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学刊(新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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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一千年前後中亞民族的遷徙
——薩恩薩伊墓地與維加里克墓地分期研究

子信

本文旨在研究烏魯木齊市薩恩薩伊墓地田字形墓的來源,文中將此類墓葬溯源至鹹海東岸的維加里克墓地。本文通過嚴格的考古地層學與類型學分析,對薩恩薩伊墓地與維加里克墓地重新做了分期編年,兩處墓地遺存分别分爲四期。我們發現,薩恩薩伊田字形墓用於斷代的遺物,多出土於墓室填土中,實際早於田字形墓的年代。據此,本文將田字形墓的年代推定在公元前9—前8世紀,而非原來認爲的公元前19—前16世紀。田字形墓東傳的通道由早先的安德羅諾沃人開闢,地上木椁墓、早期鐵器與田字形墓相伴經此通道傳入天山中部地區。

近年來,新疆考古工作取得一項重大進展,那就是烏魯木齊市薩恩薩伊墓地的發掘。該墓地墓葬時代上起青銅時代,下至漢唐時期,其青銅時代的材料尤爲重要,包括許多首次見於新疆地區的文化因素,爲我們探索新疆早期歷史提出一系列新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便是該墓地田字形墓的來源。這種墓葬,墓室平面近方形,墓底留有十字隔梁,平面看似“田”字。其來源問題,事關我們對天山地區早期文化發展模式以及相關歷史記載的認識,需要給予足够重視。然而,與該問題研究密切相關的維加里克墓地與薩恩薩伊墓地的分期編年研究,仍有待於進一步深化;目前對田字形墓形制來源的研究,尚不充分,我們根據已有研究成果,系統梳理了相關遺存,希望有助於認識田字形墓的來源問題。草擬此文,求教於各位方家裏手。

一、新疆田字形墓的發現與研究

薩恩薩伊墓地位於烏魯木齊市南郊板房溝鄉東白楊溝村三隊、烏魯木齊河西岸,因薩恩薩伊溝得名。1989年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時發現並建檔;2006—2008年,爲配合烏魯木齊河大西溝水庫樞紐工程建設,考古工作人員先後在該墓地清理墓葬160餘座,出土遺物870餘件,隨後出版了發掘報告《新疆薩恩薩伊墓地》(下文簡作《薩恩薩伊》)。1該墓地的田字形墓主要包括:M45、M47、M58、M59(以上墓葬,主要遺物出土於墓中);M37、M42(空)、M57(以上墓葬,主要遺物出土於墓葬填土)。

關於田字形墓的來源,《薩恩薩伊》認爲可能在南西伯利亞安德羅諾沃文化中 2,但薩恩薩伊田字形墓採用直肢葬,與安德羅諾沃文化的屈肢葬截然不同。林梅村教授敏銳指出,30多年前,蘇聯考古學家在鹹海東岸的維加里克墓地發現過這種田字形墓,他認爲兩者具有密切關係。 3不過,林教授對此並未展開深入論述。我們根據這一綫索,詳細考察了兩處墓地的發掘材料,發現它們的分期斷代研究都有可以進一步完善的地方,而分期斷代正是我們探索田字形墓來源的基礎,因此本文首先要分析、歸納兩處墓地材料的年代特徵。

二、烏魯木齊薩恩薩伊墓地編年研究

《薩恩薩伊》將該墓地分爲四期7段,年代上限推測爲公元前1800年左右。 4本文認爲,薩恩薩伊墓地青銅時代遺存的年代上限,約在公元前13世紀;該墓地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的相關遺存,可以分爲四期。第一期約在公元前13—前10世紀,爲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第二期約在公元前9—前8世紀;第三期約當公元前7—前6世紀;第四期約當公元前5—前3世紀。後面三期遺存的文化性質,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一)第一期遺存(屬安德羅諾沃文化,約公元前13—前10世紀)

1.安德羅諾沃文化墓葬

邵會秋認爲,薩恩薩伊墓地M55、M56屬於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 5,《薩恩薩伊》中還暗示M57、M62、M126具有安德羅諾沃文化因素。 6

其中,M57爲田字形墓(詳後),被嚴重擾亂,用作性質判斷的兩端呈球形的銅飾(彩圖 Plate I:2),《薩恩薩伊》判斷爲安德羅諾沃文化遺物 7,但用爲對比的銅飾,實際出土於蒙古國西部的門海爾汗文化(公元前1700—前1300)墓葬中 8,不能說明M57屬於安德羅諾沃文化,而且M57的銅飾出土自填土中,反倒證明該墓年代有可能比較晚(詳後);這種情况也見於M58,該墓填土中出平底筒形陶罐殘片。M62發現安德羅諾沃文化最晚期常見的直壁平底筒形罐及上述銅飾殘件,但兩者也都出土於墓葬填土,且墓中人骨腐朽嚴重,僅存肋骨一條,無法判明葬式,爲嚴謹起見,本文暫不將其歸入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M126雖用石棺,但明顯採用直肢葬,與安德羅諾沃文化葬俗(用屈肢葬)不符,所出圜底鉢(殘片)也爲天山地區早期鐵器時代常見物,故不屬於安德羅諾沃文化。

因此,薩恩薩伊墓地上述墓葬僅M55、M56爲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M80、M128採用屈肢葬也應該屬於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詳述如下:

M55封堆無存,地表留一石圈,直徑2.4米;石圈中掘一淺圓坑,其中鋪一圈石塊,坑中爲墓室;墓室東西向,竪穴石室,無蓋無底,長1.5米;墓中骨胳淩亂。出土平底筒形陶罐一件。

M56爲方形平底墓。地表亦不見封堆,有石圈,直徑6米,石圈中爲墓室。墓室平面方形,邊長1.9米,深0.4米,四壁砌卵石,無蓋無底。墓中葬兩人,男女各一,均屈肢葬,頭向西。隨葬兩端錐形螺旋式手鐲(圖1:2)、串珠、銅片飾等。其中,手鐲爲安德羅諾沃文化典型遺物。

