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古村建筑布局

张谷英大屋依托自然，寄情山水，借地形、地貌、地势之优长，精心营造，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民居的诸多特征，又具有自身独有的审美风格。

扩展不断的建筑群

缔造的历史

张谷英村古建筑群始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形成于清嘉庆时期（1796〜1821年）。现在的大屋（当地的人习惯称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老房子为大屋）还保留了三个部分，即当大门、王家和上新屋。整个建筑群呈半月形分布在龙形山山脚下，隔着很远就能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黑灰色屋顶。

按照人们的推断，大屋的奠基人应该是那位跋山涉水从江西迁徙而来的张谷英。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始迁祖谷英公陵志铭》载：“考公生于元顺帝至元元年乙亥岁（1335年），德配漆、朱、黄三夫人，生三子，文质、文显、仲先。殁于明永乐五年丁亥岁（1407年），葬于土冲金牛下海。”据考证，这位“由吴入楚，历览巴陵，遂隐居渭洞笔架山下”的始祖，最初落脚在笔架山脚下一个叫做石桥冲的地方。当时村中人口不多，住过六七代，约200余人。他们的住房相当简陋，通过农民掘地掘出的瓦片、水罐等碎片估计，可能是茅屋和简单的瓦房。

现在的大屋发轫之地西头岸，是七世祖南岩公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修建的，此时距离始祖张谷英去世已经整整138个年头。当时的西头岸房屋为全木质结构，经过后人的整修，墙壁变成了现代砖石结构。但屋顶、天井和住房面积仍保持原貌，可能是受没有规划的局限，西头岸相形后来所建的当大门、王家和上新屋等显得略为低矮狭小，布局也未成型。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明万历年间，这是一个王朝开始衰败的转折年代，政治的风风雨雨在北京骤起骤停，诡异莫测。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对于偏安湘北一隅的张氏家族来说，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在这一年，张谷英的八代孙张伏层（字思南），开始了宏伟家族建筑基业的第一步——“当大门”的修建。虽然现在的人没有亲眼目睹它被一砖一瓦地垒起来的过程，但是整幢房屋有两道用花岗岩凿制的大门、24个大小堂屋和24个天井，住房420间，这样宏伟的设计在当地一定是绝无仅有的。

思南公奠定了张谷英村大屋修筑的基石，十世祖拱凡公和良甫公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了屋宅规模。拱凡公于清顺治六年（1649年）修建了“东头岸”，良甫公分别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年（1655年）修建了“畔溪走廊”和“青云楼”。“畔溪走廊”原来是连接平江、岳阳的必经之路，虽不如往日商贾云集，但是至今仍然是村中交通要道。“青云楼”是族中张姓子弟的读书之处，凡清代张谷英村所中举人、秀才等都在此读过私塾。

随着张族子弟人口不断增多，族中事务也逐渐增加。更有人中豪杰金榜题名之后，增加了许多官场的应酬。于是，在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一个能彰显势力和身份的“接官厅”在十二世祖子临公手上完成。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张谷英来此地之时就被御赐可以“前修状元府，后修接官厅”，但他自己并未付诸实践。当然，是否真有其事并不重要，张姓族人关心的只是平静的渭洞山区开始有了马嘶人喧，开始有了一顶顶蓝呢大轿的进进出出。

人丁的兴盛自然带来住宅的兴旺，这里高堂深巷，纵横交织，绵延不断的建筑群重重相接，曲曲回回，宛若迷宫。

家族人口扩大的另一影响，就是随着族内事务的增多，家族管理体制也日臻完善，朝着更为系统更加严格的方向发展。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十五世祖浩世公建“议事厅”，这里是族内各房长老集中的议事之处，各种各样的族规族约在这里制订，又在这里得到坚决而彻底的落实。

接下来，在清嘉庆年间，是张谷英村大宅迅速扩建的时期。在短短的四五十年里，十六世祖孙张云浦一人就在王家建宅3幢，房屋400多间，结果仍然是人丁浩繁，不堪栖息。张云浦的长兄张力心又在上新屋开创新的基业，修建房屋172间，面积7000平方米以上。至此，张氏族群和民宅建筑都进入了全面繁盛阶段。百余年来，张氏接班人又马不停蹄地建了“石大门”、“长沙”、“枫树屋”、“下新屋”、“潘家冲”等十几个门头。

张谷英村的大屋经过一代代族人的不断扩充，逐渐形成绵延1公里的庞大规模和恢宏气势。更难得的是，经过数百年的修缮和扩建，工匠换了一代又一代，而整个建筑群却依然檐廓衔接，楼宇相通，宛如一气呵成，突出显示了古人的智慧和机巧。

