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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述的功能在于， 将既往之事重现出来，帮助人们鉴古而知今。盛满的旨趣也在于此。当然，作为史学书写的主体，我们是无法身处历史现场的，因此完成的也只是一次“客场”叙事，摆脱不了当代意义中的场外身份。然而，历史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今天与昨天的对话，以当代人的眼光审度历史，既有劣势，又有优点。我们这种“局外人”的立场或许又恰恰能达到某种客观的功效，让我们在回望历史的时候，能借用“他者”的视角对历史作一次冷静而理性的反思。
盛满的着眼点是将评弹放在1949年这个特殊的时间和上海这个特定的空间来加以考察。但是作者并没有局限于1949年，而是把1949年放进了近代以来的历史长时段。从长时段的视野来看1949年，那么1949年就是短时段的一个历史事件。考察社会大转变时期或者说历史事件中普通人的经历，这是社会史的经典做法。从长时段来看，评弹真正走进上海，应是缘于晚清太平军的东进。咸丰十年（1860）正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国难之际，太平军李秀成部二破清军的江南大营，直下苏常。随着战火的蔓延，江南大批缙绅富户逃亡上海，使租界人口由30万猛增至70万。大量江南人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巨额财富，造就了上海的近代繁华，还带来了承载着江南人乡土记忆的评弹。据《申报》所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播的出现推动了上海新一波的商业潮流，同时也将评弹这一都市之声带进了千家万户，乃至到了“有电皆广告，无台不说书”的地步。此时，上海已然取代苏州，成为评弹新的中心。三四十年代评弹在上海进入了鼎盛阶段，名家迭出，流派纷呈。那些稍具“寸长之苏道说书人员，（都）麇集沪埠，恋恋不去”，至使苏杭等地皆“无说唱兼工之名家莅临”。可以说，评弹是随着江南经济重心的转移而由苏州转往上海的，它见证了近代上海崛起的历程。而上海，则将评弹推向了它的巅峰。由于上海与评弹有着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上海社会的每一次历史变迁，都对评弹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代以还，变迁之大，无过于1949年的大变局。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权更迭，都意味着将对国家机器除旧布新，加以改造。1949年在中华大地上所发生的巨变，其根源可作数年甚或更多年的追溯。1949年，当共产党以一种无坚不摧的气势推倒了民国那具业已不堪重负的旧躯体时，新的社会体制随即诞生。包括文化在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要素中一切与新仪轨相违背的制度与现象都遭到了谴责乃至“武器的批判”。而无处不在的文化，直接支配着人们的风尚习惯和行为方式，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是传播新理念的“批判的武器”，更是为新政权所看重。如果将文化再做具体的分解，文艺无疑是其中最为直接、最具影响力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新生的共和国开始改造并借用具体的文艺形式来肯定新的理念，批判那些与新秩序格格不入的旧理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流行于太湖流域，洋溢着浓郁江南人文气息的评弹与1949年不期而遇。用社会史的眼光来看，这场遭遇不过是长时段历史叙说中的一段插话。然而，这短时段的事件却彻底改变了评弹，改变了说书人群体的命运。当我们细读这段历史时，能够发现，这一年呈现给世人的除了纷飞的战火外，还有那弥漫硝烟之下一个个鲜活而灵动的个体。这些性格迥然、面目各异的人们以他们独特的人生体验，组合成了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让我们从大时代的背景之下，读出了普通说书人的离愁与别绪、彷徨与期许。
盛满在书中借用了社会文化史的崭新方法来还原1949年出现在上海的故人与故事。人物始终是全书关注的重点，作者着重刻画出了长时段背景下的艺人们，在遭遇大变局时所面临的两难抉择以及复杂的心态，力图从中诠释出区域、社会、文化、职业等一系列因素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艺人的身体、评弹的行业仪式、评弹演出的文本、官方政策的执行者以及那些对评弹的变化有着敏感反应的听客和游离于评弹与官方之间的文艺评论人等都被列入作者的考察范围。盛满在重构历史时，还致力于对历史细节的刻画。例如，作者将艺人用以标榜身份的道具旗袍与长衫看作一种审美符号。当政治成分开始渗入到这种审美行为之中后，人们在观赏身体时的评判标准发生了改变。为了实现与时代环境的合拍，艺人们纷纷脱下自己的旗袍与长衫，换上了充满革命元素的人民装。通过对历史细节的刻画，使平面的历史变得生动起来，这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
盛满来自江西，他原本想以流行于赣鄱大地的赣剧为研究课题撰写博士论文。然而赣剧的文献资料太少，不足以构成一篇博士论文。于是我劝说他加入评弹研究的行列。我们的研究团队已经积累了数百万字的核心资料，这为评弹研究的继续深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好在艺术是相通的，盛满经过再三的考虑，决定听从我的建议，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团队增添了新的力量。对艺术历史充满感悟力的盛满，很快就实现了从赣剧到评弹的跨越，不仅人来到了江南，心也真正来到了江南。“评弹1949”这个题目是我给他出的。在这之前，我们的团队已经完成了晚清以来苏州评弹的研究、女弹词的研究和民国年间上海评弹的研究，因此顺延下来便是1949年了。这个题目有一定的难度，研究对象决定了需要采用社会史乃至社会文化史的分析方法。盛满认真学习了这些国际学术前沿的新方法，并把它们运用到了自己的研究中去。他在资料整理与收集上也下了很大功夫，除了详细爬梳档案、报刊、志书、时人日记等案头材料外，还走访了大量事件的亲历者，从他们的切身体验中探索历史的真相。三年时间，对于完成这样一个全新课题来说显得太短了，但沉稳、强毅的盛满以饱满的研究激情，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是我所指导的第四篇以评弹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现在盛满已在中国美术学院就职，在莺啼燕舞的西子湖畔继续他所钟爱的艺术史研究，同时他的这篇论文也将付梓成书，我为他感到高兴。是为序。
唐力行
2014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