M80地表有石堆,但不明顯。墓室爲近方形竪穴土坑,1.7×1.3米、深1.35米,其東部填大量卵石。墓中葬一人,仰身屈肢,頭南脚北。隨葬石串珠手鏈。

2.其他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

薩恩薩伊墓地比較確定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墓葬,僅存以上幾例。不過,該墓地其他墓室填土中,出土不少安德羅諾沃文化遺物,主要包括通體飾刻劃紋的平底陶器、素面直壁平底陶器(圖2)。其中,M37、M58爲田字形墓,M52為矩形口竪穴土坑墓。

圖1 薩恩薩伊第一期墓葬及隨葬品(安德羅諾沃文化)

1.陶罐;2.銅手鐲;3.銅片飾;4—5.石珠串(1.M55;2—4.M56;5.M80)

3.薩恩薩伊墓地安德羅諾沃遺存的年代

M55出土的陶罐爲素面,外壁根部突出,與安德羅諾沃七河類型晚段(公元前12—前9世紀)出土陶器類似(圖3:2); 9也見於塔什庫爾干下阪地墓地的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公元前12—前9世紀;圖3:3—6)。 10

圖2 薩恩薩伊墓地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

1—4.陶罐/杯(均爲殘片:1.M52墓口北小石堆;2.M62①;3.M58①;4.M37①)

在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中,兩端錐形螺旋式手鐲的錐狀突出由短向長發展,M56所出手鐲錐形突出適中,年代在公元前13世紀左右。 11

圖3 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斷代參考

1—2.陶罐;3—4.陶碗;5—6.陶杯(1. Zevakino 墓地;

2.七河地區Usunblak I號墓地;3—6.下阪地AII號墓地:M87、M98、M95、M62)

出土於墓葬填土中的直口平底筒形罐(殘片),也見於下阪地墓地的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不過出土於M37填土中的平底陶器殘片,通體戳刺紋,這種陶器,見於東哈薩克斯坦西北部、額爾齊斯河谷的Zevakino墓地(圖3:1),屬於安德羅諾沃文化費多羅沃階段晚期,年代在公元前13世紀或更晚。 12

綜上所述,薩恩薩伊墓地的安德羅諾沃遺存年代當在公元前13—前10世紀。

(二)第二期遺存(約公元前9—前8世紀)

1.田字形墓

田字形墓封堆呈不規則圓形,直徑5—8米,墓室平面近方形,邊長接近3米、深1.5—2.2米。這種墓葬底部四角各有一個大坑,其中常有遺物出土,但並不見使用木柱的痕迹,不能判定爲柱洞,而且將柱洞挖成這麽大的坑,也並不實用,它是否代表一種特殊的習俗或信仰,其中是否有深層的含義,現在還不得而知。田字形墓多經過擾亂,骨胳散亂在東西隔梁上,僅M45可辨葬式,死者仰身直肢,頭東脚西,據此,田字形墓死者採用的應該是仰身直肢葬。

典型遺物包括:

倒三角戳刺紋斂口平底陶罐(圖4:1;彩圖Plate I:1)。出土於M47中,該陶器口沿裝飾一周倒三角紋,倒三角內填戳刺紋,這種紋飾廣泛見於鄂畢河流域,如Blizhnie Elbany墓地XIV號墓(圖5:1)、Zmeevka(又稱Krasny Yar)墓地(圖5:2—3),均屬安德羅諾沃文化費多羅沃類型晚期,年代在公元前13世紀或更晚; 13其口部歪斜的做法,和塔什庫爾干下阪地AII號墓地所出陶器(圖3:5)類似,後者年代在公元前12—前9世紀。不過,薩恩薩伊墓地所出陶器殘損嚴重,僅余一塊陶片,不能拼合完全,不像是該墓的隨葬品,應是填土中的包含物。那麼,M47的年代不早於該陶片的年代。

通體戳刺紋平底陶器(圖2:4;彩圖Plate I:3)。出土於M37填土中,殘留一部分器底。前已述及,此類陶罐年代在公元前13世紀或更晚。不過,M37的戳刺紋陶器,出土於填土中,而且嚴重殘缺,墓葬年代很可能晚於陶器年代。我們注意到,M37出土的一件銅牌飾(圖4:6),與M82出土者(圖5:4)幾乎一樣,M82出土的單耳陶壺、海貝等(圖5:5,7),也見於蘇貝希文化早期墓葬中(圖5:6,8),單耳陶壺如出一轍,後者年代在公元前10—前8世紀。 14

兩端球狀銅飾(彩圖Plate I:2)。出土於M57填土中,這種銅飾,見於蒙古國西部阿爾泰山區的門海爾汗文化(Munkh Khairkhan Culture)墓葬中15,其碳十四年代(人骨)在公元前1700—前1300年。 16不過,薩恩薩伊墓地所見此類銅飾,常和前述直口筒形罐殘片(公元前13—前10世紀)同出於填土,可見兩者關係密切,年代或許相當。

卷沿斂口平底筒形陶罐(圖4:2—3):2件,M47(整)、M45(整)。這種陶罐在新疆地區尚未見到,薩恩薩伊墓地報告編寫者認爲薩恩薩伊陶罐與切木爾切克石罐形制“完全一致”,與奧庫涅夫陶器“風格接近,衹是陶器紋飾簡單化”,據此將該類陶器及其墓葬年代定爲公元前1800—前1500年。 17但是,薩恩薩伊陶罐爲平底,而切木爾切克石罐爲圜底,兩者僅口沿部位有些近似,而且,兩者材質不同,不便於對比;奧庫涅夫陶器通體裝飾刻劃紋,且爲直口,與薩恩薩伊斂口筒形罐明顯不同。

圖4 薩恩薩伊田字形墓及相關遺物(第二期)

1—3.陶罐;4.石臼;5.銅器;6.銅牌飾;7.殘銅器

(1.M47①;2.M47;3.M45;4.M59;5.M45;6.M37;7.M59①)

