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孟子地位的变迁及其影响

孟子地位的上升和影响的扩大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孟子地位在其死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很高，直至唐韩愈《原道》中提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把孟子视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方才逐渐上升。北宋神宗熙宁四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孟子地位的节节攀升，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读书人多把孟子作为孔子、子思之后的正统传人，作为儒家“道统”的继任者。韩愈开其端，后经过宋代范仲淹、周敦颐、张载、王安石、二程、朱熹等人的大力宣扬，子思与孟子合称的思孟学派就由唐以后学者出于政治需要而作出的一种意识形态化表述，变为一种近于历史事实的存在，成为儒学传播者言必称说的内容。

当然，孟子在后世也曾受到不少质疑和抨击。荀子首开此风气，作《非十二子》，王充作《刺孟》。宋代是孟子及其书地位上升最重要的阶段，但也是受批评最多的阶段，李觏有《常语》，司马光有《疑孟》，晁说之有《儒言》，郑厚有《艺圃折衷》等。明朝朱元璋曾大怒于孟子君臣关系之论，命人罢去孟子的配享，虽在刑部尚书钱唐冒死谏争之后得以恢复，但仍让人删去藐视君权的语句，直到编出《孟子节文》这样的“洁本”方休。

孟子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和哲学上。他的性善说、仁义观、义利观以及人格论、民本思想等，成为中国思想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影响着后世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文人学士和普通老百姓。如他的“民为本、君为轻”的思想，深刻影响着后世的学者、仁人志士、政治家乃至普通官吏，促使他们重视老百姓的力量和生存，因而不畏权势，为民请命。荀子为此作了一个极形象的比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唐魏征同样用类似的话告诫李世民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卷四）可以说，在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之初，高居于庙堂的国君们便已经看到了被统治的子民所蕴含着的力量，也认识到统治之本仍在于民。范仲淹把实现天下人的快乐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其千古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是沿自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舍生取义”的伟大人格，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优秀品格。他与孔子并称“孔孟”，共同为中国儒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树立起一座高峰，也成为后世思想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