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 因缺乏时间观念而充满耐性

（A. H. Smith,1845～1932），美国传教士，中文名为明恩溥。他曾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建议总统将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用来资助中国赴美留学生、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

据我看来，粉饰虚伪、“二三其德”、假意殷勤、遇事投机，甚至于到奴颜婢膝的程度，才是显著的中国民族的特性。

·耐性太好

中国人的耐性之好，是一望而知的。我们这一番关于中国人的特性的讨论，事实上不能把各个特性分别描写，但即如耐性这个特性，一经分别描写，便有许多不方便之处。它是和许多别的特点分不大开的，例如，和上文已经讨论过的“没有神经”和下文要讨论的“勤劳”及“不守时刻”等等，这三种特性都充分表现着中国人的耐性。尤其是“勤劳”这一点，中国人做起事来，真是不厌不倦。但中国人的耐性实在太大了，我们不能不有一次专门的讨论。

中国人口稠密，生活的愁苦真是无以复加。演化者所说的“生存竞争”，在中国是千真万确。要活命，就得“做活”，就得“做活计”，究竟能“做”什么“活”，就看各人挣扎的本领了。有人说得好，“穷困这种东西，在中国人的手里，已经成为一种艺术”。这话真是概乎言之。穷困的艺术有消极、积极两方面，积极的是勤，消极的是俭。而勤与俭的所以成立，又端赖耐性，没有耐性的人，是勤俭不来的。而这三种特点，中国人是全都具备，并且彼此能通力合作，生活越艰苦，合作的关系越牢不可破。中国人肯为很少的报酬，做很久的工作，因为报酬虽少，总比没有报酬好。

中国自己的古语说，“勤有功”，又说，“勤则不匮”，好像只要能勤，一人便可以发达。但几千年来的实地经验告诉他们，这是不正确的。“勤则不匮”，人口的密度一平方里来上五六百人，任你勤劳到什么田地，也是发达不到哪儿去的。西洋人说，勤和俭是发财的双手。这在中国也是不正确的。既然不确，在别人也许要失望，自杀、为非作歹、犯上作乱，而中国人依然肯克勤克俭，工作虽多不厌，报酬虽少不嫌，这便足证他的耐性之好。

有一次听人说，美国格兰脱总统（1822～1885）环游世界以后，有人问他什么是他此行最深刻的印象。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一个中国的小贩和一个犹太人抢做买卖，竟然把犹太人赶跑了！格兰脱总统这个印象真是大有意义。犹太人的耐性，也是极出名的，在西洋也许要首屈一指。在商业场合里，要一种买卖成功，或要和别人竞卖，也端赖耐性这一点。如今犹太人居然败于中国人之手，可见他的耐性还稍逊一筹，有小巫遇大巫之感。格氏所见这样的中国人和犹太人，虽只各有一个，但谁都可以相信这两个人，都很可以代表他们的民族。中国家族生活的秘诀是一个忍字，在这一点上，它比任何民族要强。以前一个老童生，一直考到90岁，不考中不止，不考死也不止，非极有忍耐的人做不到。我们除掉了忍耐的特性以外，也别无可以解释的方法。功名利禄一类的解释是不中用的，试问90岁以后，即使考中了秀才，又怎么样？它又有几年福气可享？所以唯一的解释是他出娘胎就有这种忍耐的禀赋，这是他的气质的一部分，和麋鹿的善走、鹰隼的善视，完全可以相提并论。麋鹿无不善走，鹰隼无不善视，中国人也无不善于忍耐，就是最不堪的叫花子也不是例外。中国人遇到什么疾病，不但能忍耐，并且还能相安，这是更不容易的了。

他们大都是十分愁苦，天灾人祸，时常连一接二地来，但是他们却不“愁”。客观方面有种种可愁的条件，但是主观方面他却并没有愁的反应。也可以说，正因为可愁的条件太多，才明白愁的反应的无济于事，一经看穿，此种反应也许就不发生了。愁的反应越少，便越见得中国人耐性的根深蒂固，和别的民族迥乎不同。

·顺而不从

中国人能够不失风度地接受他人的指责，这正好说明中国人具有“顺”的天性。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没有这种本事，甚至连见也没见过。中国人能够耐心地、专心地、诚心地听你指出他的缺点，并乐于接受，还说：“是我错，是我错。”也许，他会因为你善待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而感谢你，并保证，他会将你所指出的缺点立刻彻底地改正，并永不再犯。你完全知道，这些漂亮的承诺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但是，就算是不着边际，也有可能使事情就此结束，而且，你如果对此加以注意，就会发现，你要求他们做的也不过就是这些。