圖5 薩恩薩伊田字形墓斷代參考遺物

1—3.陶罐;4.銅牌飾;5—6.陶壺;7—8.海貝(1.Blizhnie Elbany墓地XIV號墓;

2—3.Zmeevka/Krasny Yar墓地;4、5、7.薩恩薩伊M82;6.洋海IIM260;8.洋海IM157)

我們發現,明確出土於田字形墓葬中的圓形銅牌飾,年代在公元前10—前8世紀。年代較早的陶器,基本屬於安德羅諾沃文化最晚期(公元前13—前10世紀),但大部分出土於墓葬填土之中,殘缺不全;也就是說,田字形墓出現以前,薩恩薩伊爲安德羅諾沃人群的墓地,那麽,田字形墓的出現,上接安德羅諾沃文化,年代在公元前9—前8世紀。如果說田字形墓因後期擾動,導致其原隨葬品混於填土,那麽填土中的陶器殘片理當可以拼合成完整器物,遺憾的是,這種情况並不存在,可證填土中的陶器,確爲早期遺物。

2.第二期其他墓葬形式及遺存

(1)方形平底墓。典型墓葬包括M19、M106(圖6)、M49。地表用石堆,或有石圈,墓室平面近方形、邊長2—3米,深1—2米。墓內葬1—3人,仰身直肢葬,頭西脚東,死者頭部、脚部多有石塊,墓內隨葬羊頭、馬頭等。具有斷代意義的隨葬品(圖7)有橫耳球形彩陶罐,用紅彩;折沿銅鏡;帶穿孔的鐙形馬銜;銅刀;石扣等。此類墓中不見鐵器。橫耳彩陶罐多見於洋海一號墓地(公元前10—前8世紀)。

(2)採用片石的土坑墓。地表用石封堆,墓室大量採用片石,或用片石砌墓室四壁,或用片石鋪底,或者兩者兼備;有的墓葬還在墓口圍一圈片石。墓內葬1—3人,從未被擾亂的墓葬看,死者爲仰身直肢葬,頭西脚東。墓中常隨葬羊、馬頭骨或其他部位骨胳。此類墓葬主要有:M14、M17(圖6)、M74、M102、M131(圖6)、M134等。典型遺物(圖7)包括:橫耳球形彩陶罐,折沿平底彩陶罐,直口圜底彩陶鉢;均施紅彩。銅鶴嘴鋤,尾部爲浮雕老虎,管銎較長,其上浮雕鳥頭一個;三孔棒狀銅馬鑣;(帶倒刺的)兩翼有銎鏃;石罐等。

圖6 薩恩薩伊墓地第二期墓葬

(3)竪穴土坑墓。地表用石堆,有的有石圈;墓室開口多爲矩形,有的爲不規則橢圓形;有的墓口鋪一圈石塊,墓室內填石,葬1—2人,均仰身直肢、頭西脚東;墓內多見羊頭骨,馬頭骨或羊、馬其他部位的骨胳,但未見整匹者。典型墓葬包括M8、M115(圖6)、M122等。典型遺物(圖7)包括:折沿平底彩陶罐,施紅彩;單耳球形陶罐(素面);鐙形馬銜;三孔獸形骨馬鑣;環首或直柄銅刀;分尾骨鏃;石扣等。未見鐵器。

圖7 薩恩薩伊墓地第二期遺物

1—10.陶罐;11.銅鶴嘴鋤;12.銅鏡;13—16.銅鏃;17—18.銅馬銜;19.銅馬鑣;20—22.銅刀;23—24.銅飾/節約;25.石扣;26.礪石;27—28.石串珠;29.石杯;30—31.骨鏃;32.骨馬鑣;33.骨簪(1、12、17、20、25、27.M106;2.M17;3、28、29.M102;4.M19;5、6、11、23、24、33.M14;7、10、18、21、22.M115;8、26.M122;9.M134;13.M17;14、15.M74;16.M31;19、30、31、32.M8)

(三)第三期遺存(公元前7—前6世紀)

薩恩薩伊墓地第三期墓葬與第二期相比,葬俗變化不大。形制方面,仍沿用方形平底墓(M113;圖8)和使用石片的土坑墓(M132;圖8),變化不大;竪穴土坑墓成爲主流,墓中開始使用原木(M104;圖8);新出現竪穴偏室墓,其偏室開在竪穴北壁。

圖8 薩恩薩伊墓地第三期墓葬

隨葬品(圖9)尤其是陶器的變化很大,陶器仍有紅彩彩陶,不過器形由球形陶器變得瘦高,呈水滴形,橫耳彩陶罐消失,素面陶器數量增加;有鋌鏃(圖9:12—13)逐漸取代有銎鏃;帶孔的鐙形馬銜爲單純鐙形馬銜(圖9:11)取代。值得注意的是,本期遺物中開始出現鐵器,M76出土一件鐵匕首尖部(圖9:21),呈三角形,截面菱形,雙面刃,殘長5厘米。

圖9 薩恩薩伊墓地第三期遺物

1—6.陶罐;7—8.鍑形陶器;9—10.銅鏡;11.銅馬銜;12—14.銅鏃;15.銅簪;16—20.銅刀;21.殘鐵匕首;

22.殘骨飾;23—26.骨鏃;27.骨馬鑣;28.骨紡輪;29.野猪牙飾;30.石扣;31.石串珠;32.礪石

(1、9、17、29.M113;2、20.M33;3.M16;4、30.M104;5—7、11、13、14、16、27.M22;

8.塔加爾文化薩拉迦什期;10、15、18、28、31、32.M89;12、19、26.M132;21—24.M76;25.M31)

M22出土一件銅鍑形彩陶(圖9:7),這種鍑形陶器主要見於塔加爾文化薩拉迦什期(Saragash,公元前6—前3世紀;圖9:8)及其以後,不過,塔加爾文化的鍑形陶器爲素面,薩恩薩伊鍑形陶施彩,年代應該早於塔加爾文化薩拉迦什期;這與M22採用多人葬,並出土鐙形馬銜的早期特徵也是相符的。本期墓葬還出土折沿銅鏡(圖9:10)。綜合出土遺物及墓葬形制方面的變化,可將該期遺存年代定在公元前8—前6世紀。

