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

2006年4月初的一个美好清晨，我提前来到研讨室，倚着座椅，啜饮着咖啡，浏览着邮件，陶醉于课前这段短暂而迷人的光景。很快，一阵响声传来。他们来了！一切如常，同样的问题、相同的答案。忽然，一个问题传来：“教授，请问阅读多少页小说才能通过您的期末考试？”轻声的提问，并未减轻问题本身带来的爆炸效应。我忠实于自己的教学，对清晨的讨论准备充分，然于这场爆炸却始料未及。有人可能无法理解我的烦恼；甚或认为是学生的“小付出/大回报”（minor effort / maximum result）哲学让我局促不安。不！它是来自更深层次的冲击，这需要联系我的文学学者身份以及我所供职单位的学科性质（人文学科）来评估。它逼迫我思考，倘若选择文学作为安身之所的人都已减少对小说的阅读兴趣的话，那么，文学在现代社会还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学生的提问让我警醒：自己已适应那封闭的教育系统，并成为学者这一身份的伺服机制。我曾经认为，无论课上学生的年龄和经历如何不同，他们都共同分享我对文学的激情和研究方法。然而，数字革命已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人们的学习、生活和体验方式。数字小说迫使我们采取完全不同于纸媒小说的阅读方式，带给我们迥异的艺术体验。我是在杂合的后文字社会112（post-literate society）中接受训练的那代人，而社会正在迈入新的次衍生性口语文化（post-secondary-orality phase）时代——即我的学生们出生并成长的后电视媒介环境。过去20多年，新兴多媒体和信息技术发展迅猛。尽管我与学生们的年龄差距不大，但就媒介环境而言，我已成为落后于时代的“老古董”。

当然，我的研究不是为了激起纸媒读者与新媒介受众间的矛盾，也不是为了抗拒新媒介而为文学大唱赞歌，因为社会变革不会因个人信念和喜好而放慢脚步。这让我与麦克卢汉相遇：他是人们心目中的“媒介大巫”（media guru），而其本色身份则是文学教授。我未曾与其相识，但他在音像资料及书籍中谈论事物的方式和睿智让我深深着迷。他给我的最大启发是：“文学不是一门学科（subject），而是一种功能（function），一种与集体存在密不可分的功能。”113

对于我们这些投身于人文学科的人来说，已经到了重新发现麦克卢汉并向他认真学习的时候了。他不是将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去处理，而是将之用于探索现实。“拼接”正是他连通现实的工具，它让我们充分领会文学作为功能的诸种可能。这位媒介大巫成长于文学土壤，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重新考量文学在数字时代扮演的角色。他的“拼接”方式，让我走出学术象牙塔，通达现实世界，去更好地理解那些成长于电子媒介环境的学生们。换句话说，是麦克卢汉鼓励我转向控制塔，并传授给我培根“后观为进”（to look forward, to enquire farther）的探索策略。这让我能够在当前的媒介图景中，去回溯媒介研究的文学根源，并对文学的角色做出新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