·不求准确

一个初到中国的西洋人最先得到的印象是：中国是很千篇一律的。中国人的那副面孔便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们的衣服，除了蓝色以外，似乎再也不用别的颜色。以前他们有辫子的时候，张三和李四的辫子也像是一手打出来的，或者可说，像一个豆荚里出来的两粒豌豆，一点没有分别。但这位外国人要是住上三天五天，无论他的眼光多么迟钝，他也会明白，中国人的性格虽特别，方才那种千篇一律的特点却未便断定。即就方言而论，我们的结论便适得其反，关于这一点我想谁都写到，不必细说。风俗习惯也是如此。最有趣的是，许多数量方面的标准也到处不同。这一类数量的标准，在我们西洋认为绝对不可游移的，在中国却随时可以发生变动。

西洋人最怕的是一样东西有两个标准。但中国人似乎唯恐它没有两个标准，制钱可以有几种，度、量、衡的制度也可以有几个，中国人都觉很自然，并没有什么可以反对之处。在度、量、衡的方面，我们发现完全相同的情形。例如一斗究竟多大，便谁都说不上来。贪官污吏，在接受民众完纳的粮米的时候，往往借此上下其手，从中渔利，好在中国人是一个耐性好的民族，要在别国，革命也许早就起来了。有时候因为紊乱得不可开交了，官方便硬下一个标准，例如卖官盐，名义上虽始终16两为1斤，实际上却只给12两。如此，官吏虽仍旧可从中渔利，而民间的争端自息，因为他们的待遇既一样，彼此之间，便不较长短，虽然谁都吃了亏，但谁也没有占什么便宜。至于占了便宜的官吏，他们也不去追问，他们说，这是卖官家的“老规矩”，是一个“陋规”。虽则是“陋”，终究是一个“规”，既成为“规”，大家便应当承认，至少也应当开眼闭眼的让它去就是了。地面的丈量一样混乱，一样讲“亩”，甲地的亩可以比乙地大至一倍。所以位在两地交界处的人也许得预备两种不同的丈量工具，否则便永远弄不清楚。中国的度、量、衡的标准，是很流动的，是几乎人自为政的。一支尺、一杆秤，可以由街上的店铺随便做，店铺里做的时候，在尺上或秤上钉上许多铜的点子，叫做“星”，星与星的距离，往往随买主的方便，买主定做的时候，也总要定上两副，一副是买进用的，一副是卖出用的。

这种漫无标准、不求准确的特性，在中国人讲起年龄的时候也是可以看出来的，中国人计算年龄，用一种“生肖”的方法。你知道一个人生肖什么或“属”什么，你就可以很方便地知道他的年龄。但若不用“生肖”的方法，说来便非常笼统。一个老头是“七八十岁”，其实呢，去年刚办70大寿，今年是71岁。在中国，似乎只要一个人——过70岁，就成为80的样子。用10来总括的计算方法，在中国是——个牢不可破的习惯。它是一个“成数”，举了一个成数就行了。假定一个中国人看见一堆人看热闹，后来有人问他有多少人，他的答复是无疑的，“20个”、“几十个”、“好几十个”，要他说得再准确一些，是不可能的。总之，要把一种东西或一堆人数一个清楚，报告一个确数，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事。讲千万的时候也是如此，在万以上，他们也就压根儿不管了。中国人的家族的团结力也往往是讲求准确的一个障碍。我相信中国人是极可以做细密的工作的，他们的耐性也是做此种工作时的一大帮助。但就现状而论，他们似乎是不懂什么叫做标准，怎样才算准确。

·“寸阴是竞”

今日西洋的文明国家都有一句俗谚，叫做“光阴就是金钱”。近代生活和以前的生活不同，一切都是安排得异常紧凑，所以一个生意人一样做事，一样做那么多事，或那么多种类的事，以前不知要多少时间才能做完的，现在在所谓“写字间”的办公时间以内，也许一天就可以做完了。中国人即不这样。就日常请安问好一类的习惯而论，你便可以看出一些意味深长的分别来。中国人见了任何熟人或半生半熟的人，总说，“你吃了没有？”或客气一点，“你用过没有？”用就是吃的代词。盎格鲁-撒克逊人即问，“你干些什么？”后者所认为应有的常态是“做”，前者所认为应有的常态是“吃”。