屬於本期的墓葬主要包括:方形平底墓M22、M113;竪穴土坑墓M6、M31、M33、M104;用片石的土坑墓M76、M132;竪穴偏室墓M89。

(四)第四期遺存(公元前5—前3世紀)

公元前5—前3世紀,薩恩薩伊墓地迅速衰落,墓葬數量减少,墓中隨葬品也很稀少。早期的方形平底墓、竪穴偏室墓消失,僅竪穴土坑墓及用片石的土坑墓仍在使用,仍沿用早期水滴狀陶器(圖10:3),不過已經不施彩,其他陶器也不見施彩,出現具有晚期特徵的素面單耳圜底陶壺、石研磨器(圖10:4—6)等。

圖10 薩恩薩伊墓地第四期墓葬及隨葬品

1—4.陶罐;5—6.石研磨器;7.銅帶環;8.銅扣;9—10.金飾;11—14.骨鏃;15.野猪牙飾

(1.M72;2、13.M71;3、11、12、14.M3;4、15.M123;5、8、9.M167;6、7、10.M98)

此期墓葬包括:竪穴土坑墓M72、M123、M167;用片石的土坑墓M3、M71、M98。

小 結

我們嚴格運用考古地層學及類型學方法,將薩恩薩伊墓地相關遺存分爲四期,年代分别爲:第一期公元前13—前10世紀、第二期公元前9—前8世紀、第三期公元前7—前6世紀、第四期公元前5—前3世紀。

其中,第一期爲晚期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其方形平底墓獨具特色,這種墓葬形制,在薩恩薩伊墓地沿用到第三期,第四期消失。第二期出現的田字形墓也很獨特,其年代爲公元前9—前8世紀,而非以前所認爲的公元前1800—前1500年,第三期及以後,田字形墓消失。竪穴偏室墓(偏室在北)出現在第三期,第四期可能還在使用,不過因爲某種原因,該墓地迅速衰落,薩恩薩伊墓地第四期遺存中不復再見。這四期遺存中,後三期葬俗較一致,基本採用仰身直肢葬,頭西脚東。

隨葬品方面,第一期以平底缸形陶器爲主,基本爲素面,偶見裝飾刻劃紋的陶器殘片;這種平底陶器,一直用到第三期,各期均有變化。第二期陶器以球形彩陶罐爲典型,相當一部分陶器有橫耳;平底陶器開始施彩(紅彩)。第三期素面陶增多,平底陶器也變爲素面,仍有紅彩陶,球形圜底彩陶器仍在使用,新出現水滴狀陶器,有一例鍑形陶器。第四期陶器均爲素面,器形沿用球形陶、水滴狀陶器,不見平底陶器,新增單耳圜底陶壺。

三、鹹海東岸維加里克墓地編年

維加里克墓地(Ujgarak Kurgans,圖11)位於哈薩克斯坦克孜勒奧爾達州境內,暨鹹海東岸、錫爾河古河道下游入海處。1959年發現後,托爾斯托夫(S.P. Tolstoff)和維斯涅夫斯卡雅(O.A. Visnevskaya)先後前往發掘,1973年,維斯涅夫斯卡雅編寫了該墓地的發掘報告(俄文); 181984年,李特文斯基(B.A. Litvinskij)又通過德文專著詳細介紹了該墓地的情况。 19

維加里克墓地沿因卡河(Inkar Darya)北沿分布,從西向東分爲相對集中的三片,共有墓葬80座,經發掘者70座。墓葬均爲沙土封堆,封堆直徑10—40米、高0.3—2米。根據墓室結構,墓葬可分爲三種:

其一,田字形墓。爲方形或近方形墓壙,墓底四角各有一個土坑,其墓室長寬一般爲2.7×2.3—4.5×3.7米、深1—2.1米。有意思的是,墓底土坑中不見柱子痕迹,其中常出土陶器、馬具等遺物,這種結構反映了一種特殊的葬俗。

其二,矩形竪穴土坑墓。長方形墓壙,墓壙長寬爲1.7×1.4—3×1.6米、深0.6—1.3米。有的墓中有木棺。

其三,地上木椁墓。死者直接葬在原地表。根據構築木椁的柱洞情况,這類墓葬結構可分爲四種:有兩重柱洞;有一重柱洞;無柱洞,直接葬於原地表;在地面掘一周淺溝,平面呈方形,死者葬在圍溝內。這類墓葬中,常有火燒痕迹。葬具用蘆葦或樹枝的編織物。

圖11 維加里克墓地平面圖

根據未被擾動的墓葬,死者通常仰身直肢、頭西脚東(個别頭朝東)。隨葬品豐富,包括陶器、各式馬具、武器、銅鏡、石盤及裝飾品等。

據雪嶋宏一統計,田字形墓主要分布在中區,占該區墓葬的51.85%;矩形竪穴土坑墓主要分布在西區,占該區墓葬一半左右;地上木椁墓主要分布在東區,占該區墓葬的62.48%。他根據各類墓葬隨葬品的特徵,判斷維加里克墓葬的年代在公元前7—前6世紀 20,這基本沿用維斯涅夫斯卡雅、李特文斯基的意見,不過,這個年代判斷並不能讓人滿意,我們有必要對該墓地重新進行編年研究。

根據我們的研究,維加里克墓地墓葬,實際可以分成四期,年代從公元前13世紀延續到前3世紀,下面分别介紹各期墓葬形制、隨葬品特徵及我們的斷代依據。

(一)第一期墓葬(公元前13—前11世紀)

該期墓葬爲地上木椁墓,僅見M15一座,地表有一重柱洞,墓葬北部轉角處有一大坑,是圍繞一個柱洞擴大而成的,其中出土3件安德羅諾沃式陶罐,墓葬其他位置還出土陶壺、折沿銅鏡(沿高且直)、逗號形石盤等。