素淡生趣的用材

这些大屋的火砖墙体全部由单砖砌成，结实平整，灰缝坚硬，连铁钉都很难钉进去，真可谓“秦砖汉瓦明墙”，名不虚传。大宅上用的砖每块厚、宽、长分别为三、六、九寸，砌时先将砖的六面磨平，再用糯米熬成的汤汁与石灰拌在一起粘贴上去。这样砌成的墙“磨砖对缝”，灰路不超过两毫米，经600余年的风雨侵蚀至今仍完好如初。

大屋木料的装饰也很讲究。278对承梁立柱一般采用圆木金柱，对称排列，多用结实的木材，最大的有一丈多围。木料做的门窗梁柱，很少有断裂、变形的。立柱上方的杉木梁檩铺列整齐，错落有致，它们多为木质本色，与青蓝色墙体、深灰色的屋顶相互配合，呈现给人朴素宁静的感觉。

花岗岩石料也是大宅的重要饰物。除大门框、烟火塘、门槛、天井全部用条石砌筑外，部分立柱、墙角、挑梁、住房门框也用条石。大宅有石门框39副，抱围立柱5对，所有石条、石柱皆人工凿制而成，平整光滑。特别是石门框、石马柱、石柱础，光滑如镜，并刻成各种图案，虽不豪华，却处处显出生机和情趣。

资金来源之谜

装饰这些大宅用的材料大都因地制宜，采用本地常见的普通砖瓦，颜色也多为“不施粉黛”的本色。即便如此，大宅的造价也十分昂贵。据记载，光修一个天井就要花100担谷的工钱，而大屋有大小天井206个；为了能传业百代，后人永居，当时一个熟练的工匠，砌墙一天只能砌60块砖；光上新屋的12个大窗户就用去了500个雕工，而整座张谷英大宅共有雕刻3600多处，雕镂面积达600平方米！还有人算过这样的账，“石大门”、“潘家冲”、“上新屋”3幢房屋的360间住房，估计共耗用了7500立方米的木材，69万块青砖，16万块铺地的方砖，600立方米的条石，总投资约500万银圆。

张氏宗族怎么能有这么多钱来修建大宅（特别是“当大门”的横空出世），一直到现在还是个谜。有的人说是因为张谷英掘地时掘出了宝藏，这种类似于民间传说的解释，可靠性当然不大。现在村中出纳张尧正认为，在八代以前这么长的时间里，村中都没有修宅，一直到思南公才首修了“当大门”，这时候前人的积蓄应该相当可观了，况且“当大门”作为建筑群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数次增扩而成。如果细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当大门”第二进和第五进的墙体缝隙宽度并不一致，很明显不是一个时期修建的。

这种解释听起来还有几分道理，中国人自古讲究家宅基业，积攒的财富多用于置办地产，举累世之功换得家宅伟业也不乏先例。但是这些人大多不是祖上做了官，就是具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很少有在乡土挥汗辛勤劳作的。一个普通的农户就算天天在庄稼地里下工夫，不吃不喝，不交纳繁重的税银，恐怕也难得挥出像“当大门”这样气象森森的大手笔。另外，同样是农户，为什么渭洞盆地里的其他外姓家族建筑，就没有一家修得能够与之相媲美的？所以财富积累之说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同时也存在不少疑点。

布局：家族伦理的凸现

初来张谷英村的人，最大的感受是大宅布局的扑朔迷离。无论人们站在哪一个天井边，向左或向右，眼前的景致总是出奇地相似：一样的井台，一样的堂屋，一样的巷道通向一样的空间。面对惊人的相似，经常有迷了路的游客，最后还是依靠村人指点迷津才走出重围。据说，抗战时期，曾经有一个国民党的团长，带着疲惫不堪的军队深夜来到这里。第二天早上，团长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了，一个团的人进了村子，如同泥牛入海，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实，张谷英大屋布局形状还是有章可循的，即“丰”字型：一条南北纵向主轴线垂直附属若干东西支轴线，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一竖多横”。里面的民居住宅都是由堂屋、天井、两侧的正房、厢房构成，由四通八达的巷道连结各处。

主轴线上的住宅一般是“四进三井”（即四个堂屋三个天井），多的有“五进五井”。那时建房的规格依官位而定，只有皇帝可以做“九重”（一进为一重），最有钱的人家也不能超过三重，而五重的布局代表张氏族人还是有一定地位的。横轴线的布局同于主轴，正面也是“四进三井”，只是主轴的堂屋叫“正堂”，分支线上的堂屋叫“横堂”。这里每个横堂的面积都相等，12间房子，168平方米。