时间就是金钱的见解，在我们差不多已经习惯成自然。但是中国人，和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即毫不受这种见解的束缚。以前中国人的计时方法，一日之间只有12时，这12个时辰的名字，又并不专指那每两个不同的时辰转变时的一刹那，而是指那些时辰的全部。例如西洋钟表上的一点钟，便是指12点59分59秒的一转瞬，但是中国的子时就要代表一昼夜的1/12……不但12个时辰如此，一切指点时间的名称也大都如此。例如，“日出”与“日落”或“落山”，在中国语言里要算是很准确的了，但实用的时候，还是大有伸缩的余地；再如“半夜”、“黄昏”，就不知道究竟指着什么；夜间的打更也是最靠不住的，比较最靠得住的是最后那一更，那时候天已明亮，谯楼上打更的人看光起鼓，就不由得不准确一点。就是在城市里，那五更的分法也不很确定、不很划一的。中国的“打更”和西洋的“表”在英文原是一个字，叫做Watch，但以前的中国只有打更的Watch，而没有表的Watch，就是现在，大多数的中国人还并不知道表是什么。就是那少数有表的人，即使把表每天挂在身上，天天开着，隔了些时候还要拿到钟表店去整理一下，他们平日的行径，即并不十分受它的支配。至于买不起表的平民，只要天有太阳，他们可以在“旗杆”上看太阳的高度，一杆、二杆、三杆……他们便觉得心满意足，但若天气不好，非云即雨，他们也可借猫的眼睛，凭它瞳仁伸缩的程度，来测度时间的早晚。

中国人的光阴不算钱，也可以从他们的劳作里看出来。在新式的建筑术和包工制没有通行以前，你也有个福气在中国造一所房子么；你有过以后，还想再有第二次么？那些泥水匠和木匠，到工迟、放工早，在工作中间，又不断地喝一碗茶，抽一口旱烟。他们要泥或调好的石灰，就用麻布袋到很远的地方去搬，所搬的无几，而走的路却不少；他们往往连一轮的小车子都不屑用，要不然一人也可以做三人的事。但他们的目的既不在快，你也就很难责成他们一定要用车子。要是逢着雨天，那工作就会全部停顿。你若到场察看，你会发现，动作不能说不多，大家在那里嘿咻嘿咻着，但是老不见有什么进步。一天的工作完毕以后，你真看不出来一大堆人究竟成就了多少。总之，要教中国人明白办事贵敏捷和待人接物贵守时的道理，并且从而加以培植，是不容易的。关于中国人时间不经济的种种都说过了，但是还有最教外国人无可奈何的一点没有说，那就是中国人的拜客。拜客这种行为，在西洋是公认为有种种限制的，时间的限制自然也是一个。但在中国，假若一个客人不预备在这家人家过夜，而主人也不请他当夜留宿的话，那客人的任务就得不厌不倦地把话讲下去。普通的拜访如此，拜访外国人也是如此，拜访的人从不理会这其间有宝贵的光阴问题。他可以坐上好几分钟，自己既没有多少的话可说，又不与辞先别。真可以急死人！有时候有事要面谈，中国的客人也往往不肯（还不知不能）直截爽快地说出来。

·勤劳

勤劳自然是最值钱的一种美德，也是到处可以受人尊敬的一种美德。

一个民族的勤劳，约略说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是长的，一个是宽的，一个是厚或深的。所谓长的一方面，指的是工作时间的久或暂。所谓宽的方面，指的是勤劳的人手的多或寡。所谓深或厚的方面，指的是“不断的认真”与“持久的措意”里大家究竟花费上多少力量。这三方面综合的得数便是一个民族的勤劳程度的全部。

在中国住久的外国人和偶尔在中国走马看花的外国人，所得的印象往往未必相同，但是他们对于中国人那种夜以继日，孜孜的精神，谁都没有说过一个不字。懒汉和浪荡的现象在中国是不大看见的。每个人看去总像在那里做一点事。在中国当然也有阔人，此种阔人虽则像凤毛麟角般的不可多得，至少他们是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但是此种人往往深居简出，外国人是轻易瞧不见的。即就瞧得见的而论，中国的有钱人倒是不大愿意退休的，他们穷的时候做什么，阔了还是做什么，并且只要精力不衰，做来还是一样的认真。中国人把自己分成士、农、工、商，叫做四民。全国的考场，从最低级的到最高级的，总是那么挤满了应考的士子。一次应试中参加的童生总要在1万以上。我们只要把这种应考人员每次赴考以前的预备功夫想象一下，就可以了然于中国人在理智方面的锲而不舍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用功的标准人物，如同三字经上所举的“囊萤”、“刺股”的两位朋友，到如今还不知有多少人在那里景仰着，模仿着，并且还模仿得很有几分相像。试问除了中国以外，还在哪一个国家里，我们可以发现祖孙三代，在同一日子，在同一个考场上，猎取同样的功名。试问又有哪一个国家里，一个80岁的老公公，经过一生的奋斗以后，最后终于取得了一个秀才、一个举人、一个进士。