該墓出土的3件陶罐,有兩件口沿裝飾連續三角紋帶,內填斜綫,器身裝飾橫向連續“之”字刻劃紋,與澤拉夫尚河下游的塔札巴格雅布文化(Tazabagyab Culture)陶器如出一輒(Gurdush墓地,圖 12:7—8),塔札巴格雅布文化雖爲定居農業文化,但受到安德羅諾沃文化和木椁墓文化的强烈影響,甚至有學者認爲它是安德羅諾沃文化的一種地方類型,其年代在公元前13—前11世紀。 21另外,M15此類地上木椁墓,在維加里克第二期(公元前10—前8世紀)及以後墓葬中普遍存在(詳後),可見它在該墓地是前後沿續的,M15年代下限當與第二期墓葬年代上限銜接;而該墓出土的陶壺、折沿銅鏡等,年代也能到早期鐵器時代之初,據此,本文將M15年代定爲公元前13—前11世紀。

圖 12 維加里克第一期墓葬及其隨葬品

左:M15平面圖;右:1—4、7—8.陶器,5.石盤,6.銅鏡(7—8.Gurdush 墓地;其餘維加里克墓地M15)

(二)第二期墓葬(公元前10—前8世紀)

第二期墓葬包括:M33、M41、M60、M83、M84等。墓葬形制有地上木椁墓,新出現田字形墓。隨葬品以銅器爲主,偶見銅鐵復合工具,陶器比較少,均爲手製;兩翼銅鏃較多,偶見三翼銅鏃。

本期墓葬的年代。據楊建華等研究,管銎斧銎的發展趨勢是由長到短 22,維加里克本期遺存中的銅鐵復合管銎斧(圖13:2),銎特别長,類似圖瓦阿爾贊I號墓及阿爾泰馬爾他墓地所出管銎斧,其年代均在公元前9—前8世紀;中亞地區的鐙形帶孔馬銜(同圖14:1),一般認爲年代在公元前8世紀左右; 23而環部略成方形的雙節馬銜(同圖14:2),見於洋海I號墓地M5,年代在公元前10—前8世紀; 24兩翼有銎鏃、兩翼有鋌鏃(圖14:6—8),年代也在公元前9—前8世紀; 25水滴狀金—青金石復合耳墜,見於伊拉克尼姆魯德(Nimrud)遺址所出阿舒爾納齊拉普利二世(Ashurnasirapli II, 875–860 BC )浮雕像;透雕捲曲獸(圖14:13—14),見於阿爾贊I號墓;鹿形裝飾(圖14:15),鹿頭上揚,也是阿爾贊I號墓遺物風格。一段爲獸形的骨器(圖13:4),應該是棒狀骨馬鑣殘件,此類馬鑣也見於察吾呼I號墓地M30 26、洋海墓地 27,年代在公元前10—前8世紀。

據以上分析,該期墓葬年代可定在公元前10—前8世紀。

圖13 維加里克第二期墓葬形制及隨葬品

1. 銅骨復合;2. 銅鐵復合管銎斧;3. 鐵器;4. 骨器;5. 金—青金石耳墜;

6. 陶紡輪;7. 陶鉢(2.M83—田字形墓;3.M33—田字形墓)

圖14 維加里克第二期墓葬隨葬品

銅器:1—4. 馬銜、馬鑣;5. 銅錛;6—12. 銅鏃;13—15. 銅飾;16. 帶扣;17—21. 節約

(三)第三期墓葬(公元前7—前6世紀)

繼續使用地上木椁墓和田字形墓,開始出現矩形竪穴土坑墓,但不占主流。此期墓葬包括:M11、M14、M18、M22、M25、M27、M28、M30、M34、M35、M45、M51、M70等。此期墓葬隨葬品中,開始出現管流陶罐(圖15:1—2),平底手製;鐵器較上一期多,但衹是小件器物(如小刀等);逗號形石盤(圖15:19)比較普遍,其邊緣變得圓潤,不似M15隨葬者邊緣呈垂直狀;折沿銅鏡(圖16:4)的沿仍保持垂直,但折沿變矮;馬銜均爲鐙形,有的帶隔擋。

本期墓葬的年代。本期遺存中的手製管流陶罐,類似於伏爾加河流域薩夫羅馬泰文化陶器,後者年代在公元前7—前6世紀; 28青銅管銎斧(圖16:13)的銎,長度變短;帶隔擋的鐙形馬銜(圖16:1,2,4),見於哈薩克斯坦地區,年代在公元前7世紀左右; 29本期流行的三翼有鋌鏃(圖16:8—9),年代在公元前8—前6世紀; 30青銅短劍(圖16:6)爲塔加爾文化第二期波德戈爾諾沃期的典型形式,塔加爾文化原先推斷的年代在公元前7—前3世紀,共分爲四期 31,但據最新碳十四測年數據,其起始年代當在公元前900年左右 32,則該短劍的年代約當公元前7—前6世紀。

據以上分析,本期遺存的年代可定爲公元前7—前6世紀。

圖15 維加里克第三期墓葬形制及隨葬品

1—5. 陶罐/杯;6. 陶紡輪;7. 銀串珠;8. 金耳環;9—11. 鐵器;12. 肉紅蝕髓珠;13—15. 綠松石珠;16—18. 青金石珠;19. 石盤;20. 石牌(9.M11-田字形墓;10.M35-田字形墓;11.M34-矩形竪穴土坑墓)

(四)第四期墓葬(公元前5—前3世紀)

墓葬形制與前一期相同,矩形竪穴土坑墓普遍。此期墓葬包括:M16、M21、M26、M47、M66、M69。手製陶器逐漸爲輪製陶器所代替,管流罐也發展成形制規整的輪製陶;鐵器大量出現,並且開始出現尺寸較大的鐵劍等器;石盤由逗號形發展爲四足形(圖17:19);雙環馬銜增多,角製馬鑣(圖18:3)極具特點;折沿銅鏡逐漸爲帶柄銅鏡(圖18:7)所代替。

