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雅遗址研究

尼雅遗址概述

一、位置与地理环境

尼雅遗址位于新疆民丰县城以北沙漠之中，从民丰县城至尼雅遗址中心的佛塔，直线距离约百公里。按传统进入尼雅遗址的路线，从民丰县城沿尼雅河北行约70公里至卡巴克阿斯坎村，又前行约5公里至大麻扎（伊斯兰教圣地），再沿尼雅河北行约13公里至尼雅遗址南端，从此北行约27公里至佛塔，共计约115公里（图1）。

尼雅河是尼雅遗址和今民丰县的母亲河，该河源自昆仑山吕什塔格冰川，出昆仑山口北流至坎色日克后，被民丰县城西北部山梁阻断，使河道呈90度角折向东，流至民丰县城北复北流至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麻扎（俗称大麻扎）附近，这里处于民丰隆起带东端，受隆起带岩盘压迫，尼雅河道变窄且向西弯曲。大麻扎一带地表水现已断流，但因泉水的补给，植被较好，仍有民居。过此尼雅河消失于沙漠之中，仅余干河床，尼雅遗址即位于干河床近旁的两侧大沙梁之间（图1、图2）。

二、尼雅遗址考古简史

1901年1月，英籍匈牙利人M. A.斯坦因（M. A. Stein）首次进入尼雅遗址进行调查和盗掘。其间他测绘了尼雅遗址分布图、部分房屋遗迹平面图（N.I—IX），发现很多佉卢文简牍和一些汉文简牍，以及数量众多的各种遗物。1 1906年10月斯坦因再次到尼雅进行调查和盗掘，重新测绘了遗址总平面图（图2）和一些房屋遗迹平面图（N.XII—XVI、XVIII—XX、XXII—XXIV、XXVI、XXIX、XXXV—XXXVIII、XLI），盗掘包括佉卢文简牍和汉文简牍在内的一大批遗物。2 1913年12月，斯坦因第三次到尼雅遗址进行了短暂的调查（N.XLII—XLV），发现部分佉卢文简牍和一批遗物。3 1931年斯坦因第四次到尼雅遗址，此次主要是发现26件汉文简牍。4斯坦因以上四次调查和盗掘，使尼雅遗址遭到严重破坏，遗物几乎被劫掠一空，因而他所刊布的报告，遂成为今日研究尼雅遗址的基础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2月，史树青先生一行到尼雅遗址进行考古调查。调查了佛塔，清理部分遗迹，发现一处冶炼遗址，采集一些遗物，其中以“司禾府印”最受瞩目。5 1959年10月，新疆博物馆李遇春先生一行10人进入尼雅遗址做考古调查和发掘。共清理10处房址，1座墓葬，获取了许多遗物。6 1980年12月，新疆博物馆考古队与和田地区文管所联合组队，在尼雅遗址调查了墓地，清理部分房址，采集包括40件佉卢文简牍在内的一批遗物，其中包括陶蚕1件，残陶蚕1件。7

除上所述，尼雅遗址考古工作在斯坦因之后，以1988年和1990—1997年间，由中国和日本有关方面合组的“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对尼雅遗址的连续考古调查和发掘最为重要。其主要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集历次尼雅遗址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之大成，并有新发现和新突破。8因而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的成果，不仅为尼雅遗址研究建立了新的资料基础，也成为今后对尼雅遗址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石之一。此外，对尼雅遗址还有一些零星的走访和调查，不赘述。

三、尼雅遗址的概况

尼雅遗址范围从南端的北纬37°50′36″、东经82°43′57″至北端的北纬38°02′30″、东经82°43′10″附近。遗址以北纬37°58′32.9″、东经82°43′14.4″的佛塔为中心。南北长约21.3公里，东西宽约3.26公里。遗址内的建筑遗迹筑于黏土堆积之上。9建筑遗迹从北向南呈带状展布，遗迹群呈组团式组合，诸遗迹群间被沙丘和红柳沙包间隔成不同的自然区划。遗址中部向北两侧有南北向高大的沙丘护卫，遗址南部西侧有南北向的沙丘，上述沙丘成为遗址的自然界限（图2、图3）。