中国农人的终岁勤动、手足胼胝，比较起读书人来，倒也不相上下。农夫的工作，和管家的太太一样，年去年来，是永远做不完的。就我所常见的北方的几省而论，除了冬令中间的一小时期以外，他是没有一天真正的闲着的，不但不闲着，并且有许多事体要做。这种情形当然在别国也是大致相仿的，但是中国农夫的“勤垦勤植”怕很不容易找到一国对手。

中国的工人也未尝不如此，并且那种毫不放松的程度，还要见得厉害。工人不比农人，不能靠什么天惠，一日不做，便一日不吃，所以除了整日地把一条老命拼着以外，再也没有维持生命的方法。工人寻找工作，好比农夫在田间捉蝗蝻、去野草一样，农人不厌琐碎地把大批的害虫和乱草一个一个地、一茎——茎地从泥里刮出来，工人也是“不辞汗君不羞小官”地把顶细微的差使接受下来。只要可以糊一口、图一饱，他是无所不做的，假若所糊者不止一口，而是全家的大小，那他自然是更加乐于应命、唯命是从了。

士人的皓首穷经，工农的终岁勤动，又恰好配上商人的孳孳为利、巨细不遗。一个商店里的伙计，就在西方，也不能说一个挂名差使，但是比起中国的伙计来，已经是要算享清福的了。中国商店伙计的工作是永世做不完的……中国的商店开得早，关得迟。中国人终究不失为亚洲人，亚洲人做事的时候，总有那种不慌不忙的情形。

中国民族确也是一个极有血气和魄力的民族，但你却不能教他们照我们西洋人的样子，根本改造一下。从我们的眼光看去，他们做事的时候确乎缺少那一种一气呵成的热诚与毅力。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是没有《圣经》上的教义的督促，也知道用全心全力来做手头可做的事。但是碰上一个中国人，你就是拼了死也不能改变他的脚步的快慢，就是把一切宗教与哲学的力量像天罗地网一般地罩将下来，他也还是神色不动地维持他地原有的步伐。中国人是永远不慌不忙的。他牢牢记着他的圣人所教的“欲速则不达”和“其进锐者其退速”的两句话。

·撙节

“撙节”这两个字代表着维持家庭秩序的一条规矩，它尤其是注意到家庭生计里出纳或收支之间应该有什么一种关系。我们西洋人所称的撙节，大约有三种表现的方法：一是减少欲望，二是禁止浪费，三是加上一些张罗的功夫，使很少的东西见得很多。在这三方面，中国人都有惊人的成绩。一个旅行中国的西洋人，在这方面第一件注意到的事是他们饮食的异常简单。偌大人口的一大部分所靠着过活的，不过是指头上数得出的几件东西，米呀，小米呀，鱼呀，蔬菜呀，以及他们所说的“豆腐家门”。这些再加上几样别的东西，就是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活命的粮食了，除非间或碰上什么节气或其他特别有胜会的日子，肉类是瞧不大见的。……中国人不但吃法经济，煮法也是经济。例如煮水罢，那水壶的安排和燃料的分配，是一件很精致的勾当。在中国，燃料是一种名贵的东西，通常用的无非是一些树叶子、草根、豆箕与花箕之类，经不得一把火，就完了。因此，那壶子或锅子的底越薄越好，煮的时候也得特别地留心，稍一大意，那水也许永远不会熟。同时，燃料的搜刮也就成为一大经济的活动，在中国产业史上是可以大书特书的。每一个中国家族的主妇都知道十足利用一种材料。做衣服吧，那式样和裁法，自然是不像西洋女子的衣服一般，要有很大的浪费。她的唯一的目的是在省时间、省精力、省材料。下面所举的例子更要来得意义深长。一个老太太，独自在路上慢吞吞地捱步走着，好像身上还带着什么病症、感受着很大的痛苦似的，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她正在扶着病回到一家至亲的家里，好死了以后就在附近的祖坟上安葬，可以省一笔棺材的费用！

·有私无公

《诗经》上有两句农民向天祷告的诗，叫做“雨我公田，遂乃我私”。中国人是怎样的大公无私或先公后私，现在的中国人是不大讲究这一套的。

平时中国人的脑筋里是没有国家这种东西的，偶尔想到的话，他也不免自己安慰着说：“我自问只好替自己打算，国家是那么大、那么强，也够自己当心了，还用得着我帮忙么？”

