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宗教法庭

在许多国家，人们可以匿名告发别人思想不端，这种制度在人们头上笼罩了恐怖。最后，连最亲密无间的朋友都不敢相信。

1198年，塞格尼公爵洛太里奥继在位没几年的保罗登上了教皇的宝座，这就是英诺森三世。

他是所有主宰拉特兰宫的最显赫的人物。他就位时37岁，是巴黎大学和布伦大学的优等生，富有、聪明、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善于使用权力，堪可问心无愧地宣称，他“不仅管理了教会，而且还左右了整个世界”。

他把驻罗马的帝国官吏赶出城去，再次征服了由帝国军队控制的那部分巴尔干半岛，最后把皇位继承人逐出教会，使那个可怜的王子身陷困境不能自拔，乖乖地放弃了阿尔卑斯山东面的领地。这样，洛太里奥使意大利从日尔曼人手中解脱出来。

他组织了闻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过压根儿没去“圣地”，而是奔向君士坦丁堡，杀戮了城里的大批居民，把金银财宝掠夺一空，干得太令人发指了，以至后来到希腊港口的十字军士兵无不忧心忡忡，生怕被当作亡命徒送上绞架。英诺森三世倒也表示过不赞同这种使德高望重的少数基督徒心灰意冷的悲惨行径。不过他是个务实分子。他很能看风使舵，让一个威尼斯人去当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这聪明的一招使东正教又一次落入罗马的魔爪，同时又赢得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好感，从此威尼斯共和国把拜占庭领地看成是自己的东方殖民地，肆意发号施令。

在精神方面，教皇也是个造诣深邃，手腕圆滑的人物。

教会经过近一千年的踌躇不决，终于下决心，认为婚姻不只是男女之间的民事契约，而是一桩圣事，只有在神父当众祝福后才生效。法国的菲力浦·奥古斯特和莱昂的阿方索四世曾经一意孤行，按照自己的好恶治理国家，但很快就得到警告让他们记住自己的职责，由于他们一生处世小心，便立即按教皇的旨意行事了。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教会内部引起很多的争议，因为它最终攻打的目的地是信仰同一宗教的君士坦丁堡。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为了满足支持他的商业城市威尼斯击败竞争对手组织了这次东征，因此，此次东征又被形象地称为“商人的东侵”。十字军于1204年4月13日攻陷君士坦丁堡，随之进行了三日冷酷无情的掠夺和屠杀，并放火烧毁了这座城市。尽管英诺森三世希望通过这次东征打击东正教的势力，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为他的死敌伊斯兰教统治整个中东铺平了道路。这幅画正是表现了十字军攻进君士坦丁堡后大肆杀戮的恐怖情景。

公元1215年，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也称约翰）被迫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对国王享有的权利作了限定，并一一列明了大臣们理应享有的权利，它对占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利益只字未提，却为新兴的商人阶级提供了某些保障。总的说来宪章只是一份纯粹的中世纪的文件，是地主阶级之间明确其权利与利益的书面协定。

甚至在北方高地，尽管基督教刚刚传入，人们也明确意识到谁是真正的主人。哈康四世国王（同伙海盗们习惯称他为“老哈康”）刚刚征服了一个小帝国，除了他所在的挪威外，还有苏格兰的一部分、整个冰岛、格陵兰岛、奥克尼（注：Orkney，苏格兰东北端的群岛）群岛和海布里地群岛（Hebrides，在大西洋里，苏格兰以西），但他在旧天主教堂加冕之前，也必须向罗马法庭把自己复杂的身世原原本本讲清楚才行。

年复一年，教会的势力根深蒂固。

保加利亚国王一味屠杀希腊战俘，偶尔还折磨拜占庭的皇帝。他根本不对宗教思想感兴趣，可是还千里迢迢跑到罗马，卑躬屈膝地恳求教皇承认他做臣仆，在英格兰，几个男爵搞出条条框框来约束皇上，教会便不客气地声明他们搞的宪章无效，因为“它是依仗武力获取的”，接着又由于他们给世界带来的那份著名的文件《大宪章》而把他们逐出教会。