斯坦因将在尼雅遗址发现的遗迹共编号45处（N.I—XXXIX、XL、XLI—XLV）（图2），佛塔、墓地、古桥、畜厩、果园及零星房址等未编号。遗迹中出土大量佉卢文简牍，约89件汉文简牍，以及数量较多的陶器、木器和木雕、纺织品、漆器、铜器、铁器、皮革制品、角制品、骨器、玻璃器、印章以及个别的金银器、乐器（吉他）和木笔等。

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调查建筑遗迹94处（D字编号），佛寺遗迹3处（T字编号）。墓葬12处（G字编号）、作坊遗迹17处（M编号），城址1处（W1），其情况见图3和“尼雅遗迹分布调查GPS测定值一览表”（表中编号凡未与斯坦因编号对应者为新发现）。此外，还有果园、畜棚、建筑构件散布点、古桥遗构、栅栏和路旁排树等（尼雅遗址北方以远的调查，略）。发现50余件佉卢文简牍，约9件汉文简牍，其他遗物类别大体与斯坦因发现的遗物雷同（较斯坦因不同的是发现五铢钱、炭精、象牙制品，佛寺遗迹发现壁画），但数量则少得多。墓葬中发现的遗物见原报告10，以及本书正文有关部分的记述。

尼雅遗址的遗存，以房屋建筑遗迹为主体。各建筑遗迹群均由多座单体组合式房屋及其附属建筑聚合而成（图2、图3）。从总体布局上看，佛塔大致位于遗址的中间（图2、图3，南端遗迹时代较晚，不计），墓地大都在各主要遗迹群北缘之北（图3之G3、G4），较大的手工业作坊区（有炼炉，窑址和工房等）在N.XIV遗迹之南百米以远一带（图3之M编号）。此外，还发现农田和灌溉渠遗迹，以及古桥和古城（位于遗址南端，图3之W1）遗迹等，目前已发现的各类遗迹总数约127处以上。

尼雅遗址各建筑遗迹群规模不一（分别由3个左右、5个左右和10个左右单体建筑房屋组合相聚而成，图2、图3），以佛塔南北两边遗迹群规模最大（图2、图3）。各单体建筑房屋组合规模亦大小有别，大者（10—20间组合）很少，中（5—10间组合）小（5间以下）者居多。单体建筑房屋组合由过道或廊道连接厅堂，居室、厨房和储藏室等不同功能的房间（衙署则有公事房），平面形制无定，多采取对称和主从方式呈几何形状集中配置。各建筑遗迹的墙壁均为木骨泥墙，即在立柱间夹芦苇或红柳（单用或合用），其外抹泥。较大的厅堂和房间建筑有地袱（房内地面沿墙壁四周的木框架）、立柱和梁组成的框架结构，梁柱间有的使用斗拱。厅堂内中间有四根（或多）立柱支撑房顶（无存，下同），立柱中间有火塘。较大居室中间一根立柱支撑房顶，沿室内三壁砌黏土矮平台，平面呈“凹”字形，在“凹”字形缺口处有火塘或在对面墙壁置壁炉。较小居室沿一面或两面墙砌黏土矮平台，在无平台的墙壁置壁炉（以上见图4）。此外，在一些建筑遗迹中发现有隔墙、门和窗的残迹，在N.III遗迹还发现世俗装饰壁画残迹。在单体建筑房屋组合之外的建筑遗迹，有院落、果园、蓄水池（个别的有冰窖）和牲畜圈栏等，这些附属建筑用草墙或篱笆围限（图4）。

尼雅遗迹分布调查GPS测定值一览表

佛塔方形塔座两层，下层高1.9米，宽5.7米；上层高1.75米，宽3.5米。其上塔身圆形，径1.8米，残高1.9米。佛塔土坯砌筑，其外抹泥，塔身南面坍塌（图5）。佛寺以N.V遗迹东南角FS佛寺遗迹保存较好（另一佛寺在N.XXIV遗迹附近），佛寺平面呈方“回”字形，长5.30米，宽5.20米（图10），寺内发现壁画残片。