至于国家一面呢，名为建筑在所谓“民之父母”主义之上，实际老替父母自己打算，不大替子女打算。做官的人是抱着一种无为而治的主义，偶然替民众做一些事，其动机也未必在为着他们的福利，而是为着省将来的麻烦，深怕现在不做，将来做起来更困难。至于他们自身要举办一些公益事业的时候，最大的策动力其实也不外这一点，一则深怕不举办，势必直接影响到身家的安全；再则深怕官场出来举办时，势必有种种的勒索，所费的人力财力反而要多上好几倍。在这种尔诈我虞的心理状态之下，一种极度的有私无公的生活习惯就养成了。最有趣的例子是中国道路的状况。在新式的道路发达以前，中国是有过很好的官道或驿路的。这些官道都用石板铺成，两旁也种着树。当初造它们的时候，也真不知花了多少国币，论理只要随时留意修理，应该可以历久不坏。但事实上是到处没有人管理，“路政不修”，似乎越是在承平之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民众对于路政的态度也恰好和官家的一样。只要与我不相干涉，即使天坍下来，我也管不着，不要说一条路道的命运了。在中国以前只有“官道”，没有“公路”，他们就压根儿没有属于“公”的东西，没有“公有”这个概念。……中国人有私养公或公私不分的脾气，其实远不只此。他不但对于“公家”的事物不负责任，并且这种事物，要是无人当心保管或保管而不得法，便会渐渐地不翼而飞、不胫而走。街道上铺着的石条、城墙上砌着的砖头，都会一块一块地减少。

常有人问起中国人究竟有没有爱国思想。这问题是不容易答复的。大约不管执政的人是谁，一般民众的态度，可以“不闻不问”四个大字概括之。这种态度似乎孔老夫子自己也在《论语》里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民众既不在位，自然对于政治不负责了。这两句话大可玩味，它们对于中国人不问公家事务的性癖的关系，我们认为一半是因，一半是果，而因的成分为大。

·无恻隐之心

中国人很喜欢讲仁爱，平时办一些慈善事业，也还认真。他们的贤人孟子，还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无恻隐之心者，非人也”一类的话。可是孟子这话至少在现代已很不适用。中国人目前最缺乏的一种品性，就是恻隐之心或同情心。因为中国人的子孙观念太强烈、太没法拘束。最穷苦不堪的人一样的嫁女娶妇，并且嫁娶得很早，而嫁娶的结果总是一大堆的小儿女。真正能自给自足而不求助于人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中国人一般人的经济状况，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赤贫。赤贫的生活和在此种生活中挣扎所呈露的经验，日久自然会变做司空见惯的事。水深火热一类的经验，不但数量多，种类也多，不但种类多，每一种的程度又往往十分深刻。看惯了的人，或自己再三有过此种经验的人，自然是不容易有动于中，而兴起孟子所称的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就事实而论，无论中国人仁民爱物的心多么大，也不能解除所有的痛苦的万千分之一。稍有思想的中国人也都知道，平时一点点的慈善事业，无论私人的或政府的，总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无论慈善事业的有无大小，此种普遍的水深火热的生活状态所引起的心理状态是一样的。无论一个人的眼光多远、心肠多软，时常和一种痛苦的光景接触以后，同时又明知即使赴汤蹈火，亦无补于此种痛苦的预防或解除，他的心理状态是可以猜得到的，就是熟视无睹，就是无动于衷。

中国人同情心的缺乏，从他们对待残废的人的态度里，可以看出一部分来。凡是有什么缺陷的人，在他们自己固讳莫如深，但在缺乏同情心的别人，迟早总会向他提醒，决不放他“过门”。有别种心理变态的人所受的待遇也是如此，他们的种种怪癖，他们在行为上的与众不同之处，他们的病源的种种推测，得病后种种变本加厉的原因，都会变做大众的公产，大众的谈话资料，往往当着本人的面，如数家珍地叙述出来，而傻瓜、憨大、呆子……一类的雅号，自然会在这种叙述里接一连二地用到。

中国人一面最讲究客气，而一面往往不能体贴别人的地位与感情。中国的家庭生活是建筑在亲亲主义之上的，但同情心的欠缺，往往在家庭里最容易看出来。中国家庭并不快活，是不会快活的，因为它根本缺少那种情绪上的关切性与联系性。一个中国家庭往往不过是一个许多人的集合体，他们因为血统关系、婚姻关系、利害关系，合则大家有益，分则大家吃亏，不能不维持一种集团的形式罢了。至于西洋人所称的家庭，便绝不是这样，西洋家庭所由建造起来的同情心和亲亲主义也很有分别。

