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3年7月26日，我回国首次参加《数学文化》杂志的编委年会。在从日本东京飞往上海的班机上，乘务员送来英文报纸China Daily（《中国日报》），从报纸第一页的左下方开始并在整个第六页继续刊登的一篇新闻综述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的题目赫然是《幼儿园小朋友无暑假》（No Summer Relief for Kindergarten Pupils）。
在篇幅超过一整版的报道里，记者用蘸满同情的笔墨，细致地描绘了上海学龄前儿童的暑期生活。在我读来，他们的生活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忙；如果再加一个字，就是：苦。他们不是忙于玩乐不休，更不是苦于无乐可寻，而是忙于不停学习，苦于疲倦不堪。他们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和才艺班，要超前学习，好像非要在读小学前就学完全人类的知识、会拉全世界的乐器、考完中国的“十级”不可。他们还处在玩耍的年龄，根本不想这样做，他们向往的只是清爽的空气和绿色的丛林。但他们的父母却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忠实信徒，这句颇有蛊惑性的话，让他们逼着自己的孩子从起跑线上开始大汗淋漓地狂奔不已。
读完文章，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几乎为这些孩子洒下一眶泪水。我想起了自己快乐无比的童年，想起了让我自由成长的父母，想起了我从不去过分干预的女儿。我接受过东西方两个国家的教育，在中国一直读到硕士学位，25年前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迄今为止在这两个国度生活的年限差不多将我的岁数“平分秋色”。我是否应当将我所经历的中美教育和体验与人分享？
其实，这些年来我对国内的教育状况颇为关注。好几年前，也是回国路经上海，我读到《文汇报》上一篇关于“奥数热”的报道，一时兴起，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就是对上述那句“名言”的质疑：《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文章很快被北京的《科学时报》头版发表，半年后又被刊登在上海《文汇报》的教育家文汇专栏，改名为《“起点论英雄”得不偿失》。2010年春，科学普及杂志《数学文化》出版了创刊号。两位主编——山东大学数学学院院长刘建亚教授和香港浸会大学理学院院长汤涛教授邀请我担任“特约撰稿人”，并选中了我的这篇文章，在读者来信专栏里全文刊出，与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会主席阿诺德教授的那篇呼吁讨伐学术腐败的著名檄文同放一处。汤涛教授后来告诉我，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前任所长、八十高龄的王元院士在给杂志编委之一、浙江大学数学系蔡天新教授的电子邮件中，夸奖了我的这封“读者来信”。
但是，能有多少人认同“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荒谬性呢？我记得在崔永元的电视栏目“实话实说”较早的一期，说的就是早期教育。当节目的特邀嘉宾杨乐院士用“长跑”打比方，批评过分的超前教育时，现场观众立即对他“群起而攻之”，说他自己已经“功成名就”，就不管人家小孩的“起跑线”了。
这并不怨观众。在子女的教育上，父母的主观愿望一直是好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到大受到最好的教育，加上绝大多数的家庭只有独生子女，为他们的教育大力投资天经地义，但是好的动机不一定有好的结果。许多人对教育的本质并无太多了解，对国外的教育思想更无直接的认识，未经思索而一味盲从。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说中国人与犹太人这两个民族最重视教育。可是中国文化与犹太文化却又区别那么大。中国父母的头脑里，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的思想根深蒂固，不可动摇，而犹太教育却为世界贡献了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固然，人才的涌现离不开教育，但不同的教育理念与方式会塑造出截然不同的人格。
