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刺猬诗学（The poetics of the hedgehog）

文学文本的非交流性观念在现代主义传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德国浪漫主义直到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批评和理论，它都在其中占据了显赫地位。在这个范式中，文学作品被看成是不及物的实体，具有抵消意义的螺旋上升的自反性。正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其著名的《断片集》中所说的，文学作品像刺猬一样，完成自己，又与周围的世界完全隔离。13

这种流行的观点与持久的文学14实践自动化过程有关，它有赖于两个互补的假设：文学是自治的媒介，它的基本使命在于对受体产生一系列感觉（sensorial）和元政治（metapolitical）的影响。

更准确地说，文学作品不仅仅单一地传达作者的意图，它还将语言从日常交流的目的中解放出来，从而为材料的能指游戏创造不及物的、自由民式的空间（subject-free space）。

这两个假定是现代派的核心观念，浪漫派、形式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文学这个词的本来意义，不是参与日常交流的众多媒介之一。换句话说，文学写作的特殊性不在于虚构（即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模仿）的创造性，也不源于对某种知识体系的传达，而在于它发明了一种完全自主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使用于交流的实用规则暂时失效。15这种向艺术媒介非再现性特征的隐退，它的乌托邦的和元政治学的蕴含是大多数当代理论的周期性风尚。当代理论体系的主要目标是描述出文学性——自律的艺术作品的突出特征——在个体或群体变化中发挥显著影响或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从1800年至20世纪末，现代诗学提供了一个开阔的、非实证的但被广泛共享的文学范式，作为本质主义文学观的继发作用，这个范式的成就多半在于其自我服务的倾向，换言之，在于它有力地增强了文学象征资本，同时使自身的批评实践合法化。

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对现代主义传统具有开创性意义16，它将自身表现为自由游戏的审美活动，解除了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之间的对立。自治的艺术品，它的无为状态赋予受体一种新的艺术体验：一种自由的、有机的、共产主义式的包容性，使各种力量间无止境斗争的结束有了指望。17以间接的方式，艺术作品（如Juno Ludovisi的雕塑品）同时在感官的和元政治学方面产生影响，这也是艺术品完全自律的结果。艺术的自治（比如“为艺术而艺术”的著名论点）与其社会影响之间的关系是当代诗学最典型、最常论及的主题之一，比如马拉美关于“终极大书”（the absolute Book）的构想计划，曾被宣称预示了未来的共产主义信念。但这只是其中一例。对于席勒和他的追随者来说，审美的自律性游戏能够修复主体的感知器官（即个体的感知平衡），因而，这也为乌托邦的各种可能性开拓了空间。我们应该注意到，媒介的物质性和感知反应之间的交集，在媒介影响的各个子领域中将变得十分可观。

在20世纪20年代，即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问世数世纪之后，关于现代诗学，早期的形式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更科学的语言学构想。18 对于罗曼· 雅各布森19和他的同仁来说，文学的“文学性”（literariness）存在于以诗性功能为主导的语言中，这时，符号将自身作为目的而起作用。雅各布森认为，对以悬置诗歌交流功能为基础的诗性的预设和语言学假定，并不能取消它内含的社会关联，相反，通过一系列艺术策略，诗歌媒介的自反性中断了感知自动化和日常交流的公式化内容。但从根本上说，只有当语言的诗歌用法创造了某种语言共同体（linguistic community）时，也就是说，只有它强有力地推行一种自由的、非异化的崭新规则时，其对意识形态连续体的打破才是可能的。需要重申的是，形式主义立场暗示出，正是因为诗性功能聚焦在信息的为己性，它才影响了社会表征。

文学通过实现它所是来自如地表意政治；只有当它明确了不及物的、自为的功能时，它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被包括形式主义在内的当代理论普遍认可。将文学与政治教条硬绑在一起，只会使它远离自己的本质。在将“真正的”（real）（即自律的）文学作品与其拟像（simulacra）区分开来时，现代主义传统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灵活的工具。甚至在实用主义者对本质主义美学传统和相关的西方经典进行了数十年的攻击后，这种分类仍深植于我们的文学教养中。受过良好训练的当代读者，能够准确指出给定作品或流派在自治轴上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乌托邦在暗示等级制度时仍然有用，它让我们将顶级的、像样的文学产品同那些副文学现象（paraliterature）区别对待。尽管这个范式在近10年来遭到了挑战，当实用主义者谈及美学时尤其如此20，但它仍然作为一种传统，提供文学的内在规范，指出革新规则和尺度。并且，通过它，一个读者得以判断一部作品或某种风格是否能归入“好作品”（good art） 21 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