墓地先后发现10余处，以位于佛塔之北约5.2公里、东南距N.VIII遗迹约1.2公里、西北距N.XIV遗迹约2.7公里、坐落在古尼雅河左岸上的95MN1墓地最重要（图3之G3）。墓地的墓葬分上（M1—M4、M6、M7）下（M5、M8）两层埋葬，M3叠压打破M8（图19）。M3、M4、M8为箱式木棺，M1、M2、M5、M6、M7为船形木棺。M3、M8规格最高，随葬品最丰富，其余各墓大体呈半弧形围绕上述两墓。M3、M8均男女合葬，M3出“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奁内置铜镜等物（其他随葬品略）。M8出木器、陶器、弓箭、弓袋和箭箙、装饰品、四乳简化博局铜镜和大量丝绸衣物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木杯底刻有“卍”字，一陶带流罐流下有“王”字样的墨迹，弓和弦上缠绕的黄绢上有墨书佉卢文字，尸体上的衣物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和“讨南羌”锦。

尼雅遗址遗物丰富，以各种木雕和一件木质弦乐器最具特色，以佉卢文和汉文简牍最重要。佉卢文简牍发现近千件，主要发现于佛塔南北两侧的遗迹群，以N.V、N.I和N.XXIV遗迹出土数量最多。佉卢文简牍木质（极少数写在皮革上），分楔形、矩形、长方形和条形等数种，简牍封泥上印有精美的图案或文字。佉卢文简牍之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法律、军事、外文、经济、交通、佛教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记载了鄯善五位国王及其纪年（年代界限在3世纪30—40年代至4世纪30—40年代）。据此可基本复原出上述五位国王时期凯度多州（cad’ota，鄯善灭精绝后，将其变成鄯善国凯度多州）的社会概况，大致复原出鄯善中央政府和凯度多州职官系统的轮廓，大体明确凯度多州各级行政建置情况和主要衙署的位置。

汉文简牍发现约百件，其中西汉末至东汉的汉文简牍近40件，绝大部分发现于N.XIV遗迹。简牍记有精绝王、王室成员和一些高官及外国使者。据此结合遗迹判断，N.XIV遗迹似为精绝王宫所在地，以此为核心的北部地区及南部的N.XXIV遗迹一带应为精绝国的中心区。50余件晋简发现于N.V、N.XV号房间，与200余件佉卢文简牍共存。其内容大致包括鄯善王受晋廷封、诏，凉州、敦煌郡和西域长史营（设在楼兰城）所下公文及追捕罪犯文书，西晋发放通行于鄯善的过所（通行证，持过所者有月支人），以及晋人在鄯善和凯度多州进行的商业及其他各种活动等。此外，N.XXIV和N.XXXVII遗迹所出571、590及640号佉卢文简牍的封泥上，有汉文“鄯善都尉”篆印。据上所述，可知是时鄯善为西晋属国，受凉州节度和敦煌郡统辖，由西域长史营具体管理。除此之外，根据佉卢文、汉文简牍并结合遗迹进行综合分析，可知佛塔南北两边的遗迹群是鄯善凯度多州时期的中心区，其辖境包括整个尼雅遗址。

尼雅遗址是今新疆目前保存状况最好、规模最大、整装性最强的遗址，同时也是少数遗迹、遗物与佉卢文简牍和汉文简牍共存的遗址之一（楼兰故城以汉文简牍为主，佉卢文简牍发现较少）。该遗址遗迹、遗物之多，质量之高，历史信息含量之丰富，原状保存之好，令人叹为观止。这些灿烂的物质文化，全方位地展示出尼雅文明的辉煌，生动地再现了汉代精绝国（两汉时期，上限不明）和魏晋时期鄯善国凯度多州社会的种种情况。其文化单元完整而具体的实态，是新疆此类遗址中绝无仅有的重要发现，因而成为是时西域文明的典型代表之一，并被誉为东方的“庞贝”。现在这个蜚声中外的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尼雅遗址是研究新疆古代国别考古学、国别史、汉晋经营西域史、汉文化与西域文化关系史和东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宝库。现在该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仍在进行之中。我们殷切地期望今后能有更加重大的发现，从而将尼雅文明的研究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四、佉卢文和汉文简牍的发现与研究

（一）佉卢文简牍

1.发现

在新疆已发现的古代民族文字资料中，以尼雅遗址发现的佉卢文简牍的时代最早，数量最多，学术价值最高。其发现的数量，据刘文锁的统计，略如下表。11

佉卢文书出土统计表

关于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现的佉卢文简牍的数量，目前尚缺乏精确的统计，各种统计也因人而异。总的来看，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现的佉卢文简牍900件左右（含皮革文书）。此外，表中还提到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于1905年在尼雅遗址发现6件佉卢文简牍。1959年新疆博物馆尼雅考古队发现66件佉卢文简牍。1990—1997年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发现58件佉卢文简牍（含1件皮革文书）。其他著述中还提到在尼雅遗址发现41件佉卢文简牍12，总计在尼雅遗址迄今共发现佉卢文简牍约千余件。