因此，纵横相连的街巷，使全村十几幢宅屋呈多个“干枝型”的平面，轴对轴，枝连枝，向四面铺开，有条不紊。这样的布局成功地把整个家族的建筑群聚在一起，各家之间房舍紧紧相靠，联成一体，形成村庄内部一种无形的凝聚力。

建筑中轴线的历史，早在商代的建筑文化中就出现了，历代建筑中，这种中轴线的布局也随处可见。而张谷英村的这种“双重轴线”布局，不仅巧妙地利用了横向地形，更突出了儒家思想的“中庸”、“中和”，表达出强烈的家族伦理观念。

大宅内纵轴线上的房屋归长辈使用，横轴线上的房屋归晚辈使用。一般每个分支即为家族的一支使用，而一组堂屋中的每一间堂屋及两边的房子，则为一个家庭拥有。一般居住情况是，越往上面走，辈分越高，最后一进房屋为“上堂”，上堂中设神龛，供奉祖先牌位。两边住的是长辈，子孙住在下面。同辈之中，堂屋的东边为大，住兄长。这种长幼秩序的区分，是维护族人相互关系的纽带，同时也体现了族人的尊祖观念和“亲和”意识。

堂屋是建筑的主体，宽敞明亮，庄严宏伟，既是连结两侧生活用房的中心，又是联系各家支房屋的枢纽，还是家族起居活动的场所。每个堂屋都有明显的功能，或祭祖，或婚嫁或集会议事，或生产做工，或休闲娱乐。无论纵轴横轴，离大门越远的堂屋就越高，是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意思。

张谷英村大宅这种阵容庞大、纵横交织的建筑布局，体现出了儒家的“合中”思想和世俗人伦。据同济大学古建筑学者王绍周教授考察介绍，这种理念不仅在国内几乎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极具考察研究价值。

天井：实用审美两相宜

天井是大宅的天窗，具有采光、通风、排水的功用。大宅共有大小天井206个，大的有22平方米，小的仅2平方米。除纵横轴线各进堂屋布置多个天井之外，厨房等处亦有天井。

天井四周以磨平的长条花岗石和青砖砌成，不少刻有古朴典雅的回文格和梅花等图案。纵横轴线上的天井一般有井台，侧面设有排水暗道。正是这些相连的天井，形成了鳞次栉比蜂房般的屋脊。由于南方纬度较低，接受太阳直射时间较多，故天井多设在厅堂南面的中轴线上。同时天窗被修得略低于厅堂，方便阳光多角度照射，使得厅堂空旷，厢房卧室明亮。这种天然的采光效果，也吸引了不少摄影、美术爱好者来此拍摄和写生。

论起艺术来，在这写诗也应该不错，春天的煦日夏天的风，秋天的落叶冬天的雪，俯仰之间，诗兴就能扑面而来。天空中白云苍狗，鸿雁翩影，圆月清辉，都在这方寸之地徘徊、留连着，而年岁便随着那四季的冷暖阴晴，周而复始。所谓“天地一体，造化阴阳”，大概正是如此。

天井的美需要用心来发现，而天井的神奇则需要用智慧的眼睛来发现。这些天井的排水系统历经数百年，多次滂沱大雨，洪水倾泻，但从未出现过渍水堵塞的现象。日本东京都立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渡边欣雄曾经于1995年专程来张谷英大宅考察了几个月。他采用灌注带有颜色的水的办法，试图解开流水排往何处的谜团，但最终一无所获。从地理位置估测，这些流水有可能流向了绕村的渭溪。但这么多年来，张氏族人无一人看到明显的排泄现象，包括暴雨骤至，渭溪挟泥沙而下，也无浊清交汇的现象表明积水从此灌入。据族人介绍，天井的排水管道是本着风水学上的“山管人丁水管财”、“财宜藏不宜泄”的原理安排的。所有的排水管都由上而下，到进门的第一个天井后，左右转弯，然后经门前的烟火塘或溪中流出。当然，这种说法至今也没有权威的证据。

虽然关于这些排水系统还存在种种疑问，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当初设计这样隐形的排水系统的人，绝对智慧超群。他或许是一个根本不懂经史子集，甚至连字也不认识几个的普通工匠，所以无论是族谱还是口头传说都没有相关记载，但是有谁会料到，来自民间的大智大慧也能让世人如此瞩目！

原来这些大大小小的天井里养了不少乌龟，那些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族人们还曾经见到过。据村民张永祥说，他们小时候就常常淘气地捉弄那些乌龟，把它们摆个四脚朝天，然后再看它们如何翻过身来。龟在中国自古就被视为“四灵”之一，广受崇拜。天井是“阳气”与“阴气”交融之处，因为它上连青天，下接大宅地基，适合那些神灵之物吸光纳气。所以信奉阴阳之道的村里人就将乌龟这样的“灵物”引进到自家的宅院里了。老人们说，这些乌龟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它们在下水道中爬来爬去，带走泥沙，可以起到疏通的作用。

