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安分守己，抱残守缺

（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私德

一则西方人极重对于社会的道德，就是公德，而中国人差不多不讲，所讲的都是这人对那人的道德，就是私德。譬如西方人所说的对于家庭怎样，对社会怎样，对国家怎样，对世界怎样，都为他的生活不单是这个人那个人的关系而重在个人对社会大家的关系。中国人讲五伦，君臣怎样、父子怎样、夫妇怎样、兄弟怎样、朋友怎样，都是他的生活单是这人对那人的关系，没有什么个人对社会大家的关系（例如臣是对君有关系的，臣对国实在没有直接关系）。这虽看不出冲突来却很重要，中国人只为没有那种道德所以不会组织国家。一则中国人以服从侍奉一个人为道德，臣对君、子对父、妇对夫都是如此，所谓致忠致孝也。

·尊卑上下

中国人看见西方的办法没有一个做主人的，是很惊怪了，还有看见个个人一般大小，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这也是顶可惊怪的。这固由于他相信天地间自然的秩序是分尊卑上下大小的，人事也当按照这秩序来，但其实一个人间适用的道理的真根据还在他那切合应用上，不在看着可信。或者说，凡相信是一条道理的，必是用着合用。其所以相信尊卑上下是真理而以无尊卑上下为怪的，实为疑惑，如果没个尊卑上下，这些人怎得安生。

如果谁也不卑而平等一般起来，那便谁也不能管谁。谁也不能管谁，天下未有不乱的，如此而竟不乱，非他所能想象。5000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字，没有尊卑大小的社会，是他从来所没看见过的。

·学术不分

而在中国是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专讲他的科学，凡是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便什么理财司法都可做得，但凭你个人的心思手腕去对付就是了。虽然史书上边有许多关于某项事情——例如经济——的思想道理，但都是不成片段，没有组织的。而且这些思想道理多是为着应用而发，不谈应用的纯粹知识简直没有。这句句都带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学。凡是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说学术不分。离开园艺没有植物学，离开治病的方法没有病理学，更没有什么生理学、解剖学。

·玄学精神

中医说是伤寒，西医说是肠窒扶斯。为什么这样相左？因为他们两家的话来历不同，或说他们同去观察一桩事而所操的方法不同。西医是解剖开脑袋肠子得到病原所在而后说的，他的方法、他的来历，就在检察实验。中医中风伤寒的话，窥其意，大约就是为风所中、为寒所伤之谓，但他操何方法、由何来历而知其是为风所中为寒所伤呢？因从外表望着像是如此，这种方法加以恶谥就是“猜想”，美其名亦可叫“直观”。这种要去检察实验的，便是科学的方法；这种只是猜想直观的，且就叫他作玄学的方法。

且看中国药品总是自然界的原物，人参、白术、当归、红花……哪一样药的性质怎样，作用怎样？都很难辨认，很难剖说，像是奥秘不测为用无尽的样子。因为他看他是整个的囫囵的一个东西，那性质效用都在那整个的药上，不认他是什么化学成分成功的东西，而去分析有效成分来用。所以性质就难分明，作用就不简单了。西药便多是把天然物分析鉴定来用，与此恰相反。因为这态度不同的缘故，中国人虽然于西药上很用过一番心，讲医药的书比讲别的书——如农工政治——都多，而其间可认为确实知识的依旧很少很少。

苟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的理论，才算能事。若与西方比看，固是论理的缺乏。而实在不只是论理的缺乏，竟是“非论理的精神”太发达了。非论理的精神不是知识，且尊称它是玄学的玄误，但是它们的根本差异，且莫单看在东拉西扯联想比附与论理乖违，要晓得他所说话里的名辞，思想中的观念、概念，本来同西方是全然两个样子的。

西医说血就是循环的血罢了，说气就是呼吸的气罢了，说痰就是气管枝里分泌的痰罢了，老老实实的指那一件东西，不疑不惑；而中医说的血不是血，说的气不是气，说的痰不是痰，乃至他所说的心肝脾肺你若当他是循环器的心、呼吸器的肺……那就大错了，他都别有所指，所指的是非具体的东西，乃是某种意的现象，而且不能给外界说的。譬如他说这病在痰，其实非真就是疾，而别具一种意义。