·言而无信

中国人的信字是由人言两个字造成的。人言为信，信字的意义原是最明显的。中国人讲五常之德，它就是最后一个，据熟悉中国人的西洋人看来，在中国人的德行之中，它也的确是最末后的一个。吉特教授在这方面有过一番评论的话说：“要是信的美德之所以被选为中国民族的特性，目前是在表示中国人的知易行难、心不应口、声东击西、以虚为实，那真是再恰当没有。”无论在公私道德方面，中国人所表现的种种往往完全和诚实或诚信相反。缺德一点的敌人，正大可以借了信字的名义，故意开中国人一些玩笑。

据我看来，粉饰虚伪、“二三其德”、假意殷勤、遇事投机，甚至于到奴颜婢膝的程度，才是显着的中国民族的特性。凡是细心读中国经书的人，大都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不少的闪烁之辞、搪塞之语，甚至于完全向壁虚构的议论。西洋人的憨直，在中国人看来，最适用的一句评语是，“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

孟子传了孔子的衣钵，也有同样的一段故事。孟子在某国做客，某国的诸侯请他上朝相见，孟子却盼望那诸侯先去看他，便假装害病，同时却要他知道这病是假的、是一个推托，所以第二天便出门去拜访别人。当晚他的弟子和他讨论这件事究竟做得对不对，但讨论中所谓的对不对指的是合礼不合礼，有没有前例可援，而并不指应不应随便撒谎。大体言之，中国人的善于撒谎是无可讳言的，在一部分比较客观的中国人也未当不承认。但据我们看来，中国人的爱撒谎，倒并不是因为根本喜欢撒谎，乃是因为撒谎有好处，这种好处非撒谎得不到。一面既不信实，一面对于别人又多疑善虑，所以中国人讲起话来，往往可以滔滔不绝，而内容却可以等于零。中国人大都轻诺而不践约。这和他们的不守时刻的特点有连带关系。中国人不诚实与哄骗的特性，往往在对付小孩子的时候，也可以表现出来。小孩子还不大会讲话的时候，甚至于连大人的话还听不明白的时候，大人便吓他哄他，说他若不听话，便有东西从大人的袖子里跳出来，把他带走。

据一部分西洋人的意见，中国商人是很诚实的，往往能“一言为定”，用不着契约一类的拘束。……但据作者看来，这并不是因个别的商人诚实可靠，乃是因为中国商界那种共同的负责或交相负责的制度，使个别的商人无所施其欺诈的伎俩。例如在“同业公议”一类的办法之下，欺诈的商人势必影响同业的信用，而不见容于同业。

中国人有一种成语，意思是说，把一个孩子送到店铺学买卖，是害他一辈子。假的秤、假的尺、假的升斗、假的钱钞、假的货物。无往而不利是坏他们心术的东西。中国的店家在招牌上没有不写上“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真无二价”的，但十有九家是口不应心的。中国人揩油的本领最大，真可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揩油为本”。所谓庶人，包括沿门托钵的叫花子在内。中国人揩油的学理和艺术，迟早总应该有人用一本专书加以详细的叙述。中国人自有一种实际上对付钱财与应付人事的聪明，把这种聪明用在揩油之上，真可以揩得又干净又光洁。你和中国人接触，你就休想完全避免此种被揩的危险，你若避免此种危险，我相信你也必能避免空气的压力。

就在目前中国也并不是没有钱来开辟它的富源、发展它的实业。但在此种虚伪、欺诈的空气之下，谁又肯把钱拿出来给公家使用。中国也不是没有有学问的人，但彼此之间既不能诚信相孚、推心置腹，试问又从何团结合作。有钱而不能使，有才而不能用，民族的前途就非常黯淡了。如今要觅取一线的光明，自然应从立信入手。孔子曰，“民无信不立”，还是他老先生的话对。

·尔诈我虞

在讨论这题目以前，有两点是应该注意的，一是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要是全无信义，自然不会维持到今日。孔夫子很早就有过“民无信不立”的话。我们用“尔诈我虞”四个字做题目，无非是要表示，在一般的信义之外，猜忌的特点，在民族品格上，很要占一些位置。第二是这种特点也绝不是中国人所独有，它实在是各种东方民族中间的一个通性，最多也只能说中国人表现得特别明显罢了。