所有这些都表明，英诺森三世不会轻易放过朴实的纺织工和胸无点墨的牧羊人提出的要求，因为他们对教会的法律提出了质询。

不过，到底还有一些人能鼓起勇气，做了我们将要看到的事情。

异端邪说这个题目实在费解。

异教徒大都是贫苦大众，没有什么搞宣传的才能。他们偶尔写几本小册子阐述见解，以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但是马上就会被当时掌权的宗教法庭派出的机敏鹰犬抓住把柄，大祸临头。他们的敌人为了杀一儆百，欺世惑众，也写文章披露“新撒旦的反叛”，我们对异端邪说的了解都是从这些文章和审判记录中略知一二的。

结果，对这些人的复杂形象，我们通常得到的是这样的印象：他们都是些使体面人闻之欲呕的小人，他们披头散发，衣裳褴褛，住在最下层贫民窟的空地窖里，拒不沾崇高的基督食品，一味吞嚼菜帮菜叶，只喝白水，对女人避而远之，念念有词地叨唠救世主第二次下凡的预言，责骂教士的庸俗和邪恶，还恶意攻击万物的内在规律。

当然，许多异教徒的确令人讨厌，这也许是自命不凡的人的天命。

很多人以非神圣的热情追求神圣的生活，脏得像个魔鬼，臭气冲天，那些关于真正基督存在的怪诞思想把乡村的平静生活搅得鸡犬不宁。

不过，他们的勇气和诚朴还是值得赞许的。

他们所获无几，却失去了一切。

一如既往，他们一事无成。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趋于组织化。最后，就连根本不相信组织的人为了有所成就也要成立一个“无组织促进协会”。喜爱神话，沉湎于感情的中世纪异教徒也不例外。他们谋求生存的天性使他们聚在一起，一种不安全感迫使他们在自己的神圣教旨外面裹上十几层玄奥莫测的礼仪做掩护。

但是，忠诚于基督教会的公众却不能区别这些教派。他们把所有异教徒混为一谈，称他们是肮脏的摩尼教徒或用其他不恭的字眼，以为这样就能一了百了。

这样，摩尼教徒成了中世纪的布尔什维克。当然我不是说当时有一个纲领明确的政党，像数年前在俄帝国建立的统治力量一样。我是指一种含混不清的谩骂，如今的人也用它来诅咒房东，因为房东如果嫌开电梯的小伙计没有把电梯停在适当位置，就要向他要房租。

历任教皇中最积极参与欧洲事务者当属这位12世纪最后一任教皇英诺森三世。他的目的简单而明确，即要使教会实现上帝赋予教皇统治世间万物的“完全权力”。英诺森统治时期，教皇的权力达到顶峰。但他的行为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引发了人们对教皇的信仰信任危机，导致教徒们集体退出教会，加入到像纯洁派、沃尔多派等一些所谓“异端”教派以寻求精神上的满足。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教会体系的根基。

从根本上说，议会制度的产生是封建君主以权换利的结果，是以商人阶层面目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同君主分享权利的过程。最初商人只被允许作为财政专家出席议会，不能参与对国家事务的一般性讨论。发展到后来的君主立宪或共和宪政时，君主或形同虚设或被彻底废除，议会开始主导着国家的权利。图中这枚议会大印章显示了1651年英国议会中议长主持会议的情景。

在中世纪的上等基督徒眼里，摩尼教徒是最讨厌的家伙。可是他们又没有真凭实据进行审判，便以道听途说之词施以诽谤。这个方法在私下聚会中倒颇有成效，比一般的法庭审判还快一些，但常常欠准确，导致了许许多多冤案。

可怜的摩尼教徒的情况愈变愈糟，因为创始人波斯人摩尼是宽厚和仁慈的化身。他是历史人物，生在三世纪前叶一个叫艾克巴塔娜的小镇子里，父亲帕塔克是有影响的财主。

他在底格里斯河畔受过教育，青年时代所处的环境就像如今的纽约一样，集世界风云、语言混杂、道貌岸然、不信上帝和追求实利于一体，并充满空想。在从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熙熙攘攘来访美索不达米亚大商业中心的人群中，各种异端、宗教和教派都有自己的追随者。摩尼倾听着各种说教和预言，把佛教、基督教和犹太教混在一起，再掺上一点古巴比伦迷信，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哲学。