你想他把固定的具体的观念变化到如此的流动抽象，能够说他只是头脑错乱而不是出乎一种特别精神吗？

·缺乏公德

关于团体一面的，可以约举为四点：第一，公共观念；第二，纪律习惯；第三，组织能力；第四，法治精神。这四点亦可概括以“公德”一词称之。这恰为中国人所缺乏。

先从末后第四点说起。此处所云法治精神，盖就西学人之执法与中国人之徇情，对照而说……中国人的生活，即一向欹重于家庭亲族间，到最近方始转趋于家庭大集团，“因亲及亲，因友及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总喜托人情。你若说“公事公办”，他便说你“打官话”。法治不立，各图侥幸，秩序紊乱，群情不安。当然就痛感到民族品性上一大缺点，而深为时论所诟病了。

时论所讥“一盘散沙”，“没有三人以上的团体，没有五分钟的热气”。大抵指此。其实，这是不足怪的。中国人原来个个都是顺民，同时也个个都是皇帝。当他在里关起门来，对于老婆孩子，他便是皇帝。出得门来，以其恭顺和平之第二天性，及其独擅之“吃亏哲学”，遇事随和，他便是顺民。

中国人，于身家而外漠不关心，素来缺乏于此。特别是国家观念之薄弱，使外国人惊奇。

·缺乏集团生活

中国人是缺乏集团生活的。第一，中国人90%以上，怕都不在宗教组织中。第二，说到国家组织，中国人亦大成问题，说到地方自治……中国人有乡自治而无市自治，地方自治体亦欠明确欠坚实，与官治有时相混。第三，论到职业团体一面，中国农人除为看青而有“青苗会”一类组织外，是没有所谓农会的。他们不因职业而另自集中，便天然依邻里乡党为组织，就以地方团体为他们的团体。旧日工人商人的职业组织如何，今已不易考见其详，而在其“行”、“帮”、“公所”、“会馆”之间，却有下列缺点可指：一是大抵没有全国性的组织。二是于同业组织中，仍又因乡土或族性关系而分别自成组织，大大弛散其同业组织。三是由“同行是冤家”一句谚语，可知其同行业者彼此之嫉忌竞争。

·伦理本位

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

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

伦理之于经济。伦理社会中，夫妇、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是不分的……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有三家穷亲戚不算富，有三家富亲戚不算贫”，然则其财产不独非个人有，非社会有，抑且亦非一家庭所有，而是看做凡在其伦理关系中者都可有份的。中国法律早发达到极其精详地步，但各国法律所详尽的物权债权问题，中国几千年却一直是忽略的，西洋人失业赖政府救济，中国人遇灾则靠亲朋接济。

伦理之于政治。不但整个政治构造纳于伦理关系中，抑且其政治上之理想与途术，亦无不出于伦理归于伦理者。旧中国之政治构造，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如一大家庭，这样就但知有君臣官民彼此间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民与国家之团体关系，中国的政治理想是“天下太平”，政治途术是“以孝治天下”。

伦理有宗教之用。中国人似从伦理生活中，深深尝得人生趣味。“居家自有天伦乐”，一家人总是为了他一家的前途而共同努力，就从这里，人生的意义好像被他们寻得了。他们共同努力，且所努力的事不是一己的事，而是为了老少全家乃至为了先人为了后代，或者是光大门庭，显扬父母，或者是继志述事，无坠家声，或者积德积财，以遗子孙。这其中可能意味严肃、隆重、崇高、正大，随各人学养而认识深浅不同，但至少在他们都有一种神圣的义务感，同时，在他们面前都有一远景，常常在鼓励他们工作。当其厌倦于人生之时，总是在这里面（义务感和远景）重新取得活力而又奋勉下去。中国人生便由此得了努力的目标，以送其毕生精力，而精神上若有所寄托，宗教都以人生之慰安助勉为事，那么，这便恰好形成一宗教的替代品了。……中国之家庭伦理所以成一宗教替代品者，亦即为它融合人我泯忘躯壳，虽不离现实而拓远一步，使人从较深较大处寻得人生意义。

在中国没有个人观点，一个中国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中国弥天漫地是义务观念，在西洋世界上却活跃着权利观念。

·以道德代宗教

孔子并没有排斥或批评宗教（这是在当时不免为愚笨之举的）。但他实是宗教最有力的敌人，因他从启发人类的理性做功夫。中国经书在世界一切所有名古代经典中，具有谁莫与比的开明气息，最少不近理的神话与迷信。

他总是教人自己省察，自己用心去想，养成你自己的辨别力。尤其要当心你自己容易错误，而勿甘心于错误。儒教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这是何等精神！

这是道德，不是宗教。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这恰恰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

