部实施政治分封和经济赏赐等手段，进行招抚与安置，借以巩固明朝边防。但当建州女真寇掠明朝辽东都司辖区，危及明朝的政治利益时，明廷便出兵镇压女真部落。

（二）明朝后期对建州女真部的打压

经过成化年间明朝与朝鲜的联合军事打击，建州女真衰落下去。此后明朝与女真之间并无大的战事，明廷通过分封李满住、董山等人的子孙官职，保持正常的封贡关系，实行对女真人的羁縻统治。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沉寂后，女真人重新兴起。

16世纪70～80年代，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经过分散、组合，重新形成了新的部落势力。野人女真主要分布于外兴安岭、锡霍特山脉、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西岸地区以及库页岛等地，包括这些地区不同语系、语族、语支的若干氏族部落。海西女真的核心部分逐渐形成了“扈伦四部”，哈达部，以居哈达河（今辽宁省西丰县小清河）一带而得名，其地在今吉林辉南县西一带，在王台为首领时哈达部强盛。叶赫部，首城为叶赫城（今吉林省梨树县叶赫满族乡），以居叶赫河而得名，主要分布于今辽宁开原之北叶赫河、伊通河、东辽河上游。乌拉部，以居乌拉河（今松花江）畔而得名，主要分布于伊通河至辉发河口的松花江两岸地区，首城为乌拉城（今吉林省吉林市郊区乌拉街镇）。辉发部，以居辉发河一带而得名，主要分布于今吉林省辉发河、柳河、沙河一代。建州女真有建州五部与长白山三部，合称八部，其中建州部包括完颜部（居住浑江上游西侧各支流）、苏克素浒河部（居住苏子河流域）、浑河部（居住浑河及其上游英额河流域）、完颜部（居住今吉林省敦化西一带）、栋鄂部（居住浑江支流栋鄂河流域）、哲陈部（居住浑河支流扎克丹河，今土木河流域）；长白山部包括鸭绿江部（居住今鸭绿江上游集安县一带）、朱舍里部（居住松花江上游朱冷河流域，今吉林省临江县北一带）、讷殷部（居住松花江上游地区，今吉林省长白县一带）。 25

在当时的女真内部，各大小部落之间相互征战讨伐，矛盾重重，史载：“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 26在建州女真诸部中，以王杲为都指挥使的苏克素浒河部建州右卫势力最强。据赵维和考证，王杲（喜塔拉氏）为猛哥帖木儿同母弟建州右卫都督凡察的后裔。 27明嘉靖年间（1522～1566），王杲继承父业，在苏克素浒河河畔古勒山城（今辽宁新宾上夹河镇古楼村）袭任建州右卫都指挥使，后自封为都督。由于王杲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建州诸夷悉听杲调度” 28，王杲势力迅速强大，控制一方，自行其是。当时建州左卫的觉昌安、塔克世，也依附于王杲，并与之联姻。

由于王杲联合蒙古各部落，接连寇犯抚顺、辽阳等地，对明统治构成巨大威胁，于是在隆庆四年（1570）十月，明朝穆宗皇帝以名将李成梁“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辽东” 29。李成梁到辽东总兵任后，“大修戎备，甄拔将校，收召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选锋，军声始振” 30。同时，李成梁利用女真人内部的各种矛盾，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对女真人实施分化瓦解政策，利用女真人对付女真人，企图让女真内部自己消耗，难以形成统一民族，从而达到削弱整个女真力量的目的。明万历二年（1574）十月，李成梁率兵攻打建州右卫王杲所属古埒寨，围剿桀骜不驯的王杲所部，王杲逃到海西女真哈达部王台处。王台势力很大，“自抚顺、开原而北属海西者，王台制之”，“东陲晏然三十年，王台有力焉”。 31为了有效地控制女真人，明朝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对于地处建州女真与蒙古之间、对明表示忠诚的海西女真哈达部，明廷给予大力扶持。而王台也忠顺于明朝，“执（王杲）以献，（明朝）斩之” 32，王杲被杀。为了表彰哈达部首领王台献建州女真首领王杲于明朝之功，明朝“加台龙虎将军” 33。