如果不考虑摩尼教徒有时把教义扯向极端，那么摩尼只是复苏了古代波斯神话中的好上帝和坏上帝的说法。坏上帝总是与人的灵魂作对，摩尼把万恶之神与《旧约》中的耶和华联在一起（于是耶和华变成了魔鬼），把万福之神看作马太福音中的“天父”。而且，（这里可以体会到佛教的影响）摩尼认为人的血肉之躯是邪恶龌龊之物，天性可卑，所有人都应该不断磨砺体肤，忍饥缩食，以期摈除自己的凡俗野心，才能不沦入万恶之神的魔掌，不被地狱之火烧为灰烬。他恢复了一大批禁忌，这不能吃，那不能喝，给追随者的食谱只是凉水、干草和死鱼。这后一项条令也许会使我们吃惊不已，不过教徒们一直认为海里的冷血生物对人的不朽灵魂损伤小一些，比陆地上的热血亲族强，这些人宁愿死也不肯吃一块牛排，而吃起鱼来却津津有味，毫无恶心厌恶之感。

因为欧洲王室的女性子女同样具有继承权，因此王室间的联姻成为欧洲各王室的一个传统。教廷为了控制王室的婚姻，达到控制欧洲王室的目的，宣布婚姻不再只是男女之间的民事契约，而是一桩圣事，只有在神父当众祝福后才生效。直至今日依然有很多年轻的恋人愿意到教堂结婚。图中表现的一对年轻人在教士的见证下结为夫妻。

摩尼把妇女视为草芥，这也表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东方人。他禁止信徒结婚，主张逐步灭绝人类。

至于对犹太派创立的、施洗者约翰发起的洗礼以及其他仪式，摩尼对之深恶痛绝。因而即将就职的圣职人员不必将身子浸入水中，而是要行按手礼。

二十五岁那年，这个怪人开始向全人类解释他的思想。他首先来到印度和中国，获得相当大的成功。继而他转回故土，要把教义的祝福带给自己的邻邦。

查理二世糟糕的统治技巧，让他不断地陷入各种麻烦之中。他在哥哥狮心王查理东征时，成为英格兰摄政王。他毫不犹豫地卷入和教皇英诺森三世的争吵，继而被教皇逐出教会，最后他像曾与格利高里七世教皇闹得不可开交的亨利四世一样，只得忍气吞声地匍匐到教会的脚下。查理二世还是大宪章的被警告者，大臣们对他滥用王权提出明确的警告。该图表现了1213年查理二世与教皇求得和解。天使胸前佩戴的胸针上的牡鹿图案，是查理二世的象征。

可是，波斯教士们已经感到超凡脱俗的教义的成功使他们失去了大宗秘密收入，于是转为反对摩尼，请求对他施以极刑。起先摩尼受国王保护，但是老国王死后，新国王对宗教事务毫无兴趣，把摩尼交给教士阶层裁决。教士们把摩尼带到城墙下，钉在十字架上，还把他的皮剥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以此警告对这个预言家的异端邪说感兴趣的人。

随着与领导人物的激烈冲突，摩尼教会分崩离析了。但是预言家的零碎思想却像众多的精神流星，在欧洲和亚洲的大地上广为传播，在以后的世纪里在朴实贫苦的民众中引起巨大反响，民众不自觉地拣起了摩尼的思想，仔细审视它，发现它很合乎自己的口味。

摩尼教是何时、怎样进入欧洲的，我也不得而知。

很可能它是经过小亚细亚、黑海和多瑙河流传过来的。继而它翻过阿尔卑斯山，很快在德国和法国享有崇高声誉。新教义的追随者给自己起了个东方名字：凯瑟利，或者说“过纯洁生活的人”。苦恼的情绪迅速蔓延，以至在整个西欧，这个词与“异端邪说”相提并论了。

不过请不要认为“凯瑟利”因此形成了一个固定教派，根本没人试图另立一种新教派。摩尼教的思想对许多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些人却又咬定自己只是基督教会的虔诚儿子。这使这种特殊形式的异端邪说非常危险，难以察觉。

有些病菌的体积大得在省级卫生部门的显微镜下就能看到，相对来说由普通医生诊断由这种病菌引起的疾病并不那么难。

但是天神庇护我们不受在超紫外线照射下仍然能隐形匿迹的小生物的侵害，因为这些小东西还要继承世界。

用基督教的观点看，摩尼教是最危险的社会瘟病，它使组织的上层人物的头脑充满恐惧，这在各种精神苦恼到来之前是体察不到的。

这些话不过是些窃窃私语，然而早期基督信仰的最坚定支持者也的确表现出了这种病的征兆。就拿圣奥古斯丁来说，这个十字军的杰出勇敢卫士曾经一马当先摧毁了异教的最后堡垒，但据说他内心里却向着摩尼教。

