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翎:赵丽宏经典美文1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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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会心一笑(1)

水迹的故事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艺术曾经是一种不能多谈的奢侈品。这两个字和一般人似乎并无关系,只是艺术家们的事情。其实生活中的情形并非如此,艺术像一个面目随和、态度亲切的朋友,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她突然就可能出现在你的身边,使你知道她原来是那么平易近人。只要你喜欢她,追求她,她总是会向你展示动人的微笑,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她都会翩然而至,给枯燥乏味的生活带来些许生机。

小时候,我曾经做过当艺术家的梦,音乐、绘画、雕塑,这些都是我神往的目标。我可以面对一幅我喜欢的油画呆呆地遐想半天,也会因为听到一段美妙的旋律而激动不已。然而那时看画展、听音乐会的机会毕竟很少,周围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人和物,而且大多色彩暗淡。不过这也不妨碍我走进艺术的奇妙境界。

童年时代,曾经住在一个顶棚漏水的阁楼上。简陋的居所,也可以为我提供遐想的天地。晚上睡觉时,头顶上那布满水迹的天花板就是我展开想象翅膀的天空。在这些水迹中,我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山、树、云,还有飞禽走兽、妖魔鬼怪,当然,也有三教九流的人物,有《西游记》《水浒》和《封神榜》中种种神奇的场面。我经常看着天花板在床上编织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睡着以后,梦境也是异常缤纷。

有一天下大雨,屋顶漏得厉害,大人们手忙脚乱地忙着接水,一个个抱怨不迭,我却暗自心喜。因为我知道,晚上睡到床上时,天花板上一定会出现新的风景和故事。那天夜里,天花板上果然出现了许多奇形怪状的水迹。新鲜的水迹颜色很丰富,有褐色,也有土黄,还有绛红色。我在这些斑驳的色块和杂乱无序的线条中发现了惊人的画面。那是海里的一个荒岛,岛上有巨大的热带植物,还有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有一个印第安人的头部特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一个和真人一样大小的侧面头像,那印第安人有着红色的脸膛,浓眉紧蹙,目光里流露出忧郁和愤怒。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极大的羽毛头冠,是很典型的印第安人的装束。看着天花板上的这些图画,我记忆中所有有关印第安人的故事都拥到了眼前。那时刚刚读过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小说中那些使我感到神秘的“土人”,此刻都出现在我眼前的天花板上,栩栩如生地对我挤眉弄眼。在睡眼蒙眬之中,我仿佛变成了流落孤岛的鲁滨逊……

看天花板上的水迹,是我儿时的秘密乐趣,是白天生活和阅读的一种补充。谁能体会一个孩子凝视着水迹斑斑的天花板而产生的美妙遐想呢?现在,当我躺在整洁的卧室里,看着一片洁白的天花板,很自然地会想起童年时的那一份快乐。这快乐,现在已经很难得了。于是,在淡淡的惆怅之后,我总是会想,人的长大,是不是都要以牺牲天真的憧憬和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作为代价呢?

1990年2月

野菜、蝉和鳜鱼

最难忘的美味佳肴,常常不是在摆满山珍海味的宴席上,而是在饥馑困苦的日子里,在一些最简单的饭桌上,甚至没有什么饭桌,没有什么餐具,只有天籁为伴……

少年时代,常常挨饿,只要能充饥,什么都觉得好吃。在主食类中,那时吃过豆饼、玉米糊、高粱稀饭、麸皮馒头……在蔬菜和肉食类中,吃过许多叫不出名头的野菜,还有老鼠肉、猫肉、蛇肉……所有这些食物,几乎都是在饥不择食的状态下吃下肚去的,现在回忆起来,很难想起是些什么味道。只是鼠肉猫肉之类,回想起来不免有些恶心。不过也有使我终生难忘的绝妙美食。

一次,从城里到乡下去,和大人一起,在没有星月的乡间小道上走了十几里夜路。摸黑找到乡下的亲戚家里时,已是深夜时分。面对我们这几个又饿又累的孩子,乡下的亲戚犯了愁——他们拿不出可供我们充饥的食品。

“只有黄芽菜饿藤藤包子……唉,怎么可以给你们吃这样的东西呢?唉……”

说着,乡下的亲戚从灶台上搬出一个瓦罐,放在我们围坐的桌子上。在微弱的油灯火光里,看不清瓦罐里的东西,只能依稀看见一个个白乎乎的小圆球。然而这时已经管不得许多了,我们用手当筷子,抓起瓦罐里的小圆球就往嘴巴里塞。开始时,还没有品味出嘴里食物的滋味,只是觉得松软多汁,极容易下咽,一口气吃下去七八个。等肚子里垫下了一点底,吃的速度便慢了下来。这时,才感到口中食物的味道。

这是一种我从未尝到过的鲜美和清香。牙齿只要轻轻一叩,包子外面那层薄薄的皮便裂开了,鲜美的汁水随即溢满口中,味道类似荠菜却又不同于荠菜的香味,没有荠菜那么浓烈,但比荠菜的清香更幽久,更值得回味。在这种清香里,还夹杂有豆腐干的味道,豆腐干末和稀松的菜叶混合在一起,变得有了糯性,咀嚼时齿颊间便不觉得空虚……真的,当时的感觉,这种叫“黄芽菜饿藤藤包子”的食物,是我吃过的最美妙的东西。

