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1944年12月下旬，美、英、苏三大盟国的雅尔塔会议临近。如果要在雅尔塔会议召开期间提出战争罪行问题，那么有些政策应该事先取得一致意见。关于战争罪行的讨论很快上升到美国政府最高层，陆军部把侵略战争作为控告纳粹领导人的一项罪行加进伯奈斯计划，随后把计划的修改稿送给了国务院和司法部。

这项综合提议的支持者们相信，它已经不只是摩根索计划的替代品，而是提供了一套传统的审判程序，来处理纳粹头目。如同后来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个传统的审判程序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设想——它将是为了控制未来的侵略者，而朝向发展国际法的路途上迈出的一大步。史汀生的好友，陆军部官员威廉·钱勒（William Chanler）上校的态度，很典型地代表了陆军部的观点。他说：“通过把决斗规定为一项普通罪行，并去掉环绕在荣誉和骑士精神周围的光环，决斗终于被制止。今天，让我们共同努力，对被当作国家政策工具的战争，来做同样的工作。”⁶⁸

陆军部急切希望通过审判的手段控制战争，因此，理所当然地应由司法部负责研究伯奈斯审判计划的内在缺陷。司法部副部长赫伯特·韦克斯勒（Herbert Wechsler）在12月29日的一份备忘录中，针对伯奈斯的计划提出以下几点意见：首先，对纳粹分子的战前行为和迫害德国国民的行为，以及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进行指控，将构成溯及既往的起诉——在行为已经发生之后才将其定义为罪行，是事后制定的，因而是不具权威的法律。因此，他强烈要求把这部分内容从计划中拿掉。

其次，共谋是英美法系中的一个独有的概念，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审判战争罪行的国际法庭将由主要盟国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共同组成。英、美两国的法律承认共谋罪，但是这个概念却不存在于法国、德国或者苏联的法律中。他建议用范围更具体的“共同计划”来替代“共谋”。

最后，陆军部的计划还存在着一个重大瑕疵，那就是对纳粹组织的起诉：能否宣告所有的组织——其中一些组织的成员数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是犯罪组织？他认为，这种一刀切的方法充满了潜在的不公正性。作为法律专家的韦克斯勒，还敏锐地预见到，计划要求组建的国际法庭即将面临着大量棘手的问题。

韦克斯勒的上司，司法部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同意其副手的大部分观点。他也认为，不应该起诉战争爆发前实施的行为；并认为，针对侵略战争的共谋的指控存在严重的疑问。他也关切犯罪组织的起诉，并建议应该设立众多的法庭用以逐个控告下级罪犯，借以取代整体上的犯罪组织起诉。

韦克斯勒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担任美国法官的首席法律顾问，因此，他的保留意见格外重要。当然，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对修改后的伯奈斯计划心存怀疑的司法部部长比德尔，即将担任纽伦堡法庭的美国法官。显然，韦克斯勒和比德尔对共谋和对集团犯罪控诉所持的怀疑态度，必将深刻影响未来的纽伦堡审判。

1945年1月5日，比德尔在一份备忘录中批评了陆军部的计划，然而，到了1月21日，他却转而赞成这个计划。在此期间，他的意见之所以发生这样迅速地改变，其中原因在于以下两点：第一，司法部想尽力拿出陆军部计划的修改意见，但由于时间紧张，必须立即形成一套新体系来指导出席雅尔塔会议的罗斯福总统，在此情况下，比德尔承受着巨大压力，仓促间无能为力。第二，在摩根索计划已经名声扫地的情况下，陆军部早已提出了唯一一套较为成熟的方案。因此，在往来反复的美国战时政策的制定问题上，陆军部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到1945年1月，即使罗斯福本人在公开发言时，也使用陆军部的战争罪行术语。比如，在给国务院的便函中，罗斯福提到，对于主要战争罪犯应该进行审判，他写道：“控诉应该包括对发动侵略的控告，和公然违反《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控告。这些和其他控诉也可以合并为一项共谋的控告。”⁶⁹ 可见，自从魁北克会议以来，罗斯福已经大大修正了自己原来的意见。

据此，作为新政内阁中一名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比德尔认识到，领头反对总统所采纳的路线，尤其是在战时，根本是自讨苦吃，也将一无所获。因此，比德尔和韦克斯勒压制了自己的不同观点，他们的反对意见因而没有得到重视。但是，无论韦克斯勒还是比德尔都还没料到，他俩将在未来的审判中扮演重要角色，伯奈斯计划中的重大瑕疵，将会一直缠绕他们直到审判结束。

现在，史汀生和国务院联合站在同一战线上，再加上罗斯福的支持，陆军部的计划更为巩固，其他人在实质上已经没有提出反对的机会。

1945年1月间，纳粹分子对美军犯下了最为惨烈的暴行——党卫队的一支分遣队在比利时马尔梅迪屠杀了70名美军战俘。按照纳粹一贯的作为来看，这只不过是一次相当普通的暴行，此前也有类似暴行落到其他国家身上，然而它却是美国人遭受的头一次，因此它强烈刺激了美国政府。

党卫队的战斗分遣队实施了这次暴行，从表面上看，它只不过是奉上级命令而行动。在这次事件之前，美国很多高级官员，甚至包括史汀生自己，都不同意犯罪组织的起诉计划把所有军事性的党卫队也包括进去。然而，马尔梅迪事件将这些顾虑一扫而光。自此以后，陆军部要起诉整个党卫队系统，还进一步提出，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要为使用这些部队，以及这些部队所采用的手段承担责任。

在马尔梅迪流血事件造成的恐怖和愤怒的氛围中，1945年1月22日，司法部、国务院和陆军部的三位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科德尔·赫尔和亨利·史汀生一起在陆军部计划的修改摘要上签字，并题名为“呈交总统的备忘录：审判和惩罚纳粹战争罪犯”。三位部长在备忘录中联名倡议：纳粹分子的领导人和组织犯下了残暴的罪行，他们联合参与制订并实施了“大规模的犯罪计划”，为此，应该成立一个盟国法庭来审判他们；要审理的罪行包括：战争爆发以前的犯罪行为；迫害德国国民的罪行；尤其是，“发动非法的侵略战争”的罪行。⁷⁰

三位内阁成员最终取得一致意见，战争罪行审判问题看起来在美国已经得到解决。1945年1月末，曾将摩根索及其方案带到魁北克会议上的罗斯福，将截然相反的三部联合提交的备忘录带到雅尔塔。在那里，他将利用会见丘吉尔和斯大林的机会，共同商讨这份文件。史汀生、赫尔和比德尔决定性地赢得了在华盛顿的胜利，现在他们却不得不静心等待，看罗斯福总统能否成功地说服盟国的欧洲首脑，最终赢得这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