与王杲同时代的建州女真还有王兀堂所部。根据有关专家的考证，王兀堂属建州左卫，为努尔哈赤五世祖董山的后裔34，其部散居于今辽宁省抚顺东南、清河至鸭绿江地方“自清河而南抵鸭绿江属建州者，兀堂制之” 35。当时，明朝与建州女真在清河、叆阳、宽甸等地开设互市，进行贸易。由于互市过程中女真人与辽东都司居民产生了矛盾，王兀堂欲率部袭击明朝的城堡。明朝先发制人，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军讨伐之，但未能阻止女真王兀堂部的寇抄行为。万历八年（1580），“其秋，兀堂复犯宽奠，（明朝)副将姚大节击破之。兀堂由是不振” 36。在明军的追杀之下，王兀堂部逐渐衰败。

上述史实说明，长期沉寂后意在重新奋起的建州女真部落，在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镇压下，发展受到阻碍。作为辽东总兵的李成梁镇守东北三十余年，在维护东北边疆稳定、保障地方安全方面，既有建功立业的一面，也有腐败堕落的一面，总体上看前者应大于后者。《明史》载：“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帝辄祭告郊庙，受廷臣贺，蟒衣金缯岁赐稠叠。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 37这是对李成梁镇守辽东前二十余年为维护东北边疆稳定所做出贡献的评价。然而，二次复出后的李成梁晚节不保，为追求“贵极而骄，奢侈无度”的腐朽生活方式，李成梁大肆贪污搜刮，尤其是与税监高淮相互勾结，以征收矿税为名，横征暴敛；以军事物品进行垄断贸易，“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38李成梁的敲诈勒索，使辽东地区经济衰退，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军事上，李成梁不再刻意于整修战事，而是贪图享受；属下军官任意侵占田地，军屯遭到破坏，军官肆意克扣军饷，军事训练经费难以保障，士兵生活困苦，无备战热情，因而导致辽东边备的废弛。而这种情况，为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提供了一个在东北地区大展身手的良机。

 

二、努尔哈赤治下的建州部迅速发展壮大

 

在明朝对女真人的羁縻政策下，作为后起的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根据当时的形势，明智地采取对明朝表面恭顺、暗自积蓄力量的应对策略，尽力避免过早地遭到明朝的打击，从而为建州女真部的崛起、统一女真事业的顺利进行，谋得良好的发展契机。

（一）努尔哈赤的身世及统一女真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诞生在建州左卫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兴京老城），其“龙颜凤目，伟躯大耳，天表玉立，声若洪钟，仪度威重，举止非常，英勇盖世” 39。 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觉昌安、塔克世，属于建州左卫觉罗部。觉昌安姓觉罗，系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的后裔。猛哥帖木儿为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后被野人女真杀死。猛哥帖木儿的次子董山为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被明朝斩杀。董山的第三子锡宝齐篇古，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锡宝齐之子福满为努尔哈赤的三世祖。福满第四子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精明强干，经过一番打拼，他确定本家族定居于赫图阿拉，以此为中心扩展势力。觉昌安有五子，其中第四子为塔克世（塔失），此即努尔哈赤之父。觉昌安、塔克世虽然世袭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但由于当时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杲的势力强大，觉昌安、塔克世所部难以同王杲抗衡，因而受制于王杲的建州右卫。

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杲随着自身力量的膨胀，不服从明朝廷约束，频频挑战明王朝的权威地位，明廷决定予以军事打击。万历二年（1574），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军围剿王杲所在的建州右卫。觉昌安、塔克世由于长期受王杲的压制，心怀不满，于是积极配合明军对王杲的清剿行动，帮助明军消灭了王杲。王杲死后，其子阿台成为建州右卫指挥使，继续统辖浑河、苏子河地区。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在建州女真苏克素浒河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引导下，又领兵讨伐据守古埒寨的阿台。阿台的妻子是觉昌安长子礼敦之女，即为觉昌安的孙女，出于替阿台着想，觉昌安、塔克世到古埒寨做劝降工作，但阿台并不听从，于是明军武力攻城。在双方混战中，觉昌安、塔克世两人不幸被明军杀死。

关于觉昌安与塔克世的死因，《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有记载明军答复为“被误杀” 40。学者们也大多认为觉昌安和塔克世确实是在混战中被明兵误杀， 41但学者姜相顺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李成梁很可能有意将塔克世杀害而以误杀掩盖真相”42，肖瑶也认为“是尼堪外兰在这混乱之中，挑唆李成梁杀了觉昌安和塔克世” 43。笔者同意此种看法，认为李成梁故意杀害了觉昌安父子。因为明朝对待少数民族一贯的政策是“以夷制夷”，此时建州部落苏克素浒河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正与明朝打得火热，明朝意欲扶持尼堪外兰，故而听信尼堪外兰的挑唆，杀死了对明朝并无多大利用价值的觉昌安和塔克世，对此，建州人还是有清醒认识的，即“尼康外郎（尼堪外兰）唆使大明兵并杀觉常刚（觉昌安）父子” 44。