2.佉卢文简牍的转写、释读与译文和译释

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现的佉卢文简牍，由英国学者E.J.拉普逊（E.J.Rapson），以及其他几位欧洲学者转写和释读，以《佉卢文题铭》书名发表。13书中转写、释读尼雅佉卢文简牍情况如下：

N.I转写释读166件（1—166，简牍编号，下同），N.II转写释读15件（167—181），N.III转写释读41件（182—200，710—731），N.IV转写释读12件（201—212），N.V转写释读187件（213—399）。N.VI出土5件，转写释读4件（400—403）。N.VII转写释读10件（404—413）。N.VIII出土2件，未转写释读。N.IX转写释读1件（421），N.X转写释读7件（414—420）。N.XI出土1件，未转写释读。N.XII转写释读2件（428、429），N.XIII转写释读17件（430—446），N.XIV转写释读皮革文书1件（447），N.XV转写释读4件（448—451），N.XVI转写释读1件（452），N.XVII转写释读1件（453），N.XVIII转写释读1件（454）。N.XIX出土4件，转写释读3件（455—457）。N.XX转写释读1件（458），N.XXI转写释读1件（459）。N.XXII出土39件，转写释读25件（460—484）。N.XXIII出土33件，转写释读22件（485—506）。N.XXIV出土115件，转写释读89件（507—595）。N.XXVI出土27件，转写释读25件（596—620）。N.XXVII出土1件，未转写释读。N.XXVIII出土16件，转写释读7件（653—659）。N.XXIX出土22件，转写释读17件（621—637）。N.XXX出土2件，转写释读1件（638）。N.XXXV出土2件，转写释读1件（639）。N.XXXVI出土9件，转写释读6件（640—645）。N.XXXIX出土1件，未转写释读。N.XLV出土27件，转写释读20件（732—751）。14以上转写释读共计692件。尼雅其他遗迹出土的佉卢文简牍转写释读共17件，即422—425、426、427、650—652、758—763、709、764号简牍。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现的佉卢文简牍共转写释读709件（692+17），未转写释读的86件，合计共795件。除上所述，《佉卢文题铭》转写释读的佉卢文简牍还包括出自安的尔古城的6件（660—665）、出自楼兰LA城址（楼兰故城）的36件（666—701，754—756）、出自楼兰LB遗址的6件（702—707）、出自楼兰LM遗址的2件（752、753）、出自楼兰LF古城的1件（757）、出自敦煌T. XII烽燧的1件（708），以上《佉卢文题铭》共转写释读佉卢文简牍合计764件。

其次，英国学者T.贝罗（T. Burrow）1937年出版了《尼雅佉卢文书别集》15，发表了《佉卢文题铭》一书以外的18件佉卢文书（编号765—782）的释读和译文。翌年出版《新疆出土佉卢文残卷译文集》16，发表了489件文书的译文和注释。此外，零星发现的佉卢文简牍，也大都先后被转写和释读。17

中国对佉卢文简牍释读成的译文，较早的是王广智将贝罗《新疆出土佉卢文残卷译文集》译成汉文。18其后1988年林梅村出版了《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19，译释收588件佉卢文简牍，主要有国王谕令、籍帐和信函三类，书中沿用《佉卢文题铭》一书的编号。

3.佉卢文简牍的研究

上述对佉卢文简牍的转写和释读，是佉卢文简牍研究的首要步骤和必须首先解决的重要问题，是佉卢文简牍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同时佉卢文简牍的转写和释读，也是对佉卢文简牍内涵和对尼雅遗址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除此之外，对佉卢文简牍的研究，还有以下两个重要方面。