乡下的亲戚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嘴里喃喃地低语着:“上海人,怎么会喜欢吃这东西?”我一直记得她看我时那种惊讶而又欣喜的目光。

第二天我才知道“黄芽菜饿藤藤包子”的真相。其实,这本来应该是一种用豆腐衣作皮,猪肉糜作馅的肉包子。因为买不起豆腐衣和肉,乡下的亲戚便用黄芽菜叶作皮,野菜和豆腐干末作馅,把素菜当荤菜吃,求得心理上的一些满足。想不到,这假肉包,竟被我们当成了天下最好的美食。

黄芽菜,就是北方人说的大白菜;而饿藤藤,是江南田野中随处可见的一种野菜,有着细而长的茎,小而圆的叶,会开雪珠似的小白花。吃“黄芽菜饿藤藤包子”,是60年代初的事情,正是所谓的“自然灾害”的年月。后来到乡下“插队落户”时,我也曾无数次食用这种野菜。

在荤菜中,也有使我难以忘怀的美食。

小时候,有一次到乡下的舅舅家去做客。比我大两岁的表哥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不仅是因为他会游泳,会捕鱼捞虾,会爬上大树去掏鸟窝,捉金龟子,还因为他懂得特别多。他知道许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新鲜事。

有一天,表哥问我:“你吃过‘牙乌子’吗?”

我以为表哥是在和我开玩笑。“牙乌子”,就是蝉,就是知了。在这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蝉能吃。然而表哥不像是在开玩笑。当天,他就带着我去捉牙乌子。捉牙乌子的工具很简单,一根长竹竿,头上绕一些蜘蛛的丝网,只要把竹竿上的蛛丝轻轻往树上的牙乌子身上一粘,它就再也无法逃脱。只用了小半天,我们就捉到了好几十只牙乌子。

“这是用来做菜的吗?”我问表哥。他狡黠地一笑,不置可否。

表哥后来如何处置这些牙乌子的,我没有看见。到吃晚饭的时候,餐桌上有一盘我未曾看见过的菜,盘子里是一些黑乎乎油亮亮的小丸子,形状既不方,也不圆,不知是什么。会不会是牙乌子呢?我问表哥,他笑着说:“不要问,你只管吃就是了。”舅舅和舅妈也笑而不答。我用筷子夹了一块,小心翼翼地送到嘴里,小心翼翼地咬下去,那丸子很嫩,也很香,而且香得特别,是我从来没有吃到过的美食。我一连吃了十几个,直到吃空了盘子。这时,表哥才告诉我:“你刚才吃下肚的,就是牙乌子。味道怎么样?”

这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吃蝉,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吃。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有很奇异的回味。不过,我也不想再重尝这种昆虫了,尽管我后来知道吃蝉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去年去山东,在孔子的故乡曲阜,当地的主人在请我吃饭时,餐桌上就有蝉,是还未钻出泥土的幼蝉,被油炸得金黄透明。看当地的人们吃得津津有味,我却一个也吃不下。

值得回味的美食,还有一条鱼。那是我流落在太湖畔跟人学做木匠的时候,十八九岁的年纪,身体正在发育,食欲强烈,胃口奇大,似乎永远也吃不饱。当时饭桌上的菜肴,大多是素菜,有鱼有肉是极难得的事。

一天晚上,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一起去湖畔网鱼,手忙脚乱了大半夜,竟是一无所得。准备拉起最后一网打道回府时,网里却有了大收获——是一条二斤多重的大鳜鱼!人多鱼少,怎么办?有人提议:吃掉拉倒。对又冷又饿的我来说,这是一个绝妙的建议。可是怎么个吃法呢?又有人提议:用火烤。

于是,我们在湖畔生起一堆火,用树枝架着,在火上活烤鳜鱼。把一条大鳜鱼烤熟,不过是十来分钟的事,然而我觉得这过程极为漫长。那弥漫在夜空中的烤鱼香味,我至今还记得。鱼烤熟后,大家用手抓着分而食之。鱼肉的色彩和形状,我根本看不清楚,这并不重要。尽管没有任何佐料,然而烤鱼的鲜嫩和奇香,我却怎么也忘不了。

现在,鳜鱼在餐桌上也算是一道名贵的菜了。然而不管是多么高明的厨师来烹调,不管是多么高级的宴席,那餐桌上的鳜鱼,怎么也无法和我当年吃到的烤鳜鱼相比。在湖畔夜色中,抚摸着辘辘饥肠,就着跳动的火光,大口大口地咀嚼鲜嫩的、带着烟火气息的烤鱼肉,那是永远也不可能重复的经历……