把家庭父子兄弟的感情关系推到大社会上去，可说由内而外，就使得大社会亦从而富于平等气息、亲切意味，为其他任何古老社会所未有。这种变化似乎不知不觉，伦理秩序初非一朝而诞生。它是一种礼俗；它是一种脱离宗教与封建，而自然形成于社会的礼俗。

即此礼俗，便是后两千年中国文化的骨干，它规定了中国社会组织结构，大体上一直没变。举世诧异不解的中国社会史问题，正出在它身上。所谓历久鲜变的社会，长期停滞的文化，皆不外此。

孔子深爱理性，深信理性，他要启发众人的理性，他要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而其道则在礼乐制度，儒家把古宗教转化为礼。

不是以宗教整合社会，而是以伦理组织社会。

·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

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

中国书所讲总偏乎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知耻、爱人、公平、信实之类。若西洋书，则其所谈的不是自然科学之理，便是社会科学之理，或纯抽象的数理与伦理。

总起来两种不同的理，分别出自两种不同的认识，必须屏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入者，是之谓理智，其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是之谓理性。

·向里用力

中国式的人生，最大特点莫过于他总是向里用力。

一个人生在伦理社会中，其各种伦理关系便由四面八方包围了他，要他负起无尽的义务，至死方休，摆脱不得，所有这许多对人问题与对物问题完全两样。它都是使人向里用力以求解决的，所有反省、自责、克己、学吃亏这一类传统的教训，都表现了这点。

读书人只能回环于自立志、自努力、自责怨、自鼓励、自得、自欺……一切都是“自”之中，尤其是当走不通时，要归于修德行，那更是醇正的向里用力。

勤俭二字是中国人最普遍的信条，以此可以创业，以此可以守成，勤是对自己策励，俭是对自己节制，其中没有一分不是向里用力。

对内求安为中国文化特色，却是差不多。数千年中国人的心思聪明，确是用在人事上，而不用于物理。人们的心思聪明原是为养的问题而用。

·向上之心，相与之情

假如儒家亦有其主义的话，推想应当就是“理性至上主义”，就在儒家领导之下，2000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了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

过去中国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开拓，有赖于此。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

向上心即不甘于错误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拥护正义的心，知耻要强的心，嫌恶懒散而喜振作的心……儒家盖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

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形成于礼俗之上，多由儒家之倡导而来，这是事实。现在我们说明儒家之所以出此，正因其有见于理性，有见于人类生命，一个人天然与他前后左右的人，与他的世界不可分离。

一个人的生命，不自一个人而止，是有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所贵乎人者，在不失此情与义。“人要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大致不外是看到此情义，实践此情义。其间“向上之心”、“相与之情”，有不可分析言之者已。不断有所看到，不断地实践，则卒成所谓圣贤。

·中国文化五大病

中国文化原初只有早熟一病，表现为病相五：

幼稚——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未能免除，子女若为其尊亲所属有，妇人若为其丈夫所属有；个人永不被发现；不少幼稚可笑的迷信流行在民间。骨子里文化并不幼稚的中国，却有其幼稚之处，特别在外形上为然。

老衰——中国文化一无锢蔽之宗教，二无刚硬之法律，而极尽人情，蔚成礼俗，其社会的组织及秩序，原是极松软灵活的，然以日久慢慢机械化之故，其锢蔽不通竟不亚于宗教，其刚硬冷酷或有过于法律，“五四”时被诅咒为“吃人的礼教”。

不落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慈孝仁义，最初皆不外一种理性要求，形著而为礼俗，仍不过示人以理想之所尚，然中国人竟尔以此为其社会组织秩序之所寄，缺乏明确之客观标准，此即其不落实之本。中国人讳言力，耻言利，利与力均不得其发展，离现实而逞理想，卒之，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

消极——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中国理性早启，以普其利于伦理而经济不发达——经济消极，失其应有之发展进步，以隐其力于伦理而政治不发达——政治消极，失其应有之发展进步，它似乎是积极于理，而不积极于利与力，然理固不能舍利与力而有什么表现，卒之，理亦同一无从而积极，只有敷衍现状，一切远大理想均不能不放弃。

暧昧——暧昧而不明爽。如宗教，中国又像有，又像缺乏，又像很多；如自由，中国又像有，又像缺乏，又像自由太多……一切在西方皆易得辨认，而在中国则任何一问题可累数十百万言而讨论不完。

——选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初版，1987年2月影印；

《中国文化要义》，路明书店1949年版；

《给中华孔子研究所二届年会的贺词》，1987年；

《非常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