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 官僚主义的流弊

（1907～1991），原名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是其中文名，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推动中美关系的主要学术发言人。

从最早的时候起，做官就是取得财富和闲暇的钥匙，因为官吏拥有最大的机会去从已经得到的东西中增加他的份额。

·官僚精神·官僚主义·官吏权势

从最早的时候起，做官就是取得财富和闲暇的钥匙，因为官吏拥有最大的机会去从已经得到的东西中增加他的份额。随着他的官吏身份带来了解决人事问题和从中取利的权力。更具体地说，官吏拥有代表皇帝征发徭役，征收赋税，执法判刑和管理人民经济社会活动的权力。

从地方缙绅中出身的中国官吏们，往往把“寄生阶级”的态度带到他们的政治生活中。他们设法营私自肥而不去追求兴办企业的机会。“官僚精神”的这一面，正是现代鼓吹“企业精神”的人们所最感苦恼的。

在我看来，凡是要从历史远景中估计中国的将来，有三点是头等重要的。第一，官僚主义的古老流弊，正在埋伏以待北京庞大行政机构的士气衰落的时机。在中国，历史的官僚组织特别易于感染影响当权政府威信的长期的态度转变，这部分是由于施政大多是靠个人的，靠政府人员的性格和责任感的。一旦政权在公众中被认为是可鄙的，施政过程中的个人关系极易造成串通舞弊和贪污腐化；由于旧社会并不怎么依靠它的法制力量维持存在，所以更容易上下易手。其次，共产党中国确保人民在态度上清一色的方法——这些方法似乎是部分地为防止官僚主义流弊而认为有必要——比旧中国所能想出的任何办法更完备更彻底。在许多中国人的头脑中将大有助于极权思想的发展，甚至认为是有根据的。人口增加率是第三个而且是有决定性的考虑，这个考虑看来已把中国人无可挽回地锁在牺牲个人自由，通过清一色状态来增加生产的斗争中。人口的压力从古以来就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不管喜欢不喜欢，中国人直到可预见的将来不得不忍受某种性质中央集权的和专制的计划和统制。

他愿意靠他在竞争中直接胜过他的同伙来发财致富，而不是依靠征服自然或更多地利用自然资源或使用改进的技术，来创造新的财富。这是因为，从很早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表现为由最大数量的人共同争取少量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去开发大陆和新的工业。中国的传统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捕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

在这个社会里，商人不如官吏有权势。工业上的发明和对于机器的控制，一直不如官职和对于土地以及处于土地上的人力控制有利可图。思想上的个人主义，也没有像精通伟大的经典传统那样地被人重视。像我们在下面所要提到的那样，科学上有了一些发明，技术上也有所发展。但是，它们从来未曾成为一种有系统的、不断发展的知识体系而在社会上制度化下来。

·五伦为法

家庭中的身份在著名的五伦之中定为法典，这是儒家所强调的一个原则。五伦是统治者与臣民（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朋友之间的联系。在一个讲平等的西方人看来，这种原则最突出之点是五伦中有三伦在家庭之内，而四伦是上下等级之间的关系。

·个人顺从

东方社会，不赞成个人主动性和个人进取的哲学，或者创造发明的无限可能性和个人的占有欲，而赞成身份等级的哲学，着重个人的顺从。

·保守

肤浅的西方观察家们，只看见儒家的经典，对儒家不可知论的入世思想和他们在伦理上强调人与人的关系中的正当行为产生了深刻印象。我们曾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把儒家思想看做是一种人生哲学，一般地把它和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所美妙描述的恬静素朴品德联在一起，例如忍耐、爱和平、讲调和、守中庸、保守知足、崇拜祖先、尊敬老人和有学问的人等等，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纯熟的人文主义，以人而不以神作为宇宙的中心。这一切都不必去否定它。但是如果把儒家的这种人生观放到它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重老而不重幼，重古而不重今，重既有的权威而不重革新，这就在事实上为社会稳定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的答案，它曾经是一切保守思想体系中最成功的一个。在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儒家思想曾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里成了主要的学问对象。其他还没有一个这样的政府肯在10多个世纪内把权力建筑在一个单一不变、来自一个古贤先圣的思想典范之上的。

·手脑分家

自然，读书人也努力把他们的书法发展成为一种美术，可是一旦穿上了长衫，他们就抛弃体力劳作，认为那是另一个社会阶层的标志。中国人的生活是如此濒临生存的边缘，学问又是如此明显地成为通往经济保障的途径，以致每一儒生不得不极其珍重他的学问的标志——他的长衫，极其珍视没有时间和机会去从事体力劳动的书生生活的规矩。用双手工作的人都不是读书人。读书人因此不会遇到作坊里的工匠和需要新技术的艺徒。这种手与脑的分家与达·芬奇以后的早期欧洲科学先驱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

·农民色彩

中国社会奠基于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在民间传说和风俗习惯上富于文化色彩，但是不识字，并且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以外。他们从事粮食生产，而不从事工业和贸易，生产剩余，中国就依靠它建筑了较高的文明。