圖16 維加里克第三期墓葬隨葬品

均爲銅器:1—4. 馬銜、馬鑣;5. 矛;6. 短劍;7. 權杖頭;8—10. 銅鏃;

11—12. 銅扣;13. 管銎斧;14. 銅鏡;15. 銅錛;16—20. 帶扣;21—25. 銅飾、節約

隨葬品中,有一種折沿銅鏡(圖18:8),其沿向外斜,阿爾泰地區也發現過此種銅鏡,年代斷在公元前6世紀左右 33,不過,維加里克墓地出土的這種銅鏡,與角製馬鑣共存,年代應比公元前6世紀稍晚。鐵短劍(圖17:6—7)也見於七河流域别斯沙迪兒墓地M25,後者年代在公元前5世紀左右。 34

圖17 維加里克第四期墓葬形制及隨葬品

1—4. 陶罐/杯;5. 陶紡輪;6—7. 鐵劍;8. 鐵刀;9. 鐵鈎;10. 金耳環;11. 礪石;12. 石扣;13—18. 綠松石珠;19. 石盤 (6.M21-田字形墓,7.M26-地上木椁墓,8.M47-田字形墓,9.M16-矩形竪穴土坑墓)

此外,隨葬的青銅獸首小銅飾(圖18:12—13)、四足石盤、雙環形馬銜(圖18:5)、角製馬鑣等,均爲中亞地區公元前5—前3世紀的典型器物。

據此,本文將第四期墓葬的年代定在公元前5—前3世紀。

小 結

我們依據墓葬形制及出土遺物的特徵,對維加里克墓地重新分期編年。維加里克墓地遺存可分爲四期,年代分别爲:第一期公元前13—前11世紀、第二期公元前10—前8世紀、第三期公元前7—前6世紀、第四期公元前5—前3世紀。

圖18 維加里克第四期墓葬隨葬品

除3外,均爲銅器。1、2、4、5.馬銜、馬鏕;6. 銅刀;7—8. 銅鏡;

9—11. 銅鏃;12—13. 銅飾;14. 節約;15. 銅泡;16—19. 銅帶扣

墓葬形制方面,地上木椁墓出現最早,一直沿用到最晚期;田字形墓出現在第二期,沿用到最晚期;矩形竪穴土坑墓出現在第三期,沿用到第四期。

隨葬品方面,第一期陶器間接受到安德羅諾沃文化(塔札巴格雅布類型)的强烈影響。第二期陶器以圜底爲主,其他隨葬品基本具備遊牧文化特徵,如馬具、動物紋等,這種特徵在該期定型,一直保持到最晚期遺存中。第三期平底陶器增多,以帶管流的手製平底陶器爲特色。第四期陶器仍以管流平底爲主,不過製作更加精細,輪製爲主。

四、薩恩薩伊田字形墓的來源及傳入通道

在前文中,我們對薩恩薩伊與維加里克兩處墓地遺存做了詳細分期與斷代研究(表1),並給出了充分的斷代依據。在這兩個年代框架中,我們尤其關心兩墓地墓葬形制的早晚變化情况。

表 1 薩恩薩伊與維加里克墓地墓葬形制統計表

由表1可見,在鹹海東岸的維加里克墓地,田字形墓出現在第二期(公元前10—前8世紀),薩恩薩伊墓地同類型墓葬年代在公元前9—前8世紀,與維加里克同類型墓同時而稍晚,不過,僅就此即推定薩恩薩伊的田字形墓來自維加里克,顯然是不够嚴謹的。墓葬形制(反映葬俗)屬於文化因素的一種,我們在考慮文化因素的直接傳播時,要特别注意兩個方面:第一,一種文化因素的直接傳播,不可能是孤立的,它往往和其他因素“打包”傳播,其背後是人群的遷徙,最常見的原因有氣候變遷和戰爭,而且戰爭也常常是由氣候變遷導致的。因此,我們在研究田字形墓制的來源時,要注意尋找與其相聯繫的其他文化因素,具體來說,如果田字形墓果真來源於鹹海東岸,那必然有該地區的其他因素相伴傳來。第二,既然田字形墓的傳播載體是人群,那麽必然存在適於人群遷徙的通道,我們有必要尋找鹹海東岸與烏魯木齊地區之間的可能通道,考察它在公元前10世紀前後是否通暢。

(一)相伴傳播的文化因素

我們注意到,維加里克有一種地上木椁墓,出現時間特别早,在該墓地第一期就已經出現了,年代在公元前13—前11世紀。在歐亞草原地帶,據筆者所知,這是年代最早的地上木椁墓。有意思的是,我們在薩恩薩伊所在的天山中部地區,也發現了這種墓葬形式,那就是呼圖壁縣石門子水庫墓地的M6,從該墓出土的馬銜、帶扣及鹿形牌飾等遺物來看,其年代正當田字形墓在薩恩薩伊出現之時,即公元前9—前8世紀。

另外,維加里克墓地出土有大量鐵器,包括中亞已知最早鐵器中的一批,尤其有趣的是,這些早期鐵器幾乎都出自田字形墓(第二期)中。而薩恩薩伊所在天山中部地區,新發現了目前新疆最早的鐵器,年代與維加里克鐵器相當。可惜的是,薩恩薩伊田字形墓(第二期)中未辨認出早期鐵器。不過,該墓地第三期墓葬中却出土有一個鐵匕首/劍的殘片(M76),說明此地人群對鐵器是有相當知識的,那麽田字形墓中很可能也隨葬有鐵器,衹是完全銹蝕掉了。 35

可見,薩恩薩伊田字形墓的傳入,並不是孤立的,它至少是與地上木椁墓、早期鐵器一同傳入的,而後兩者都可以追踨到維加里克墓地中。那麽田字形墓來自鹹海東岸,並非過度聯想。我們需要進一步探索的,是它由西而東進入天山中部的通道。