之所以决定写这本书，完全是因为我太太的建议。前年，我的科普著作《智者的困惑——混沌分形漫谈》和与汤涛教授合作的工具书《数学之英文写作》几乎同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反响不错，尤其是后者，因为数学研究生很希望能读到这样的参考书。身兼大学老师和母亲双重身分的她对我进言：你的科普书的确向年轻学生传播了数学思想及科学观念，你们的工具书当然惠及数学系的研究生群体及年轻的教师，但是他们只占了整个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极小部分。教育是中国人普遍关心的头等大事，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需求与希望。三十年前你负笈海外时，只有国内的精英分子才有机会留学，但是现在，留美大潮马上就要开始席卷小学生了。他们的父母多么希望更多地了解国外教育的真实情况。你作为中美教育的接受者、参与者和观察者，加上你多年养成的读书与思考习惯，一定能通过自己的实践及观察，向广大的读者展示美国从小学到博士教育的真实面貌，帮助他们了解中美教育的异同。
是啊，从我1986年元旦踏上美国的土地留学至今，一眨眼30年过去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变化之大，世人瞩目。但是，国内的教育制度和指导方针几乎几十年如一日，依然如故。我们的百姓不仅对国内的教育现状时有困惑不解、跟风盲从，而且对国外的教育举措常常道听途说、一知半解。我们的父母名校情结根深蒂固，为了能让孩子进名校砸锅卖铁在所不惜。我们的家长一心想让子女走出国门，却对西方的教育哲学和行为若明若暗、缺乏信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本书就是为这些焦虑与迷茫的家长和他们渴望成才的子女写的。当然任何希望了解美国从小学到大学以及研究生院教育体制的人，都可以在书中找到满足他们好奇心的材料。他们将读到一个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南京大学的七七级本科生和八一级硕士生30年前赴美留学后，在接受西方博士教育的同时，通过对本科生的教学实践，体验美国高等教育的故事与观察；他们也将跟随已在美国公立大学执教25年的作者遍游美国初等和高等教育体制。在本书总共20章的内容中，一半章节通过自身经历谈论教育，另一半则是有的放矢地展现美国教育不同阶段的形式与内涵。前十章的内容看似“以我为主”，但一切的描述均系于“教育”这根主线。这种写作方式与学好数学出于同样的理念：理解抽象概念应与具体例子相结合。因而，本书绝不是一本自传，而是以亲身实践作为素材，夹叙夹议地分析中美教育。
一旦计划写这本书，我就决定让它与平时繁忙的教学研究齐头并进，相辅相成。我比较相信这种说法：交错从事不同的活动，即便全是脑力劳动，也有休息大脑的奇异功能。从2013年9月初开始构思动笔，到一年后的9月底，除了学术旅行或探亲访友，我在夜深人静的家中几乎每晚都伏案写作，完成了初稿。之后的数月，完全用于修改、加工、润饰、改进、提高。出自我学数学出身的本性，“为真”是我最重要的一条写作原则，这就是叙述要准确、故事不虚构、用事实来说话。为此，我特地将束之高阁的日记及保存完备的信件重读了一遍。书中提到的一些故事情节或具体日期，都经过了记忆加上日记的双重印证。除此之外，对于涉及其他人物的回忆或引语，我都请当事人核实校对，这也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
初稿写好后，我请我的一些文笔优美的好友阅读书稿并提改进建议。他们中有三位值得一提。一是香港城市大学电子工程系的陈关荣教授。他较我年长几岁，一直对我的写作有提携之劳，我两年前出版的科普书也承蒙他的帮助和推荐。另一是比我年轻得多的首都师范大学数学博士林开亮，我的书稿他前后读过数遍，不仅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以及几个锦上添花的好例子，而且还建议我增加了关于美国大学师生关系的一章。他甚至还请他所任教的大学两个颇有文字功夫的学生崔家瑞和谢佳伊仔细阅读并提了若干修改意见。对他们认真细致的阅读并帮助改错，我深表感谢。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密歇根州立大学数学系的李天岩教授自始至终关注我的写作，两次阅读我的初稿和修改稿并更正了我的几个笔误。
由于蔡天新教授的引荐，我的书稿得到商务印书馆的关注。本书的出版自然与谢仲礼编审的细致编辑分不开。我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这本书献给我的家庭。我的太太，是她建议我写这本书并且给予了全力的支持，让我得以安心写作；我的大女儿，在书中我记录了她在中国出生、在美国长大，身上关于东西方进步文化的点滴故事；我的小女儿，写作这本书的两年间，她的每一个拥抱和每一声“爸爸，我爱你”都带给我很多快乐和创作的灵感。
2015年7月15日
美国哈蒂斯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