（1）佉卢文简牍内涵与简牍形制的对应关系。

佉卢文简牍内涵与简牍形制的对应关系，是深入了解、正确利用佉卢文简牍进行相关研究的基础研究之一。根据尼雅佉卢文简牍释读资料可将其内涵大体区分为国王谕令、籍帐、信函、法律—社会经济文书、佛教文献、文学作品和杂类等。据统计在已转写释读的尼雅佉卢文简牍中，国王谕令280件，约占35.8%；籍帐181件，约占23.2%；信函114件，约占14.6%；法律—社会经济文书84件，约占10.7%；佛教文献4件，约占0.5%；文学作品2件，约占0.3%；杂类4件，约占0.5%；不明者29件，约占3.7%。20在尼雅遗址除发现25件佉卢文皮革文书外，余者均是木质佉卢文简牍（未见纸、绢质佉卢文书）。这些木质佉卢文简牍的形制，研究者将其分为楔形、矩形、长方形、棒形、标签形、Takht形（呈长方形版面，一端有凸出的小柄）和杂类等。21进而研究者又发现不同形制的佉卢文简牍与记录的不同内涵有较明确的对应关系：楔形佉卢文简牍数量最多，楔形双简主要记录国王谕令（少数为籍帐、信函和法律文书），少量楔形单简用于籍帐文书（个别的属信函和法律文书）。矩形简牍数量次之，双简主要用于信函和有关法律—社会经济类文书（个别的用于国王谕令和籍帐文书），少量单简分别用于国王谕令、籍帐、信函和法律文书。长方形简牍数量次于矩形简牍，主要用于籍帐类文书和信函（个别的用于国王谕令、法律文书和文学作品）。其他几种类型简牍数量很少，其中棒形简牍主要用于籍帐（个别的用于法律文书）；标签形简牍主要用于籍帐（个别的用于信函）；Takht形简牍主要用于籍帐和信函（少数用于文学类和杂类文书）。22上述情况表明，佉卢文简牍的不同形制可能是根据文书的不同内涵而设计的，其中以用于国王谕令、信函和法律文书的楔形和矩形简牍最为重要。此外，在尼雅遗址N.V.xv遗迹出土23件皮革文书，在N.XIV出土1件皮革文书，1994年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在93A27（N.XXXVII）发现1件皮革文书。23 N.V.xv遗迹发现的23件皮革文书属国王谕令者18件、籍帐类1件、信函4件。皮革文书主要用于国王谕令，文书有特定的折叠方式24，并主要记录与警戒扜弥和于阗有关的事宜，说明其与同样记录国王谕令的楔形和矩形简牍是有区别的。

除上所述，楔形、矩形和长方形佉卢文简牍出土数量最多的遗迹为N.I、N.V、N.XXII、N.XXIV。25这种对应关系是判断遗迹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

（2）尼雅佉卢文简牍的年代。

尼雅佉卢文简牍记有五位鄯善王的纪年，但其纪年与公元纪年的对应关系不明，故很难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基本明确五位国王纪年与公元纪年的对应关系，则成为能否正确使用尼雅佉卢文简牍资料进行相关研究的关键。因此，学者们对此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探讨和研究，现在已得出有基本共识性的研究成果，从而大大促进了利用尼雅佉卢文简牍资料进行相关的研究工作，使尼雅遗址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请参见《尼雅佉卢文简牍的年代与鄯善王统》一文。此外，《尼雅佉卢文简牍所记人物组合与纪年构成略析》一文，还进而以有明确纪年的人物组合为纲，将拉普逊等人转写释读的709件尼雅佉卢文简牍中文义较清楚的638件简牍的年代进行了分析。

（二）汉文简牍的发现与研究

1901年斯坦因在N.V.xv遗迹发现52件汉文简牍（按原书编号计算）26，1906年斯坦因在N.XIV遗迹iii号大垃圾堆发现11件汉文简牍27。1931年斯坦因在N.XIV的ii室内发现21件汉文简牍，在N.XII遗迹附近发现“汉精绝王”等4件简牍，又在N.II发现1件汉文简牍（有争议，可能是别的遗迹带到N.II的）。28以上汉文简牍录文，参见本书附录一“尼雅遗址出土汉文简牍录文”。其次，1996年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在N.V遗迹发现9件汉文简牍。29迄今在尼雅遗址共发现98件左右汉文简牍。

斯坦因1906年发现的11件汉文简牍的年代，现在多从王国维的东汉说。30斯坦因1901年发现的52件汉文简牍，学界几乎公认为晋简。斯坦因1931年发现的26件汉文简牍的具体年代，意见分歧较多，详见《精绝王治所方位与精绝故址范围探析》一文中的论述。