(二)田字形墓傳入天山中部的通道

我們注意到,不論是薩恩薩伊墓地還是維加里克墓地,都有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或受該文化强烈影響,這一點啓示我們探索安德羅諾沃文化人群在兩者交流中所發揮的作用。我們發現,安德羅諾沃文化人群在鹹海東岸與天山中部交通路綫的開通方面,曾發揮過舉足輕重的作用。

歐亞草原地帶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可以分爲三個階段 36

第一階段,以彼得羅夫卡(Petrovka,位於哈薩克斯坦北部、伊希姆河中游)類型爲代表,主要分布在南烏拉爾、哈薩克斯坦北部和中部地帶,年代約當公元前17—前16世紀。

第二階段,以阿拉庫爾(Alakul,位於烏拉爾地區)類型和費德羅沃(Fedorovo,位於烏拉爾地區)類型爲代表,主要分布範圍已經涵蓋了南烏拉爾、米努辛斯克盆地、哈薩克草原、七河—天山地區及帕米爾地區,年代約當公元前15—前13世紀。

第三階段,以阿列克謝耶夫卡(Alekseevka,位於烏拉爾地區)類型爲代表,主要分布在哈薩克斯坦中部到七河地區,年代約當公元前12—前9世紀。

庫茲米娜發現,安德羅諾沃文化在其早期階段(公元前20—前17世紀)就已經開始從烏拉爾地區向中亞遷徙了,從考古發現看,其終點至少已經抵達澤拉夫尚河流域,但進一步的發展情况還不明確。 37安德羅諾沃文化遷徙的第二階段約當公元前16—前14世紀,一方面,阿拉庫爾類型、費德羅沃類型,以及一部分木椁墓文化人群,向南部的哈薩克斯坦中部地區遷徙;另一方面,費德羅沃類型向東進入東哈薩克斯坦、鄂畢河流域,甚至米努辛斯克盆地。抵達哈薩克斯坦中部的安德羅諾沃文化人群,在公元前13—前9世紀進一步向七河流域前進 38,這是安德羅諾沃文化遷徙的第三個階段,說明安德羅諾沃人在其文化晚期階段,已經打通鹹海到七河地區的道路。

新疆地區已經發現爲數不少的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其居址主要分布在塔城地區西北邊境地帶、博爾塔拉州西部邊境地帶及伊犁河谷三處;墓地分布地區除以上三處外,還有天山中部地區和塔什庫爾干地區。 39

伊犁尼勒克縣曾採集到安德羅諾沃文化第一階段類型陶器殘片,說明該文化很可能於初始階段就出現在新疆西部; 40第二階段類型遺存數量非常少,零星見於塔城地區西北部和伊犁河谷;第三階段類型遺存則大量出現,普遍見於自塔城市至塔什庫爾干的新疆西部地區。從現有材料看,安德羅諾沃文化進入新疆的路綫,大致有三條:第一,東哈薩克斯坦→塔城地區西北;第二,七河地區→伊犁河谷;第三,費爾干納盆地→塔什庫爾干地區。其中,第二條通道最爲重要,年代可能最早;第三條通道年代可能最晚。 41

也就是說,從哈薩克斯坦中部經七河流域到伊犁河谷,是安德羅諾沃文化進入新疆的重要通道,其使用年代從公元前15世紀—前10世紀。這條通道向東可以延伸到天山中部地區,薩恩薩伊墓地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中的素面平底罐,與該文化七河類型(晚期)類似;不過,天山中部地區發現的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年代基本都在公元前13—前10世紀,略晚於伊犁河谷往西的通道。

另外,安德羅諾沃文化沿天山廊道東進之時,昌吉州東部(奇台—木壘地區)爲四道溝文化分布區(表2) 42,比如四道溝遺址下層遺存、奇台半截溝遺址等,安德羅諾沃文化東進勢頭因而受阻。我們統計到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墓葬及窖藏等遺物,分布範圍僅限於阜康及其以西,原因正在於此。

表2 鹹海東岸—天山東部的文化譜系

安德羅諾沃人與早期遊牧人(如馬薩格泰人、斯基泰人)關係密切,前者開通的東西通道,無疑會被後者繼承,這爲天山中部與咸海地區的交往提供了極大便利,田字形大墓也沿着這條道路傳到天山中部地區。

五、總結

綜合全文,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薩恩薩伊墓地的考古遺存,可以分爲四期,年代分别是:第一期,公元前13—前10世紀(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第二期公元前9—前8世紀(出現田字形大墓)、第三期公元前7—前6世紀、第四期公元前5—前3世紀。

(2)維加里克墓地的考古遺存,可以分爲四期,年代分别是:第一期公元前13—前11世紀(塔札巴格雅布文化遺存)、第二期公元前10—前8世紀(出現田字形大墓)、第三期公元前7—前6世紀、第四期公元前5—前3世紀。

(3)薩恩薩伊田字形墓,直接來源於鹹海東岸的維加里克墓地,其傳入時間約在前9—前8世紀;與田字形大墓一起進入天山中部地區的,還有地上木椁墓和早期鐵器。

(4)公元前15—前10世紀,安德羅諾沃人開闢了哈薩克斯坦中部經伊犁河谷到天山中部的通道,並爲田字形大墓使用者所繼承;田字形墓、地上木椁墓及早期鐵器就是沿着這條通道進入天山中部地區的。

The Migration of Central Asian Nomads around 1000 BCE: A Chronological Study of the Saen Sayi Cemetery and the Uygarak Kurgans

Liu Zixin

This paper concerns the origins of the quartered (田-shaped) tombs excavated in the Saen Sayi cemetery, Urumqi,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traces them to the Uygarak Kurgans east of the Aral Sea. In this paper, a new chronological study has been conducted using strictly stratigraphical and typological methods. This has allowed both the Saen Sayi cemetery and the Uygarak Kurgans to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The paper shows that the relics used to date the quartered tombs were generally excavated from backfill contexts and so are likely associated with an earlier period. Thus, the quartered tombs can be dated to the 9th-8th centuries BCE, rather than 19th-16th centuries BCE as previously suggested. The route by which the quartered tomb arrived at Saen Sayi was established by the earlier Andronovo people. It was also via this route that early iron wares and above-ground wooden-chambered tombs arrive in the Central Tianshan region.