大宅人过去有求医问药的，就在龟甲上刻上祷文放生，众人见到也不会捕捉，更不会为着滋补养生而宰杀烹煮。然而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有不少外地人专门来张谷英村捕捉或者收购这些乌龟，转卖外地。以至于在短短的时间内，大宅内所有的“灵物”都荡然无存。人与动物原本和谐共处，然而在经济效益面前，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遗憾地成了对立面。

巷道：曲径通幽走四方

大宅的巷道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对族人而言，它纵横交错，把大宅分割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个体空间，同时又四通八达，贯穿连结着那些具有同一血缘张家支系的住房，维系着张姓族人支系繁茂的血缘关系。

大宅的巷道共有60条，总长1459米。最长的巷道153米，沟通“当大门”和“畔溪走廊”，直通十几个高堂。封闭式的巷道作为交通脉络，有效地隔绝了阳光和雨水，按照当地人的说法是，“晴不曝日，雨不湿鞋”。同时，巷道还是很好的防火带。由于巷道两面高墙直抵屋顶，加之整个群体建筑没有用一枚铁钉，发生火灾时，只须将屋顶上的瓦和木块掀开，使火苗上蹿而不左右蔓延殃及邻里，就能将损失降到最低。掀瓦对于张氏族人来说，并不困难，双手一撑，两脚左右蹬紧，“噌噌”几步就上了三四米。即使没有梯子，人人也都可以成为传奇中飞檐走壁的侠客。所以，几百年来，张谷英大宅无大的火灾，除了门口设置的烟火塘和穿村而过的渭溪河外，与这精心设计的“御火长城”不无关系。

在巷道里漫无目的地行走是非常惬意的事情，几步一户人家，恍若穿越一个个不同的时空。推开雕花的木格门，滴水的龙头、打盹的黄猫，静静躺着晒太阳的豆腐渣饼，显得恬静而安宁。不时有背着书包相互追逐的小孩子从身边跑过去，无忌的叫喊声清脆而响亮。手指触到了粗糙的墙面，一路划过来，指头上沾的，不知道又是哪家顽童粉笔画的杰作。

道不尽的劫难

几百年来，尽管木制建筑被雨雪不动声色地侵蚀着，地砖被脚步年复一年地磨耗了，张谷英村的古建筑群却能够历经磨难，一直完好地保存到现在。

上个世纪30年代初，张谷英村地处国共力量对峙的边缘，双方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终于导致了村中古建筑群的厄运。“石大门”（现在的民俗文物展览馆处）就是被这样烧毁的。抗日战争期间，岳阳沦陷，日军到处烧杀抢掠，即使地处隐秘世界的张谷英村也未能幸免。敌机空投了两颗炸弹，使部分建筑墙体遭到损伤。另外，张氏大宗祠也被日军放火焚烧了。

“文革”是张谷英大宅的另一大劫难。大宅中不少家具、陶瓷、玉器、铜器等，都以“牛鬼蛇神”的罪名被打砸，许多承载着古风遗训的书籍和家谱，也被认为是封建余孽，烧的烧，挖的挖。窗棂上，那些原本生动传神的人物面孔更是成为“文革小将”们的眼中钉。于是凿子一挥，什么漂亮的褶皱、动人的面孔全部成了一片混沌，只剩下几只残缺的手脚。“当大门”五进堂后面原来有“八骏图”一景，正面背面都有巧夺天工的雕工，现在剩下的实在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据粗略估计，包括“八骏图”在内，张谷英村约有1/3的木雕在“文革”浩劫中被毁灭。如果是贫下中农的人家，房上的木雕还能保存下一些，而那些地主人家的木雕，基本上都被毁得一干二净。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手头开始宽裕起来的张氏族人陆续迁出大屋，修建起时兴的砖房。因为那时并不像现在这样注重保护古文物，所以这些新房用的砖也大多出自老宅。和王家更是结构相差不多的“下新屋”（现在的停车场处）就是在这个时期被破坏掉的。

于是，矛盾来了，在社会的不断演变发展中，新与旧的冲突终于摆在了这个古老村庄的面前。王家里的村民张再发曾经修缮了一下自家的山墙，却一不小心惹了官司。因为按照规定，他家的山墙是国家的重点保护文物，就算主人也没有权利对它实施任何“手术”。里面的波折暂且不提，总之是由于文物保护观念的滞后，张谷英的大宅即使在太平盛世也会遭到不少有意和无意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