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以无为成就有为：无为而治的管理学含义

所谓无为而治，本质上是以上层的无为去消解下层过于有为的张力。

在中国古代，无为而治一直是深受统治者重视的方略。今天，依然有不少人推崇无为而治。历史上的无为而治，以汉初的黄老之术最为有名，萧规曹随，最终造就了文景之治。问题在于，这种无为而治，在当代是否具备复制或者参照的条件和价值？

对无为而治的解释，以《道德经》最为经典。究其要旨，不外以柔弱胜刚强。但有一点需要注意，人们说起道家往往老庄并称，而老子的无为和庄子的洒脱根本不是一码事。老子是为统治者筹划治术，庄子则是为出世者描绘江湖。老谋深算的老聃和个性张扬的庄周不啻有着天壤之别。前者的无为在技术层面，后者的无为在价值层面。

单纯从技术层面看无为而治，那么我们可以断言，任何一个组织，不可能全面无为。老子主张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是在无为的姿态下有为。如果真的彻底无为，那就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完全消极等待死亡了事。对于组织来说，哪怕是倡导无为而治的领导人，心里也会十分清楚，要生存就不能根本无为，要发展更不能完全无为，总要在有些地方“有为”。

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资源总是有限的。有为就要占用并消耗资源。所以，一旦一个组织全面有为，就意味着这个组织的资源利用会进入高度紧张状态，弦绷得太紧，稍有不慎就会出问题。清朝的汪辉祖谈到地方政府中知县、书吏和师爷的关系时曾经指出，一个知县到任，下面的书吏往往会主动给知县出许多主意，极力策动知县大干一番事业，不是兴修水利、垦田开荒，就是产业结构调整，或者是推行某种富民政策，总之言之凿凿，忧国忧民。如果知县不加考虑欣然接受，那就有可能上了套儿。这种情况下，知县往往不置可否，然后回来同师爷商量。师爷同书吏的身份不一样，他是知县的个人顾问，所以他会认真辨析书吏建议的真实意图，指出书吏要给自己谋利的动机。如果接受了书吏的建议，书吏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老百姓能够从中收到多少实惠，知县能够在政绩上增加多少砝码，孰轻孰重，一条一条列举得清清楚楚。最后由知县定夺，哪些建议该接受，哪些需要打折扣，哪些应当回绝。总之，用知县的无为来控制书吏的有为，以防止书吏的有为坑害民众。

一旦上下都有为，雄心勃勃要干一番大事业，那么，有可能短期收到显著成效，但长远老百姓就受不了。商鞅变法的成功，就是上下的有为凝结成了巨大的力量。而秦王朝的快速覆灭，恰恰是这种全面有为耗尽了民力。西汉的无为而治，正是接受了秦朝的教训而出现的。

这样，所谓无为而治，实际上是决策层要有意弛缓组织行为的张力。在层次上，这种无为而治肯定是上层无为而下层有为。这一关系是不可颠倒的。一旦下层无为而上层有为，组织就进入了某种病态。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有多种，但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民间对变法基本上没有热情，变法的着眼点是增加国库收益，老百姓得不到多少实惠。结果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下面执行中的阻力过大，扭曲过多，葬送了变法。

对于当代的企业，弄清无为而治的含义具有现实意义。首先，积极性必须来自于下层。如果下层没有积极性，处于无为状态，而上层火急火燎要干事业，上层的有为多半要撞上南墙。如何调动下层的积极性，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其次，不能上下全部有为，如果上下“一心”有为，没有刹车和缓冲，那就有可能冲出轨道。最后，一旦整个组织上下都信奉无为而治，那么，组织的生命力就会消失。

西蒙和马奇的《组织》一书，对组织的无为作了自己的解释。他们强调，按照决策的满意指标，当不作为能够达到目标时，不作为是首选。只有不作为无效时，才考虑作为。这一观点，可以看作是对无为而治的理性描述，值得经理们参照。在中国历史上，儒家追求仁政，道家崇尚自然。能够实现仁政目标的，在多数情况下恰恰不是儒家的有为，而是道家与黄老的无为而治。这里面自有它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