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南 深得暧昧之精髓
（1947～）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台湾大学人类学系硕士。人文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在汉字里头，所谓伦理或义理的用法中已蕴含了虚假和人为的成分，两面之义相生相随。
·房意识
中国是以“房”为中心意识的社会，房就是父子关系。
中国人的“房”意识固然衍生出许多心理的情结，但这个情结却也激起大部分中国人肯定其生命意义和工作伦理的原动力。
在近代历史上，举世皆知中国人的勤奋和节俭。我们都看到许多在贫困中挣扎的中国人，不计自己个体的享受，甚至不顾性命的安危，卑微地拼命工作、工作、工作。显然，他们不是为了个体的存在而生活工作的。对这种奴隶般的草芥生活，当时的外国人很少能够理解，反而加以曲解和鄙视。然而，中国人却甘之若饴，毫无怨言，甚至满心欢喜。
宅院 摄于贵州
在中国的宅院中，有正房厢房之类的等级划分，而男子的妻室亦按房而分，如正房和偏房。于是就有了《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几房点灯的说法。
中国人对于现世生命和工作意义的肯定，则来自同属宗教信仰领域的房意识之召唤。
来自房意识的工作精神，其努力的成果当然也要由房意识来承袭，不具备房身份的人，原则上当然是被排除在外的。
房地位的优越性也可普遍见于民间的生活安排中。同样的情形也见于财产的分房。
房不仅关涉到现世的生活，同时也完整且纯粹地表现在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中。祖先与我们活人之间并不是决然隔开的，他们就住在厅堂里，由我们服侍照顾。因此，中国儒家发展出一套堪称世界最精致的丧礼和祭祖仪式。民间更深信祖先风水与后代子孙有直接的关系。房的情结是明显地存在于传统中国人的潜意识中，而曲折地表现于祖先崇拜和宗教仪式上。换言之，中国人不但透过其礼的社会行为，而且也需要一些不具现实意义的符号，来交代自己内心思考所创造出来的“房”世界。
福建土楼
这个古老的圆形建筑物，将本家族的人们紧紧地合抱在了一起，而不属于本族之外的，其以这种厚重而强硬的姿态将之缓慢而坚决地一点点推向外围。
·亲疏远近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往往会把一个私人企业内的员工划分为“自己人”和“外人”两大类别，并按系谱的亲疏远近而有家人、族亲、近亲、远亲、同宗、同乡、同学及其他等等次要类别，至于哪里才是自己人和外人之界限则依情境而定，并无绝对的标准。费孝通用“差序格局”来形容这种如一轮轮波纹状，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推，愈推愈远，关系也愈薄的人际网络。
差序关系的维持动力是来自一种特有的社会价值观——个人永远以自己和家属之利益为最优秀的考虑。
·虚假和人为
在汉字里头，所谓伦理或义理的用法中已蕴含了虚假和人为的成分，两面之义相生相随。将这种虚假和人为的义理发挥到极致的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日本社会。
与日本同样使用汉字，为汉文化之起源的中国社会在处理两义的伦理秩序时，所采取的驱力方向刚好与日本相左。在中国社会，伦理秩序和义理不是超然存在的东西，而是依附在现实人生的情境里面。日本性格是以虚统实，因此日本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遵循虚拟的义理，中国性格是以实统虚，因此义理不断地迁就现实，现实不断地败坏义理，演变成另一个极端。即在潜意识里或在不知不觉中，认定伦理秩序或规章制度不是用来遵循的，而是定来供现实人生操纵和利用的。这种意识形态表现在具体的社会行为上便产生两种症候群：一种是不考虑可行性而任意订定规范，一种是对订定或共认的规范视如敝履，不肯彻底实行。
台湾云门舞集经典舞剧之《红楼梦》
“云门”是中国最古老的舞蹈，相传存在于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已失传。在中国台湾著名编舞家林怀民先生的努力下，云门舞集获得新生，而我们也有幸可以通过舞蹈的形式来了解何为暧昧。
如果我们想知道“假面”的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发展，那么应该先看看中国所流行的太极拳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实际是一直环绕在虚与实，即名与实的关系上。名与实的分离也充分反映在国民的法律和经济行为中。
·暧昧性
“云门”就是这样一个游离于精致和通俗化之间的东西。作为一种文化活动，“云门”的此种暧昧性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
“云门”有另一层更令人感到眩惑的暧昧性，它是宗教和艺术娱乐两种特性的融合。中国古典里面到处是充满着这一类宗教和艺术娱乐互相重叠，模棱两可、混沌不明的作品。
我们偶然地在“云门舞集”里看到宗教和艺术娱乐活动间暧昧不明的巧妙融合。“云门”的人不自觉地以回溯者的姿态，在艺术性的舞蹈和中国传统歌舞剧的宗教信仰气氛之间搭上了一条线，使我们豁然地从“云门”的背后，看到了人类的宗教信仰和艺术娱乐活动，在起源的过程和移情作用上的共通性。
——选自《文化的轨迹》，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