·没有民族主义

这个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是，没有民族主义思想作为公共生活中的动力。个人是这样地依赖他的家庭，使他简直不可能作为一个忠于国家的公民而活动。在家庭之上，皇帝是人民的主宰，但不是人民的代表，也不是他们的领袖，皇帝置身于人民和自然力量——或者叫做天道——之间，他以高尚的行为体现了他的德行，树立了楷模，在天人之内维持一种和谐。

·人治

这部分因为是皇帝和他的官吏们，是在伦理的而不是法治的基础上，在个人关系的而不是法律手续的基础上来按照孔子圣训治理国事的。因此，在中国，个人需要依靠他在等级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像他在家庭中所保持的那样，子对父尽孝，媳对婆尽孝，妇对夫尽顺，臣对君尽忠等等。无论在政治上，工业或商业上，个人都不能在任何地方得到法律和民权制度的保障。政府既是人治的非法治，所以它是由官僚和构成官僚的地主、读书人控制的。

·人文主义

这种不同的价值可以从中国丰富的艺术文学遗产中看出来。唐诗和宋代山水画代表了一个当时比欧洲更为光辉的社会，一种西方人还没有能够超过的美学水平。但是我们只要对中国文学艺术中的个人地位稍稍留心，就可以看出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如个人在西方那么重要。简言之，中国传统所以是人文主义的，在于它关怀处于社会中的人，在于它特别重视现实世界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行为的问题。中国对于人口众多的社会和家庭生活的长期经验，造成了一个公认的行为标准体系，每个农夫首先必须接受一个以竹子和蔬食（与我们的铁与肉类相反）为物质财富标准的俭朴生活。这培养了他的勤俭品德。像在多数农民社会中一样，他崇尚个人的诚实、勤恳和节俭。他的生活中特别显著的一面是强调礼节规矩。他承认社会习俗的力量，并且使他自己从属于它们。他特别敬老，尊重他的先代，服从自己的家庭。在这一切社会礼法中都有庄重的规矩。中国类型的人文主义虽然也包括对个人的关怀，但是它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的。

“面子”是件社会的事情。个人的尊严得自行为端正和它所获得的社会赞许。“丢脸”是因为不能遵守行为的准则，别人才以不赞成的眼光来对待。个人的价值并没有像在西方那样被认为是在每个人灵魂里先天存在的，它被认为是后天取得的。中国的人文主义承认某些人比旁人有更多的天赋才能——人类虽然是性善的，可是他们的才能并不平等。中国也没有灵魂不灭的理论，相反，行为端正就是能够同等级社会协调的行为，在这个社会里某些人由于他们的身份而可以宰制别人。儒家道德生活的中心的仁或仁爱，虽然是合乎逻辑的，却显然是非基督教的。它要求每个人以一种等级的方式，开始先爱自己的父亲、家庭和朋友，依次推及别人。诚然，中国的人文主义像是一种上层阶级的奢侈品。社会之中的行为端正的严密之处，对于未受教育的人们是要求不高的。这一切都意味着每个人的行为主要须按它对社会安定的贡献来判断。个人在这种情形之下并不可贵。他既不是唯一的、不朽的，也不是世界的中心。研究人类的适当对象就是人类本身。强调个人的自我表现很容易流于放纵和无政府主义，因此中国传统强调社会行为。中国人的讲调和、容忍，看得开和幽默感，对于人类本性的智慧，由于克己而获得的品德，全是整体结构——包括目标和承认——的一部分，这种结构给予每个人以他在社会中的动力。这种典章，就它对人事的关怀来说，肯定可以称作人文主义，可是它也培植了政府中的父道主义，并且容许了高度的专制主义。尽管有独裁统治的理论和办法，中国传统显然没有把国家放在人类之上。它不是国家至上主义。造成以上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环境而不是理论，因为政府只是整个社会的最上一层，它只是处于表面上的东西。

·修身

虽然儒家的修身不是团体的事，但是它强调人性可以从道德方面加以改正。这是一个古老的中国思想，就是通过适当的伦理训导和劝诱，人能变成一个更具有社会性的人。个人修身和小组自我批评之间的差距，事实上是极宽的，但是两者也有某些共同的地方。延安时代和以后的思想改造方法，曾利用过中国的传统术语，并且援引了儒家思想的理论依据。

·天命

长江大河所流经的平原上的生活一直是艰苦的，人们依靠自然要比依靠他自己的主动性为多。“老天爷能养活人也能毁坏人”是一句老话。在广漠无垠的平原上，劳苦的中国农民受制于气候，依靠老天爷赐给阳光和雨水。他不得不忍受以传统的旱、涝、虫灾和饥荒形式出现的自然灾害。

·极权主义

中国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在经济方面关系到世界贸易的较少，而在政治方面关系到民主和极权主义之间的斗争多。任何一个国家中，在物质生活上不安定的广大群众，就是制造专制政治组织和可能随之而来的原料。这种专制主义同群众在经济上贫困的密切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是特别明显的。

·安闲

中国的理想君子，是一个置身于生产需要之上，能够优游岁月，致力于象征安闲的学问人。最受尊敬的人就是已经得到安闲的人，并不是那个比其余的人更能加速疯狂的商业活动步伐的人（像一个现代做大生意的企业家利用电讯交通和办公室职员日夜不停地工作那样）。这种安闲的理想，直到最近还可以在中国农村里看到。

——选自《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