由于塔克世的妻子即努尔哈赤的生母，是女真酋长王杲之子阿台之女，明朝不可能不考虑到王杲部与塔克世一家的关系，因而早在当年明军攻破王杲寨时，李成梁曾想杀死作为塔克世长子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抱成梁马足请死”，不过，李成梁还是发了善心，没有斩草除根，反而留了努尔哈赤一条性命“成梁怜之，不杀，留帐下卵翼如养子”， 45并且让努尔哈赤在李成梁的军营中接受军事训练，据《东夷考略·女直》记载：“奴尔哈赤方幼，李成梁直雏视之。” 46《山中闻见录》也有类似的记载：“塔失（努尔哈赤父亲）有二子，长即太祖，次速儿哈赤，俱幼，李成梁抚之。太祖既长，身长八尺，智力过人，隶成梁标下……” 47在李成梁的庇护下，努尔哈赤“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又学习了作战的本领” 48，这就为后来努尔哈赤的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如后世与努尔哈赤作战的明朝将领熊廷弼所言：“生其（努尔哈赤）羽毛，而长其爪距，纵其飞扬，而成其跋扈，宁远（李成梁）不得而辞其过也。” 49

那么如何看待李成梁“养虎（努尔哈赤）贻患（明朝）”问题？国内外学者认为，正是在李成梁的关照下，努尔哈赤得以迅速崛起，李成梁为努尔哈赤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如国内学者孙文良指出：“李成梁的失策纵容了努尔哈赤。” 50曹国庆认为：“建州努尔哈赤势力的迅速崛起，正是李成梁一再纵容的结果。” 51日本学者和田清指出：“李成梁与努尔哈赤关系密切，李成梁扶持努尔哈赤成为建州首领。”三田村泰助也认为：“努尔哈赤的崛起得到了李成梁的大力扶持，李成梁是他的后援、保护者”，“李成梁勾结高淮弃宽甸六堡纵容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利用万历时期贡敕贸易获得貂参之利，壮大了建州女真的经济实力”。 52由此可看出李成梁对努尔哈赤发展壮大所起到的间接作用。在此，笔者认为，我们并不能将努尔哈赤成为明朝“后患”的责任完全归罪于李成梁一人，因为当时整个的明朝体制已经昏庸腐朽，病入膏肓，给外族入侵以可乘之机；加之以李成梁为代表的明朝贵族地主政权对女真人的镇压打击，激起努尔哈赤强烈的民族仇恨，于是努尔哈赤养精蓄锐，伺机谋叛，故应该说是明朝的政局及民族政策使然。

彼时，对于自己的父、祖被明军杀死，努尔哈赤非常伤心，他曾前去诘问明朝边将曰：“我祖、父何故被杀？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仇也。”明朝廷解释为“非有意也，误耳”，作为补偿措施，明皇帝“与（努尔哈赤）敕三十道，马三十匹，封龙虎将军，复给都督敕书”。 53于是，努尔哈赤承袭父祖职位，担任建州左卫指挥使，成为明朝卫所制下的地方官员。对于自己的父祖是否是“误杀”，努尔哈赤心里自然清楚，因而后来努尔哈赤举起反明大旗，在公开宣称的“七大恨”中，第一大恨就是明朝杀死了他的父祖。

富有心计的努尔哈赤吸取建州部王杲、王兀堂等首领遭到明朝镇压的教训，没有同明朝继续纠缠下去，而是把父、祖之死的责任转嫁到其他女真首领身上，曰：“害我祖、父者，尼堪外兰所构也，必执以与我。”于是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以其父祖“遗甲十三副，谋伐尼堪外兰” 54，率军队攻打尼堪外兰所在的图伦城。图伦城被攻破后，尼堪外兰逃入明朝廷，寻求保护。努尔哈赤请求明朝交出尼堪外兰，明朝边将配合努尔哈赤的活动，将尼堪外兰斩杀，明廷并赐给努尔哈赤“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 55，以此笼络努尔哈赤。这同样是明朝“以夷制夷”政策的体现。本来尼堪外兰是明军攻打阿台所在建州右卫的向导，如今古埒寨已被攻下，对明朝而言，尼堪外兰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于是明朝将尼堪外兰抛出，转而扶持努尔哈赤。后来，明朝为了遏制努尔哈赤，又利用海西女真的叶赫部来压制努尔哈赤，阻挠努尔哈赤迎娶叶赫的女儿即为例证，目的正是为了防止他们的联合。