圣多明我生于卡斯蒂利亚（今属西班牙），早期生世不详，1206年他接触到阿庇尔多教派，后创立僧侣修道体系。1220年教皇英诺森三世通令建立宗教法庭，自此，多明我会修道士开始主持这个臭名昭著宗教法庭。宗教法庭直到公元1891年庇护十世教宗发出敕令，才被废除。这幅画的作者是一名修士，他的画作使具有神话色彩的宗教神迹看起来真实而确信。这幅画表现了圣彼得和圣保罗在多明我修道会创始者圣多我面前现身的情景。

西班牙主教普里西林于公元385年被烧死了，他被控倾向摩尼教，获得了《反对异教法》的第一个试刀鬼的荣誉。

就连基督教会的头面人物也渐渐被可怕的波斯教义所吸引。

他们开始劝告不懂神学的门外汉不要读《旧约》，最后在12世纪还宣布了著名的条令，所有神职人员都必须保持独身。不要忘记，顽固的波斯理想很快在精神变革的主要人物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最受人爱戴的阿西西的圣芳济各制定了具有严格的摩尼式纯洁的新修道院条令，为他赢得“西方释迦牟尼”的头衔。

但是当自愿的贫穷和灵魂谦卑的高尚理想慢慢渗入大众心灵的时候，当皇帝与教皇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当外国雇佣军各自扛着镶有十字架和苍鹰的旗帜为地中海岸珍贵的弹丸之地拚杀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当大批十字军携带从朋友和敌人那儿掠夺的不义之财蜂拥回国的时候，当修道院长豢养一群阿谀之徒深居在穷奢极欲的宫殿的时候，当教士们乘马撞过清晨熙攘的人群去饱享狩猎早餐的时候，一桩不妙的事情已经注定要发生，而且真的发生了。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历来是欧亚的通商大道，此处不仅会集了世界各地的商品，也是世界各地思想交流与融汇之地。摩尼正是在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下，创立了摩尼教。图中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古商贸重镇—马里城的遗址。

毫不奇怪，对基督教现状的不满首先产生在法国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古罗马文化传统虽然维持得最长，但野蛮却没有能够融化在文明之中。

从地图上可以找到这个地方。它叫普罗旺斯，包括地中海—隆河—阿尔卑斯山这样一个三角形。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马赛过去曾是、现在依然是这个地区的重要港口，这儿有不少富裕的乡镇和村落，有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雨水和阳光。

当中世纪欧洲的其他部分还在洗耳恭听长头发的条顿英雄的野蛮故事时，普罗旺斯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就已经发明了新的文学形式，为现代小说奠定了基础。普罗旺斯人与邻邦西班牙和西西里有着密切的商业交往，这使人们能够及时接触到科学领域的最新图书，而在欧洲北部，这种书却少得屈指可数。

在这个国家里，再现早期基督教的运动在11世纪的前十年就已趋明朗。

但是无论怎样牵强附会，这些都不能构成公开反叛。在一些小村落里，一些人有时含蓄地指出，教士应该像教民那样朴素无华；他们拒绝随爵士们奔赴疆场（啊，多么令人怀念古代的牺牲者啊！）；他们要学一点拉丁文，以便自己阅读福音书；他们公然宣称不赞成死刑；他们否认“炼狱”的存在，而早在耶稣死后6世纪，“炼狱”就被官方视为基督天国的一部分；而且（这是更重要的细节），他们不向教会交纳分文。

只要一有可能，反对牧师权威的叛逆首领就会被察出来，如果他们拒不改悔，还会被偷偷地扫地出门。

但是邪恶继续蔓延，最后不得不召集普罗旺斯各地的主教开会，商量采取什么行动阻止这场非常危险的煽动性骚动。他们的争执一直延续到1056年。

中世纪欧洲，大部分商人、手艺人，包括画家都隶属于某个行会。图中这些人应属于吹玻璃行会的成员。行会的主要功能是保证某一行业有利可图，保护规范、标准不受破坏及提供社会福利。行会是城市生活的一个活跃的部分，各自有代表参加市政会。有的行会规模较大，代表多个行业，可以划分成若干同业公会。每个同业公会都有一位主保圣人。