这种猜忌或尔诈我虞的特性，在中国有一个最不可磨灭的象征，就是州县的城垣。中国人讲起都市这样东西，就用城市，因为凡是都市都有城，没有城的地方不能成为都市。这些城垣的基础，物质上虽是一些砖石，精神上却是政府对民众的疑忌心理，也可以说是士大夫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猜忌心理。

另外有一类的猜忌心理是在寻常日用之间都可以看出来的。中国人生计困难，平民日常所最关心的东西自然是食物和可以购买食物的钱财，因为有这种关系，所以凡是支配钱财或分发食物的人，在中国是最不容易做。在唯利是图的小人中借此自肥，毁誉在所不计，我们可以不说；但是在洁身自好的人，也往往蒙贪污的恶名，终身无法洗刷，却就大可伤心了。原来在一般人看来，你总是在所谓“嫌疑之际”，你既有管理公币的权柄，你便有“动用”的便利；你既有分发军粮的职司，你便有“克扣”的自由；你既有支配账款的任务，那账款便难免有被“吞没”、“侵蚀”或“剥削”的危险。

中国人的彼此猜忌的特性还有一个很切实的证据，就是一个做客的人，往往不愿意独自一个人在一间房里留下。遇到这种境地，他自然而然会踱出房外，否则他面上便会有一种局促不安的神情，意思好像对主人说：“你不要疑我，我决不拿你的东西。”在中国有两句老话，叫“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两句话最能够反映出本章所讨论的特性。

·爱脸皮

我说脸皮是中国人特性之一。脸皮是一种大家有的东西，如今说是中国人特性之一，似乎是不太合情理了。但我不妨解释一下，我这里所称的脸皮，也就是中国人心中的脸皮，并不指头部前面的那一薄层，却是一个综合的名词，中间包括许多的意思，不要说我们西洋人描写不来，恐怕根本就懂它不得。

我们真要明白这脸皮的意义于万一的话，我们先得了解，中国民族是富有戏剧本能的一个民族。戏剧可以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公共娱乐。戏剧之于中国人，便好比运动之于英国人，或斗牛之于西班牙人。一个中国人遇到了什么事故，他就立刻把自己当作一折戏剧里的一个角色。他就唱喏连声，或磕头如捣蒜。在一个西洋人看来，似乎是绝对不必的，并且引人发笑以外，丝毫不能有什么用。中国人的思想也不脱戏台上的意味。

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而是一个格式的问题，不是事实对不对，而是格式合不合。譬如上台演说，只要说得好，时候不错，格式不误，他便尽了角色的能事。我们便不该再到幕后去寻根究底，否则不免“拆穿西洋镜”，以后便没有戏可看了。这一类日常生活中的扮演的行为，并起来说，就等于脸皮，就是脸皮。能够扮演得活龙活现，就是有脸皮，别人就会“赏脸”。假若不会扮演，不理会这种扮演的艺术，或扮演时受人阻挠，以至没有结果，就是没有面孔，就是“丢脸”。这一点，我们要是能够充分地明白，我们对于中国人其他的特性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在西洋人看来，中国人的脸皮便好比南太平洋里海岛上的土人的种种禁忌，怪可怕、怪有劲，但是不可捉摸、没有规矩，除了取消之后用常识来代替以外，再也没有第二个对付的方法。在中国乡间，邻舍是时常要吵架的，吵架不能没有和事佬，而和事佬最大的任务便是研究出一个脸皮的均势的新局面来。好比欧洲的政治家，遇到这种事件的时候，遇有国际纠纷的时候，不能不研究出一个权力的均势的新局面来一样。

中国人之于脸皮，真可以说是保护周全，无所不用其极。让我来举几个实例吧。做了事被人指摘，是很“丢脸”的，所以非否认，非抵赖不可。不管这错事究竟做了没有，也不管这事究竟错不错，否则便不能保全面孔。有人拍网球时失落了一个球，大家都疑心是一个苦力拾去的，并且疑心得很有一些根据。但是苦力坚不承认，满脸是受了冤屈的怒气，但他一面否认，一面却跑到掉球的地方，找了一会，把球捡起来说：“这不是你们掉的球么？”其实谁都看出是从他的袖管里掉出来的。救了脸皮，丢了性命，似乎并不是一件很上算的事，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知县老爷，因犯案将处斩刑，他向刑部上书，要求穿了官服就刑，好救他的最后的一些脸面！