清除尼堪外兰势力后，针对周围强敌林立，严重威胁建州部生存的局面，努尔哈赤采取“恩威并行” 56的策略，既对投靠人员施以恩惠拉拢，又对敌对势力予以军事打击，由此展开统一女真各部的斗争。当时，明朝为了加强对辽东地区的管理，设立了海西卫，分南北二关，以哈达部为南关，叶赫部为北关。努尔哈赤灭亡哈达部，则明朝失去了在南关的防卫。由于叶赫部所在的开原、铁岭地区是明朝辽东边防的重要屏障，明朝对于该地区的防守非常重视，因而明神宗皇帝屯重兵于开原，通过扶持叶赫部来制约建州部。叶赫部则依仗明廷的支援，与建州部抗衡。这样，明朝与海西叶赫部成犄角之势，联合防御努尔哈赤建州部。

努尔哈赤并没有急于同叶赫部作战，而是逐一打败苏克素浒河部等建州五部和鸭绿江部等长白山三部，万历十六年（1588），统一了建州女真本部，女真“各路归附益众，环境诸国有逆命者，皆削平之，国势日盛” 57。尤其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的古勒山一战中，努尔哈赤领导其部众，成功地击退以叶赫为首的九部联军三万人对建州部的围攻，生擒乌拉首领布占泰，迫使叶赫外逃。为彻底荡灭叶赫部，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调集力量，攻取叶赫国“大小寨十九处，尽焚其城寨、房舍、粮储，收降众编为三百户” 58，于是，努尔哈赤就平服了海西女真中除叶赫以外的扈伦三部，陆续兼并东海女真的许多弱小部落，结束女真社会长期分裂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基本完成女真的统一大业，所谓：“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 59

这样一来，利用明朝把国内大部分兵力投入援朝抗倭、东北边疆地区疏于治理的有利时机，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女真部积聚力量，乘隙发展，迅速崛起，成长为中国东北边疆的重要势力。

 

（二）努尔哈赤对明朝的两面政策

在女真部落发展过程中，当时女真的诸多酋长为了获取政治资本及经济利益，曾设法与明朝建立联系，以图得到明朝的支持，如此前的王台、尼堪外兰；但明朝并不想真正地扶持这些女真首领，只是暂时利用他们而已，一旦失去利用价值，即被明廷抛弃。至于那些公开对抗明朝的女真首领，如此前的王杲、王兀堂，最终落得个兵败被杀的结局。努尔哈赤清楚地认识到，彼时的建州女真部作为强大明朝境内的一个地方部落，与明朝实力相差悬殊，尚难与明朝抗衡，因而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对明政府采取明智的两手政策，即明里效忠于明朝廷，暗地里却不断发展建州女真自身的势力。

首先，努尔哈赤在政治上顺应明王朝的羁縻统治，接受明朝的册封，经常到明朝京城入觐朝贡，体现出谦恭态度，表示甘作明朝的臣民。在明朝社会，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能否按时朝贡，尤其是其首领是否亲自到京城朝拜皇帝，这是明朝衡量该少数民族及其首领是否忠于朝廷的重要标志，精明的努尔哈赤自然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万历十八年（1590）四月，努尔哈赤率领部下，带着人参、貂皮、蜂蜜等物品，到京城朝贡，史载：“建州等卫女直夷人奴儿哈赤等一百八员名，进贡到京，赏赉如例。” 60这是努尔哈赤入京朝贡的最早记录。此后，努尔哈赤或亲自、或派属下多次到明廷朝贡。阎崇年先生据《明神宗实录》及谈迁的《国榷》记载统计，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之前的二十余年间，平均每三年努尔哈赤亲自到北京朝贡一次。 61

除了“与大明通好，遣人朝贡，执五百道敕书，领年例赏物”外，努尔哈赤在经济上，以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与明朝“互市交易，照例取赏”，因此建州女真部“民殷国富”， 62物资充足，社会发展。在贸易过程中，由于以税监高淮为首的明朝辽东地方官员欺行罢市，强买强卖，任意勒定马价，残酷对待女真人“权使威驱，梃辱奴虏” 63，这就激起了女真民族的仇恨，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如据朝鲜人所见，女真人将高淮部下征税太监“酷加绑缚，禁小圈子里，不得出入饮食”，意在使这些太监“饥渴而死”。 64努尔哈赤为了谋求未来更大的发展，没有与明朝官员发生更大的冲突。