佛教认为是人的肉体限制了人的灵魂的飞升，使人堕入世尘之中。佛教的创始人悉达多早期曾在山林苦修六年，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磨砺体肤。他觉得只有摧毁身体，才能得道。佛教的这种思想曾对多种宗教产生过影响。图中表现的即是悉达多在森林中苦修的情景。

这时已经清楚地表明，一般性的惩罚和逐出教会是徒劳无功的。要过“纯洁生活”的朴实乡民只要有机会在监狱铁窗里表现基督仁慈和宽厚的信条就高兴不已，如果有幸被判处死刑，还会像羊羔一样顺从地走向火刑柱。况且，一个牺牲者留下的位置总会马上被十几个怀抱圣念的新人填补上。

教会的代表坚持要采用更残酷的迫害，而地方贵族和牧师（由于了解老百姓的本意）则拒绝执行罗马的命令，他们抗议说暴力只能使异教徒以更坚定之心反对理性的声音，是白白耗费时间和精力。就这样，两方面的意见争吵了整整一个世纪。

到了12世纪末期，这场运动受到了来自北方的激励。

在与普罗旺斯隔隆河相望的里昂小镇里住着一位商人，叫彼得．沃尔多。他严肃持重、心地善良、宽宏慷慨，满脑子只想追随救世主的榜样，都有些发痴了。耶稣曾经说过，让骆驼钻进针眼也比让富有的年轻人进天堂容易。整整三十代基督徒绞尽脑汁想弄明白耶稣说这话时的确切含意。彼得·沃尔多并没有这样。他读了这句话便深信不疑。他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分给了穷人，然后退离商界，不再积攒新的财富。

约翰写道：“汝等需自寻圣经。”

二十个教皇评论了这句话，仔细小心地定出条条框框，规定在何等条件下一个俗人才能不经教士指点自己研究圣书。

彼得·沃尔多可不这么看。

约翰既然说了，“汝等需自寻圣经。”

那么好吧，彼得·沃尔多就要自己读一读。

他发现一些与圣杰罗姆的结论不相吻合的东西，便把《新约》译成自己的语言，把手稿散发到普罗旺斯各地。

（上图）这是荷兰著名画家博斯于15世纪创作的作品，对当时教会的腐败与堕落进行了抨击。画面中的修女和修士正兴致勃勃地试图从悠来荡去的糕点上咬下几口，由此象征人类贪欲的罪孽。16世纪的许多传教士和修士都有非婚生子女，社会普遍对此表示鄙视。而教会财务上的贪污舞弊行为更加玷污了罗马教会的形象，这些都使宗教改革成为必然。并最终改变了欧洲政治联盟的格局。

起先他的活动并未引起很大注意。他渴望贫穷的热情似乎没有危险。他很有可能被说服，为愿意过真正艰苦生活的人建立一种新型的修道院式禁欲条令，他还指责现存的修道院有点儿太奢侈太舒服了。

罗马是很会为信仰热情过盛而常常闹出乱子的人找到适当发泄场所的。

但是一切都要按照常规和先例办。如此说来普罗旺斯的“纯洁人”和里昂的“穷人”真是棘手万分。他们不仅不告诉教皇他们的所作所为，甚至还胆大包天地公然宣称没有职业教士的指点他们也能成为完美的好基督徒，罗马的主教在自己的司法权限之外没有权力告诫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信仰什么，正如塔尔塔利的大公爵或巴格达的哈里发也没有这种权力一样。

教会当时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实事求是地讲，它等待了很长时间才最后决定诉诸武力根除这些异端邪说。

但是如果一个组织基于的原则是：只有一种正确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其他的都是臭名昭著人所不齿的，那么当它的权威受到质询时，它就必然会采取极端措施。

教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无法生存，这终于迫使罗马采取果断行动，制定出一整套惩罚条例，使以后的持异见者都心怀恐惧。

阿尔比教徒（以阿尔比城命名的异教徒，该城是新教义的发祥地）和沃尔多教徒（因其创始人彼得·沃尔多得名）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因而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他们被选中作为第一批牺牲品。