·婉转

一个中国人替你帮了一次忙，你随后自然想报酬，送钱既然不便，你也许送一件小小的礼物，“聊表微意”。他却很客气地不收，很坚决地不收。他说，为了那么一桩小事来受你的厚赐，是违反五常之理的，同时他也说你不该送东西给他，送了就瞧他不起，假若你再坚持要他接受的时候，你真是陷他于不义了，那是万万不可的。他的意思是你送得太少了，他帮了你的忙，本来希望你可以重重地酬谢他，却想不到你不知趣，只送得那么一点；失望之余，只好连一点都原璧归赵，又外加一番仁至义尽的议论。不因小利而忘大利，所以他情愿守着，让你有机会把他的旨意细细揣摩一下，只要你有恍然大悟的一回，那更大的礼物是不落虚空的。中国人又有一个和全人类共通的特性，就是把不好的消息瞒着不讲，可以瞒多久就多久，或者是用改头换面的方法讲出来。但是中国人之间因为已经变本加厉地成了一种规矩，这种隐瞒和改头换面的功夫实在做得可以惊人。

·客气

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善于客气，可以用两种不相同的眼光来看，一是鉴赏的，一是批评的。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喜欢自己称赞自己的种种美德，但这种种美德里，客气所占的部分却很少。

不要说普通的西洋人，就是平素批评得最严厉的，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已经把客气的艺术推进到一种登峰造极的程度。中国的经书上有两句话，叫做“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就是说，仪式的规矩有到300种，而平日行为上的规矩有到3000种。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天到晚被许许多多支离琐碎的规矩绑着，弄得丝毫动弹不得，不过是说他们的仪节生活已经娴熟到一种不费吹灰之力的程度罢了。好比我们在良辰休假的时候穿新衣服一样，只要日子一到，那簇新的衣服自然会穿上。西洋的文化，在理论上，是以“爱人如己”或“别人的休戚便是自己的休戚”做主旨的，所以对于客气的见地也不能不受这种主旨的支配。但是中国人的客气却与此大不相同。它是许许多多细微节目与零星规矩的总和，它们好比法律上的咬文嚼字，那咬与嚼的行为，并不代表什么心理或感情的状态，不过为咬嚼而咬嚼罢了。

中国人讲客套，讲规矩，那呆板与繁琐的程度当然也并非一样。客气好比是一个装空气的橡皮垫子，中间空无一物，但要有什么震动或碰磕的时候，它却是一大恩物，正合着老子所说的“当其无，有器用之”。这一点固然是很好的，但中国人的客气，面子上、自觉的，好像是为对方客人打算；实际上、不自觉的，恐怕还是为了主人自己。它的用意似乎并不在要使客人舒服愉快，而在表示他是一个懂规矩的人，怎样的局面需要怎样的应付，什么上文需要什么下文，才算合式，才算入调——便是做主人的所时刻留心的事。

·孝顺

《二十四孝》里讲了一个真心行孝的典型例子。汉朝有一个人，很穷，他看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食物供养母亲和三岁的孩子，就对妻子说：“我们这样穷，甚至不能抚养母亲。而且，小孩还要分吃母亲的食物。为什么不把孩子埋掉？孩子，我们可以再生。母亲死了，可就不能再有了。”他的妻不敢违拗他，于是只得跟他去埋孩子。他们在地上挖坑，挖到两尺多深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金瓶，上面刻着字，说明是上天赐给孝子的。如果不出现这个金瓶，孩子就要快活埋了。按照孝道的教义，一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对妻子、孩子的爱”不能妨碍对父母的孝，不惜杀害孩子来延长他祖父母的寿命。中国人还相信这样的孝，双亲得了难治的病，只有割下儿女的肉，让双亲不知不觉吃下去才能治愈。……中国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早婚风气极盛，祭祀祖先的习俗也很浓厚。

·多神论·泛神论·无神论

孔教是中国最值得注意的知识成果。但是西方读者又确实不能不认为孔夫子的经典是空洞无物的。对这个问题进行彻底调查的人，一致断言这样的事实：其他民族是依靠物质的力量，中国人却是依靠精神的力量。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曾并吞道教，道教也曾排斥孔教，但是最后孔教把佛教和道教都并吞了，成为“三教合一”。道教和佛教虽然对中国人的思想有巨大影响，但基础是孔教。

……中国知识阶层不注意多神教和无神论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对人性中最深刻的精神真谛置若罔闻，是中国人思想中最可悲的弱点。多神论和无神论的调和就意味着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肉体可以没有灵魂，灵魂可以没有精神，精神可以没有生命，宇宙可以没有源头，世上可以没有上帝。

——选自《中国人的性格》，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