作为有远见卓识的部落首领，努尔哈赤不像其他女真部酋长那样侵扰明边，不仅不抢掠辽东人畜财帛，而且送还被其他女真、蒙古酋长掳掠的汉人和逃往建州的汉人，并且奏请明朝表示愿意助兵抗倭援朝，还用赠送厚礼等方式笼络明朝官将。 65如此一来，努尔哈赤的行为赢得明朝君臣的信任，明朝皇帝认为努尔哈赤是忠诚于朝廷、可以信赖的边疆民族首领“忠顺学好，看边效力”，于是派官员前去建州部赠送礼物，与之开设互市，交易物资，并先后封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和“龙虎将军” 66等重要官职。而努尔哈赤利用明朝的封爵，逐步树立其在女真部落中的地位，为其称雄女真奠定了基础，所谓：“建州夷酋奴儿哈赤以姻歹商，先入贡，且以斩叛夷克五十乞升赏，加都督秩，以此遂雄长诸夷。” 67

其次，努尔哈赤在表面上顺从明朝统治的同时，私下里却加紧蓄积力量，不断完善各种政治制度，从而为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基础。万历十五年（1587）六月，努尔哈赤“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 68；并且，努尔哈赤积极发展军事，据史书记载，万历三十九年（1611）时，建州部已是“列帐如云，积兵如雨，日习征战，高城固垒” 69，军事上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如此一来，通过入京朝贡以及与明人开展马市贸易，努尔哈赤一方面壮大了自身部落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在多次到明朝京师的过程中，“往来窥探，夷险熟知” 70，了解了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布防情况，窥知了明朝内部政局的虚实，于是，羽翼渐丰的努尔哈赤暗下决心，打算起兵反叛明朝。

努尔哈赤在与明朝保持臣属关系期间，对明朝称臣贡纳方物；但努尔哈赤与明朝的几次接触，已经暴露出其与明廷分庭抗礼的意图。例如，万历三十六年（1608）正月，努尔哈赤曾与明朝盟誓建碑，其辞曰：“两国各守边境，敢有窃逾者，无论满洲、汉人，见之杀无赦。若见而不杀，殃及不杀之人。明若渝盟，其广宁巡抚、总兵、辽东道、副将、开元道、参将等官，均受其殃。满洲渝盟，殃及之。” 71努尔哈赤在与明朝的盟誓中，竟然指出“明若渝盟”将与“满洲渝盟”一样的后果，反映出努尔哈赤谋求与明王廷同等的地位。而万历三十七年（1609）二月，努尔哈赤遗书明廷，要求“临朝鲜境而居瓦尔喀部众，皆吾所属也，可往谕，令彼察出予我” 72，更是暴露出努尔哈赤欲与明朝抗衡的咄咄逼人意图。

努尔哈赤的迅速崛起与强盛，引起了明朝大臣的警惕，他们认识到，努尔哈赤对明朝廷的恭顺，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朝廷中的一些有识之士，预见到将来努尔哈赤必成明朝的重大隐患，如阁臣叶向高曾言：“今日边疆之事，惟建夷（努尔哈赤）最为可忧。度其事势，必致叛乱。” 73兵部尚书李化龙亦称：“中国无事必不轻动，一旦有事，为祸首者，必此人（指努尔哈赤）也！” 74其实，明神宗万历皇帝何尝没有觉察到努尔哈赤的野心所向。例如，针对努尔哈赤征讨叶赫问题，明神宗曾致函努尔哈赤，要求努尔哈赤看在自己的情面上“不再征讨叶赫”，否则即是对明朝宣战；但努尔哈赤声称“此乃我等诸申国之战也”，75 在陈述了诸多与叶赫的矛盾后，仍然继续派兵清剿叶赫残余势力。这就说明，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不再听命于明王廷，为此，明神宗只好部署一些针对建州部的防范措施。

总之，作为明朝东北边疆部族，明廷一度对女真部实施有效控制；但后来，努尔哈赤领导建州女真部，通过统一女真内部、壮大外部势力，短期内强势崛起，建州部已然成为与明朝相抗衡的重要割据力量。对此，明朝上下已经感受到了潜在的威胁。不过，由于此时的明王朝自身内部严重腐败，已无法有效约束努尔哈赤，故难以阻挡建州部的迅猛发展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