一个教皇的代表统治了普罗旺斯好几年，他把那里当作被征服的领土作威作福，结果被杀死了。这给英诺森三世的干涉提供了借口。

他召集了一支正规十字军，攻击阿尔比教徒和沃尔多教徒。

在四十天内志愿加入讨伐异教徒的远征军的人可以在欠债中免交利钱，可以赦免过去和将来的一切罪孽，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不受一般法庭的审判。这些恩惠煞是可观，北欧的人正求之不得。

12世纪开始在普罗旺斯风行的行吟诗人在他们的诗篇中大肆赞美伟大的爱情及纯洁而朴素的生活。这种新的文学形式是骑士文学的源头，也为现代小说奠定了基础。图中这个12世纪制作的珐琅质小匣子上面描绘的狩猎及求爱的情景正反映了当时普罗旺斯地区行吟诗人所追求的清新、自然的生活情调。

有关沃尔多异端教派受到镇压的历史事件是法国画家让保罗·劳伦最喜爱的主题之一。他根据当时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豪尔对这一时期法国历史的记叙创作了很多幅与沃尔多教派有关的作品。画家同时还根据一些拉丁手稿的描绘十分忠实地再现了宗教法庭审判异端的情景。

攻打普罗旺斯的财丰物盛的城市能够得到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报答，千里迢迢到东方的巴勒斯坦打仗所能得到的好处和荣誉也不过如此，北欧人怎么会不去从军奔赴路程短一些的地方呢？

那时“圣地”已被人们遗忘，法国北部、英国南部、奥地利、萨克森和波兰贵族绅士中的败类纷纷拥往南方以躲避地方长官，把已经空荡的钱箱重新装满，把一切灾祸都推在富裕的普罗旺斯人身上。

被十字军绞死、烧死、斩首或大卸八块的男女老幼的数目众说不一，我也不清楚究竟有几万人送了命。各地在正式的执行大规模死刑后很少提供具体数字，通常都在两千和两万之间，视城镇大小而定。

贝济埃城被占领后，十字军士兵分辨不出哪些是异教徒，哪些不是，左右为难。这个问题被送到随军的教皇代表精神顾问那里。

这家伙说：“孩子们，干吧，把他们都杀死。主知道谁是良民。”

有一个英国人叫西蒙·德·蒙特福特，是个久经沙场的正牌十字军。他残暴无比，嗜血成性，不断变出新花样杀戮掠夺。作为对他的“功绩”的报答，他得到了大片刚被他抢掠过的土地，他的部下也按“功”分得赏赐。

剩下几个免遭杀戮的沃尔多教徒慌忙逃入人迹罕至的庇耶德蒙山谷，建起了一个自己的教会，直至16世纪的基督教改革运动。

阿尔庇教徒的命运更糟。经过一个世纪的折磨和绞刑之后，他们的名字从宗教法庭的报告中消失了。不过三个世纪之后，他们的教义稍做改变又卷土重来，倡导者是个撒克逊教士，叫马丁·路德。这个教义掀起了一场改革，打破了一千五百年来教廷的垄断。

当然，这一切都瞒过了英诺森三世的机敏眼睛，他还以为困难局面已经终止，绝对服从的信条已经成功地确立了。《路加福音》中有一条著名的命令，讲的是一个人想举办一个晚会，他发现宴席上有空位子，几个客人还没有来，便对仆人说：“到大路上去，把他们拉进来。”现在这条命令又一次实现了。

“他们”，也就是异教徒，被拉进来了。

怎样留住他们是教会面临的问题，直到许多年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由于地方法庭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诸如在第一次阿尔庇教徒造反时组织的特别调查法庭便在欧洲其他首都纷纷建立起来。法庭专门审判所有异端邪说，后来人们干脆称它们为“宗教法庭”。

甚至在今天宗教法庭早已不起作用的时候，这个名字仍然使我们心惊肉跳。我们仿佛看见哈瓦那的黑牢，里斯本的刑具室，克拉科夫的生锈铁锅和烙人的刑具，黄色的兜帽和黑色的面纱，以及一个下额宽大的国王凝视着一排排望不到边的男男女女慢慢地走向绞架。

当基督教生长并传播开来的时候，已经神秘化的哲学通过早期教会中神父的努力，同基督教义结合在了一起。拉丁神父圣奥古斯丁对基督教的影响最大。圣奥古斯丁354年生于北非，是伟大的哲学家。他早期信奉摩尼教，32岁时皈依基督教，并成功地把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同基督教义加以融合，首先提出了一套理性应当服从信仰，哲学应当服务于神学，只有在基督教义中才能达到神秘的自我意识的神学体系。他的《上帝之城》及自传《忏悔录》，是基督教的两大经典之作。他还开创了教皇领导的教会体制。

