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商务印书馆,在茅盾一生中至关重要。
没有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就没有革命家沈雁冰,也没有文学巨匠茅盾,更没有他为中国革命和人类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没有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和学习的十年,就无法想象后来的沈雁冰(茅盾)。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东方大都市上海,因为有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的商务印书馆而成为中国文化出版重镇。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商务印书馆以开放的姿态学习和借鉴世界知名文化企业的管理理念,包容和涵养了各种先进文化,传承和发展了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一大批精英人物走进商务印书馆,如陈云、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周建人,以及后来在不同政治道路上奔波的王云五、王世杰、谢冠生等,他们在张元济麾下,成长为20世纪星光璀璨的精英群体。
茅盾(1896—1981)姓沈,名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茅盾是他的笔名。1916年8月27日,20岁的茅盾从水乡小镇乌镇来到大都市上海。第二天上午,他走进位于河南路的张元济先生的办公室,从此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名员工,一干就是十年。初到商务印书馆,茅盾在函授学社从事阅卷工作。初出茅庐的他给张元济先生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对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不久的《辞源》的看法。这封信至今没有找到,但茅盾的工作岗位却因为这封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开始与国文部的孙毓修先生合作译书,从此,在商务印书馆这一文化圣地顺风顺水,干得有声有色。同时,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博览群书。据说,除了上班,其余时间他都在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涵芬楼读书。通过日积月累,本来学术基础已经非常扎实的青年茅盾,很快在五四运动的时代洪流中脱颖而出,从给学富五车的前辈如孙毓修、王西神当助手,到自己独当一面——主编《小说月报》,与郑振铎、叶圣陶等一起,擎起中国新文学的大旗,和落后腐朽的旧文学进行坚决的斗争。
与此同时,十月革命之后的世界进步潮流也深刻地影响了茅盾。五四运动前后,茅盾开始大量撰写社会革命和妇女解放的文章,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很快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善于发现革命者的陈独秀先生在读过茅盾的一些文章之后,就引以为同志,并很自信地预计茅盾、俞秀松等人会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1果然,1920年10月,茅盾就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事实上,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展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茅盾立足商务印书馆,以积极的态度和国际化的理论视野,为建立伊始的中国共产党翻译现代的建党学说和实务理论。后来党的建设实践证明,当时茅盾的翻译工作贡献是值得肯定的。同样,因为茅盾有商务印书馆这一工作平台,中共中央指派他为党中央的联络员,负责党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联络。茅盾做了五年的联络员,直到离开商务印书馆,期间没有发生一点差错,为党的初期建设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总之,在商务印书馆的十年间,茅盾不仅完成了从一位进步青年到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而且完成了从一位童话作者到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转变,同时从一位普通的助理编辑迅速成长为具有现代编辑知识和丰富编辑经验的编辑大家。可以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成长道路是值得研究和挖掘的。
有些往事也很有意思。1920年7月8日,编译所事务部部长江经畲在请张元济核拨茅盾的翻译稿费时,向张元济汇报了茅盾的工作情况——“办事精神尚好”,但“外间译件不少”,“恐不免有分心之处”;为了便于督促,编译所将茅盾原来在“四部丛刊”的办公位置挪到五楼,“夹在端六、经宇二座位之间,较易稽察。此后成绩或可稍佳”。在内部管理的细微处,可见茅盾的工作环境及当局之用心。但是往事并非全部如此。商务当局连办公座位这样的细节都会考虑到,那么,对茅盾入党后利用商务资源为刚起步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供条件,不可能没有觉察,但是商务当局明显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茅盾利用商务的阵地高举新文化的大旗,与旧文化进行斗争,与新文化的不同观点进行论争,作为商务高管的张元济、高梦旦等人不是不清楚,更是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后来在五卅运动中,商务高管还悄悄地自掏腰包支持茅盾等职工办报,揭露“五卅”真相。甚至,茅盾带领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商务当局也不以为忤。罢工结束后,茅盾的工作和生活也并未因此受到影响,而且就在罢工运动的第二年,茅盾离开商务印书馆时,商务还给予了茅盾丰厚的退职金,并将商务的股票送给茅盾,感谢他十年来为商务印书馆做出的贡献。
茅盾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是一个充满想象和诱惑的课题,也是一个与世界和时代紧密相连的课题。期待这部书的出版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后有更多关于茅盾与商务印书馆关系的研究成果问世,这是作为本书作者的我所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