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 究 背 景

如何实现旅游地的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学术关怀之所在，也是当代中国旅游地发展过程中亟需面对的重要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关注东道社区在与旅游者直接互动之后所发生的各种变化。示范效应与文化涵化、旅游地居民对旅游者感知和态度的变化、旅游对目的地社会风气和宗教信仰的冲击等的研究都是这种方式的关注。然而，这种思路忽视了旅游地内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及二者在旅游刺激下所产生的旅游收益分配不均、社区权利遭受侵犯等社会矛盾。从当前中国旅游地的发展实际来看，这些社会矛盾更加需要重视，但是由于关注主客直接互动的思路对东道社区进行了过度简单的同质化处理，因而难以对这些矛盾展开充分研究。

第二种关注旅游地社会问题的方式则是充分重视社区本身，认为旅游地内部是异质的，社区居民的相对弱势造成了旅游收益分配不均、社区权利遭受侵犯等社会矛盾。与此相对应的研究则是社区旅游与社区增权研究（Scheyvens，1999，2002；Sofield，2003；孙九霞等，2004，2005，2006；保继刚等，2006，2008；孙九霞，2008；左冰，2009；翁时秀等，2011）。然而，由于源于西方政治文明的社区参与理念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实践时存在一系列操作障碍、结构障碍和文化障碍，而在影响社区参与的众多条件中，政治结构决定了社区参与的前提条件（Tosun，2000）、权力关系决定了旅游利益分配格局（Reed，1997；翁时秀等，2010），因此，在未来关于中国旅游地社会矛盾的研究中，必须关注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研究，其中，作为政治结构之轴心的权力关系尤其需要率先关注。

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看待权力关系，则无论何种权力关系都无法脱离地理因素（距离、区位、尺度、地方等）而发生作用，研究权力关系不能把权力从“权力—地理关系”中抽离出来单独进行研究。正如福柯所认为的，空间、知识和权力是必然相关的，权力存在于现代生活的“毛细血管”中并在其中流通，权力是高度领地化的（territorialized），权力鼓舞所有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权力总是空间化的（Crampton et al.，2007）。是故，以地理学思维来看待旅游地社会矛盾中的权力关系是必须秉持的一种研究进路。

为考察旅游地权力与地理的关系，需要选取某些能够综合反映权力—地理关系特征的旅游地进行实证研究。古镇旅游地是一类理想的案例，因为这类旅游地的权力—地理关系相对复杂。古镇旅游地首先是一种生活空间，这种生活空间原本就淀积了许多地方性的权力—地理关系，随着古镇保护的推行，一种试图控制古镇景观的外部权力加诸于空间之上、加诸于古镇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上。这种外部权力一方面需要以原先的权力—地理关系为中介来实现其意志；另一方面又会扰动这些权力—地理关系，实现新的整合。在此过程中，原本隐蔽的某些权力—地理现象可能会凸显出来，为研究提供便利。此外，古镇旅游地除了保护之外，还面临着开发问题。旅游开发使古镇生活空间商品化，使其成为一种旅游产品而生产、而销售、而消费，在此过程中，资本的逻辑和经济权力将会进入地方性的权力—地理关系并发生重要作用。因此，通过古镇旅游地的实证研究，或许可以发现某些重要的权力—地理关系。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基于领地（territory，也译为领土、领域）理论来探究权力关系对古镇旅游地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