这个被地中海的灿烂阳光照亮、纯净澄明的世界在中世纪最早孕育出追求新生活的精神。

19世纪后期的几部通俗小说的确描写了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我们可以把其中百分之二十五的内容归于作者的想像，百分之二十五归于异教徒的偏见，即使这样所剩下的恐怖也足以证明所有秘密法庭都是难以容忍的魔鬼，在文明世界中是绝不会被容忍的。

亨利·查理利在煞费苦心写成的八卷书中讲叙了宗教法庭的活动。我在这里把它缩减至两三页，要在这样短的篇幅内对中世纪最复杂的问题做一精辟解释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宗教法庭能与如今的最高法院或国际仲裁法庭相比。

在不同的国家里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法庭，它们又都负有不同的使命。

最著名的是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和罗马的圣宗教法庭。前者带有局部性质，监督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地的异教徒。

后者的魔爪伸往欧洲各地，在大陆北面烧死了圣女贞德，在南面烧死了乔达诺·布鲁诺。

沃尔多教派是法国人彼得·沃尔多于1172年创立的一个宗教教派。他受到基督教“出售你所有，帮助穷苦人”这句话的启发，倾其所有为穷人购买面包和面粉。他的举动得到当地许多富人的支持，纷纷加入他发起的运动。沃尔多派的成员都过着清苦的生活，节衣缩食有助穷人，他们认为信教者和教士是平等的，教皇和教士们已经与穷人的需要格格不入了，他们的观点被认为是对教会权威的挑战。到13世纪该教派遭到教会残酷的绞杀。

宗教法庭的势力无处不在，近代科学的奠基者之一伽利略曾先后两次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第一次是1616年的秘密审判，1632年他在出版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提出了日心说的宇宙论，宗教裁判所第二次对他进行公开审判，并迫使他放弃自己的观点。为了保全性命，他被迫宣称地球是宇宙静止不动的中心。在声明上签完字出来后，他喃喃自语道：“地球仍然在转，事实就是如此。”图中表现的就是伽利略在宗教法庭接受审判的情景。

严格地讲，宗教法庭没有杀过一个人，这倒是真的。

由教士组成的法庭宣判之后，异教罪犯便被送到非宗教的当局手里，当局可以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他。不过当局如果没能判处他死刑，便会招致许多麻烦，甚至被逐出教会或失去教廷的支持。如果罪犯逃离了此难，没有被送到地方当局，这类事也曾发生过，那么他受的磨难就更大，因为他会被囚在宗教法庭的孤独牢房里惨熬余生。

由于在火刑柱上了却残生比在岩石城堡的黑洞里缓慢发疯而死的恐惧还要好受一些，许多无辜的囚犯便大包大揽承认各种罪名，以期被判处异端邪说罪而早日脱离苦海。

谈论这个题目要不带偏见是很困难的。

说来令人难以相信，在整整五个多世纪里，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与世无争的平民仅仅由于多嘴的邻居道听途说而半夜三更被人从床上拖起来，在污秽的地牢里关上几个月或几年，眼巴巴地等待既不知姓名又不知身份的法官的审判。没有人告诉他们罪名和指控的内容，也不准许他们知道证人是谁，不许与亲属联系，更不许请律师。如果他们一味坚持自己无罪，就会饱受折磨直至四肢都被打断。别的异教徒可以揭发控告他们，但要替他们说好话却是没有人听的。最后他们被处死时连遭到如此厄运的原因都不知道。

更难以置信的是，已经入土五六十年的男女也会被从坟墓中挖出来“缺席”判罪，以这种方式定了罪的人的后裔还要在罪犯死去半个世纪之后被剥夺财产。

但事实的确是这样，因为宗教审判官正是靠分享所有被没收来的物品来中饱私囊，所以这种荒唐的事就绝非罕有，时隔两代的祖父据说干过某件事而导致孙子们被逼得一贫如洗，这种事屡见不鲜。