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新疆薩恩薩伊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本文關於薩恩薩伊墓地的材料,除特别說明外,均來自該報告。

2 同上書,第162頁。

3 林梅村:《昌吉古代文明的變遷》,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局編:《絲綢之路天山廊道—新疆昌吉地區古代遺址與館藏文物精品》,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8頁。

4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新疆薩恩薩伊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50—173頁。

5 邵會秋:《新疆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相關遺存探析》,《邊疆考古研究》第8輯,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81—97頁。

6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新疆薩恩薩伊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63—164頁。

7 同上書,第164頁。

8 A.A.科瓦列夫,Д. 額爾德涅巴特爾著,邵會秋、潘玲譯,楊建華校:《蒙古青銅時代文化的新發現》,《邊疆考古研究》第8輯,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246—279頁。Alexey A. Kovalev, “New Bronze Age Cultures Discovered in Mongolia”, A lecture by Prof. Kovalev in Peking University on May 4th, 2012.

9 Elena E. Kuzmina,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ianians, Leiden-Boston, 2007, p.29.

10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新疆下阪地墓地》,文物出版社,2012年。

11 Elena E. Kuzmina,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ianians, Leiden-Boston, 2007, p.645, Fig.33.

12 Ibid., 2007, pp.23-25. Е. Е. Кузьмина, Классфикация и Периодизац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Андроновской, Актобе, 2008, p.206.

13 Elena E. Kuzmina,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ianians, Leiden-Boston, 2007, pp.23-25. Е. Е. Кузьмина, Классфикация и Периодизац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Андроновской, Актобе, 2008, p.213, Fig.85; p.215, Fig.86.

14 邵會秋:《新疆蘇貝希文化研究》,《邊疆考古研究》第12輯,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93—220頁。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鄯善洋海墓地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11年第1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魯番地區文物局:《鄯善縣洋海一號墓地發掘簡報》,《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魯番地區文物局:《鄯善縣洋海二號墓地發掘簡報》,《新疆文物》2004年第1期。

15 《新疆薩恩薩伊墓地》誤爲安德羅諾沃文化遺物,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新疆薩恩薩伊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64頁。

16 A.A.科瓦列夫, Д. 額爾德涅巴特爾:《蒙古青銅時代文化的新發現》,邵會秋、潘玲譯,楊建華校,《邊疆考古研究》第8輯,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246—279頁。 Alexey A. Kovalev, “New Bronze Age Cultures Discovered in Mongolia”, A lecture by Professor Kovalev in Peking University on May 4th, 2012。

17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新疆薩恩薩伊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62—173頁。

18 О.А. Вишне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сакских племен низовьев Сырдарьи в VII-V вв. до н.э.: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Уйгарака, Москва, 1973.

19 B.A. Litvinskij, Eisenzeitliche Kurgane zwischen Pamir und Aral-See,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1984.

20 藤川繁彥主編:《中央亞細亞考古學》,同成社,1999年,第178—184頁。

21 Elena E. Kuzmina,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ianians, Leiden·Boston, 2007, pp.238-240.

22 楊建華、包曙光:《俄羅斯圖瓦和阿爾泰地區的早期遊牧文化》,《西域研究》2014年第2期。

23 J. Davis-Kimball, V.A. Bashilov, L.T. Yablonsky (eds.),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Zinat Press, 1995. p.202.

24 艾克拜爾·尼牙孜、田中裕子:《關於吐魯番盆地洋海墓地馬具分析》,《中國考古學》2011年第11號,第189—202頁。

25 田中裕子:《新疆出土鏃分類編年》,《中國考古學》2011年第11號,第155—170頁。

2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巴州文管所:《和靜縣察吾呼一號墓地發掘簡報》,《考古學報》1988年第1期。

27 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鄯善洋海墓地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11年第1期。

28 J. Davis-Kimball, V.A. Bashilov, L.T. Yablonsky (eds.),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Zinat Press, 1995. p.112.

29 Ibid, p.202.

30 田中裕子:《新疆出土鏃の分類と編年》,《中國考古學》2011年第11號,第155—170頁。

31 藤川繁彥主編:《中央亞細亞考古學》,同成社,1999年,第102—107頁。

32 V.G. Dirksen, B. van Geel, et.al.,“Chronology of Holocene Climate and Vegetation Changes and their Connection to Cultural Dynamics in Southern Siberia”, in Radiocarbon, Vol. 49, Nr. 2, 2007, pp. 1103-1121.

33 A.A.提什金, H.H. 謝列金:《金屬鏡:阿爾泰古代和中世紀的資料》,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譯,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7—19、21頁。

34 К.А.阿奇舍夫, Г.А. 庫沙耶夫:《伊犁河流域塞人和烏孫的古代文明》,孫危譯,蘭州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3頁。

К.А. Акишев, Г.А. Кушаев. Древняя культура саков и усуней долины реки или. Алма-Ата, 1963, p.73.

35 關於新疆地區早期鐵器的來源、傳入的時間及方式,筆者將有專文詳細論述。

36 邵會秋:《新疆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相關遺存探析》,《邊疆考古研究》第8輯,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81—97頁。

37 Elena E. Kuzmina,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ianians, Leiden-Boston, 2007, pp.229-235, 452-458.

38 Ibid., pp.265-266.

39 阮秋榮:《新疆發現的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研究》,《西部考古》第7輯,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125—154頁。

40 李水城:《西北與中原早期冶銅業的區域特徵及交互作用》,《考古學報》2005年第3期。

41 邵會秋:《新疆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相關遺存探析》,《邊疆考古研究》第8輯,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81—97頁。

42 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會的考古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5—86頁。林梅村:《昌吉古代文明的變遷》,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局編:《絲綢之路天山廊道—新疆昌吉地區古代遺址與館藏文物精品》,文物出版社,2014,第26—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