利用尼雅汉文简牍对尼雅遗址和鄯善史进行研究的论著较少，本书也仅略有涉及。请见《精绝王治所方位与精绝故址范围探析》《佉卢文简牍封泥无“鄯善郡尉”印文，西晋未设置鄯善郡》二文利用汉文简牍进行的研究。

五、尼雅遗址的考古学研究

所谓尼雅遗址的考古学研究，是指对尼雅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的遗迹与遗物资料，按照考古学规范和方法进行整理研究，公布资料，发表初步研究成果。属此类者，目前主要见于前述斯坦因《古代和田》与《西域考古图记》中有关尼雅遗址部分，以及前述《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一卷和第二卷所刊布的调查与发掘的成果。此外，还有少数考古调查简报。31但是应当指出，首先，上述刊布的资料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规范的考古报告。斯坦因刊布的尼雅遗址资料不符合现代考古学规范，行文中夹叙夹议，议论部分多属专题和综合研究性质，其利用价值虽高，却不太方便和准确。《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刊布的尼雅遗址资料较简明，仍不属于按照现代考古学规范撰写的考古报告，利用这些资料很难进行较全面的深入研究。因中日共同尼雅遗迹调查与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尚未完结，所以我们期望今后能出版较规范的尼雅遗址考古报告。同时也希望进而将斯坦因的尼雅考古资料进行整理和总结，使之与新发现的尼雅考古资料和成果融为一体，整合成尼雅遗址较完整的资料系统，此项工作对尼雅遗址考古学研究和相关学科的研究至关重要。其次，尼雅遗址考古学研究，是指在前述资料的基础上，对尼雅遗址进行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以期达到对尼雅遗址进行复原研究的目的。32

关于尼雅遗址考古学专题研究，早期的论述主要见于斯坦因《古代和田》和《西域考古图记》尼雅遗址资料中的议论部分。近期的论述主要见于《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二卷本文编第II部研究论文编，首先，其内容涉及尼雅遗址聚落形态、尼雅遗址古建工艺、佛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佉卢文简牍形制与内涵研究，佉卢文简牍与遗迹群的关系，尼雅遗址所出丝织品和铜镜研究，尼雅遗址历史地理与环境研究等。其次，该报告书第三章之（5）95MN1号墓地的调查，也有较多的研究内容。《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一卷第4章考察篇中，收录了尼雅新发现的佉卢文简牍的释读和尼雅N.III房屋结构等论文。此外，还有其他零星论文。33尼雅遗址考古综合研究乏见，仅有少量的综合论述，如王炳华的《尼雅考古回顾及新收获》34、刘文锁的《尼雅考古研究综述》35、于志勇的《尼雅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36等。

除上所述，迄今对尼雅遗址的考古专题与综合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乃刘文锁的博士论文《尼雅遗址形制布局初探》（2000）。这篇论文主体部分共四章：第一章建筑遗迹的形制与形式，第二章遗物和简牍与建筑遗迹的关系，第三章尼雅遗址的形制布局，第四章尼雅遗址的时代。文中以研究尼雅遗址形制布局为龙头，对遗址诸遗迹进行了分型分式研究（图4），将遗址所出佉卢文简牍与相关遗迹有机结合，探讨简牍内涵与遗迹的组合关系，进而探讨了尼雅遗址诸遗迹的组合与区划，有关衙署的方位以及尼雅遗址的不同区划、不同建筑形制（含形式）、不同建筑材料与时代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尼雅遗址进行了分期研究。这篇论文据现有资料对尼雅遗址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弥补了尼雅遗址考古学研究的空白和缺环。

关于本书对尼雅遗址的研究，则不属于对尼雅遗址进行全面综合研究范畴，所收篇目除尼雅佉卢文简牍年代学研究外，大都是为配合尼雅遗址考古调查发掘的应时之作。这些篇目基本上涉及与尼雅遗址有关的史学和考古学基础研究的主要问题37，并对其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提出了全新的见解。这些阶段性成果与刘文锁的《尼雅遗址形制布局初探》相结合，互相补充，可以说在尚处于初始阶段的尼雅遗址考古学研究领域中，建立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个新起点，对今后全面构建尼雅遗址考古学研究框架，推动尼雅遗址考古学专题和综合研究等方面，当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