凡读过二十年前沙皇俄国处于全盛时期的报纸的人都记得什么是暗探。这种暗探总是以引人注目的个性和“悲伤”的样子出现，扮成地地道道的小偷或洗手不干的赌徒。他故作诡秘地使人知道他是由于创痛才参加革命的，常常能博得诚心反对帝国政府的人的信任。但他一旦探得新朋友的秘密，便向警察局告密，把报酬装进腰包，再到另一个城市重演卑鄙的勾当。

在13、14和15世纪中，南欧和西欧布满了这些居心歹毒的私人暗探。

他们的谋生方式是靠告发那些据说抨击了教会或对教义中的某几点持怀疑态度的人。

如果周围没有异端邪说者，暗探就要人为地制造出几个。

他心里有数，被告不论多么清白无辜，在严刑拷打下也会承认罪名。他丝毫不会担风险，可以无止境地从事这个职业。

在许多国家中，人们可以匿名告发别人思想不端，这种制度在人们头上笼罩了恐怖。最后，就连最亲密无间的朋友都不敢相信，一家人也要互怀戒心，留神言辞。

掌管宗教法庭大量工作的托钵僧人充分利用了他们造成的恐惧，在差不多两世纪中他们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

是的，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广大民众对这些盛气凌人的乞丐深恶痛绝了，他们披着虔诚的外衣，闯入安分守己的公民家里，睡在最好的床上，吃最好的饭菜，嘴里还喋喋不休地说他们应该被作为上宾招待，应该活得无比舒服。他们的惟一本领就是恫吓人们说，如果他们没有得到理所应当的奢侈豪华，就要向宗教法庭告发施主。

奥拉夫三世也被称为“和平皇帝”，他似乎没有承袭祖上好战的秉性，结束了维京人四处征战的历史。图中这枚银币是由这位喜爱和平的丹麦皇帝发行的银币，是11世纪在挪威使用的最为广泛的一枚银币。

度过前11世纪晚期的危机后，到12世纪中期，拜占庭恢复了其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帝国用含金量高的金币替代了危机中发行的低劣的货币。时是十字军第四次东征的前夕，在曼纽尔·科穆宁皇帝的统治之下。

教会当然可以答复说，宗教法庭这样做完全是起思想健康检查官的作用，立誓要尽的职责就是防止错误思想在群众中流传开来。它可以举例说明对于出于无知而误入歧途的异教徒的既往不咎。它甚至还可以宣称除背教者和屡教不改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人被处死过。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

一个鬼把戏可以把无辜的人变为死囚，也可以使他表面上悔过自新。

暗探和伪造者从来是好朋友。

在奸细的行当中，几封捏造出来的文件又何足为奇呢？

圣杰罗姆生活于公元4到5世纪，是著名的基督教苦行者和学者。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将希伯来文的《圣经》首次翻译为拉丁文，为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铺平了语言上的道路。圣杰罗姆极端表现了基督教的悔改与苦行赎罪得救的说教，这个痛苦的老人即使在写作经文时依然听到天使吹响的末日号角声。

勃鲁盖尔根据《圣经》中的经文“如果盲人给盲人带路，两个都会掉到坑里”创作了这幅作品，意在指代人类远离宗教指导的愚蠢行为。但中世纪统治着人们精神世界的宗教教会由于其极端的偏执和不宽容已几乎形同一个目不视物的瞎子，这幅画倒更像是中世纪教会引导人类精神生活的寓言画。

这枚银币铸于位于莱茵河出海口的重镇多塞特。该镇是中世纪重要的商贸中心之一。曾遭到维京人的多次袭击，却能很快恢复，并保持着勃勃的生机。银币上出现的商船是中世纪贸易的重要交通工具。这枚银币由查理曼大帝的儿子及继任者虔诚者路易斯一世发行，他从父亲查理曼大帝那里继承了风雨飘摇的法兰克王国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就不得不面临沿海维金人的侵扰及儿子们的反叛。他死后帝国分崩离析，再也没有统一过。

蒙克的这幅《呐喊》是世界最著名的画作之一，他是画家在精神状态几乎异常的情况下创作的，表达了个人极度不安的感受。画作中的人物以苍白的如死人般的面孔出现，准确地表现出情感的恐怖与战栗。这个人由于极度的恐惧而发出战抖的呐喊以及神经质地捂住自己的耳朵和那些似乎将要把人吸进去的涡形的线条，都表达了处于精神禁锢之下人们的惊恐不安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