1994年4月14日于四步斋

海量

透明清冽的白酒,刚打开瓶塞,空气里已经弥漫着浓烈馥郁的香气。那些有着魔力的液体,在小小的杯里微微晃动,散发出诱人的光彩。酒杯“叮叮”地碰过几下以后,饮者的嘴唇才小心翼翼地和酒杯接触。说是喝酒,其实只是几滴几滴慢慢地啜,酒似乎不是喝进肚里,而是化作既热烈又清凉,既芬芳又苦涩的气体,在“叮叮”的碰杯声中悄悄流遍了全身。倘若有哪位豪迈之士,仰脖一口喝干杯中之物,便会赢得满桌的喝彩声:“海量!海量!……”

这种场面,经历得不少了。亲戚朋友聚到一起,少不了要喝一杯。每张酒桌上,也总会有一两个“海量”的角色,于是便平添许多热闹气氛。不过,真正的“海量”,也实在难得遇到,能喝上八两烧酒的,似乎已了不起,而且还常常以酩酊大醉作为代价。每遇到这种场面,每听到人们喊出“海量”这个词儿,我的眼前便会出现一个人来,一个我所遇见的最能喝酒的人。

这是我从前的一个邻居,一个瘦瘦高高的老人,严肃的脸上一对极大的眼睛炯炯有光,浓密的胡须终年覆盖着嘴唇和下巴。这形象使我联想起古时的侠客武士。然而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一个研制耐火材料的工程师,有许多发明创造,在国内同行中是权威人物。那时我还小,见到他有些惧怕,惧怕的原因不仅仅因为他的形象,还因为他那种很神秘的沉默。他常常一个人坐着喝闷酒,紧锁着的眉峰中凝聚着无穷的忧怨。他喝酒有些怪,菜并不讲究,一碟花生、几根萝卜干、几条煎鱼已经很不错。而酒却总是上好的大曲,每次总是一瓶,用大碗斟,斟两次,酒瓶就露了底。一瓶酒喝下肚,脸不变色,情绪却有了一些变化,脸上有了笑容,口中还会半生不熟地哼几句京戏道白。

时间长了我才知道,他是个极和善的人,而且特别喜欢孩子。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喝酒的时候,我爱坐在一边看着,一边问他许多问题。有我在,他便不再喝闷酒。他那些关于喝酒的故事是令人难忘的。

“你喝一斤烧酒就像没事儿一样。你难道喝不醉?”我问他。

他笑了笑,说:“还没有喝醉过。小时候在乡下看见大人们用小酒盅喝烧酒,我想,男子汉,这样小里小气扭扭捏捏做啥。有一次,我一口气喝了三大碗烧酒,把村里人都吓懵了。可我没啥感觉,像喝开水差不多。这年我刚刚14岁。这以后,我在家乡就出了名。许多号称‘海量’的喝酒好手都来找我,要和我较量较量,说起来好笑,那些五大三粗的汉子们,一个个都是气势汹汹地来,烂醉如泥地去,而我总是脸还来不及红呢。”

“那么,你最多能喝多少酒呢?”

“我自己也不清楚。最多一次喝过四斤烧酒。那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外乡女财主带着一帮男女找上门来,要和我喝酒。那女人酒量确实不小,两斤烧酒喝下去,面皮颜色一点儿不变,只是不停地说话。三斤酒喝下去,她面孔发白了,话也少了,两只眼睛却红起来。那女人哪里肯服输,嘴巴还硬邦邦的:‘早着呐,才喝了三分呢!’再喝下半斤,她吃不住了。那女财主是被人抬着回去的,临走,算是讲了老实话:‘好小伙子,真海量,这一辈子,我还是头一次服输。’”

他的那些带着传奇色彩的经历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我总是刨根究底地问:“这么说,你这一辈子还没有遇见过对手?”

他手中的酒碗停在了半空中,沉吟了半晌才答道:“见过一条好汉,只是没能坐下来和他对酌。那是在解放前夕,我路过扬州,在一家临近轮船码头的小酒馆里喝酒。隔壁桌上坐着一个中年汉子,看样子是码头上的搬运工,他喝酒的架势吓了我一跳:三斤土烧,两个馒头,一小碟酱黄豆,不到半个时辰,统统倒进了肚皮。吃完后抹抹嘴巴立起来就走。喝酒这样喝法,我也是头一次看见,我连忙追出去对他说:‘像你这样的海量,我还没有见过,佩服佩服!假使你同意,我想明天请你喝两盅,我请客。’于是,我和他约定第二天黄昏在码头酒馆碰头。这是唯一的一次碰着对手,想不到第二天他失约了,我白白等了一黄昏。”

然而我看他喝酒,没有一次超过一斤的,他说:“每天喝三斤烧酒,条件不许可喽!百八十块工资,喝酒也不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不幸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一家大厂的总工程师,“反右”时因为替几位朋友鸣不平,被投进了监狱,一关就是七年。七年中,他滴酒未沾,出狱后也从来没有像年轻时那样狂饮过,只是在紧张工作之余,独酌几碗。偶尔与朋友对酌,也不会过量。不过就是这样,他一辈子喝下的烧酒大概能汇成个小池塘了,然而竟从没醉过一次,那也是奇迹。

十多年前,他患胃癌逝世了,死时境况很凄凉。临终前,有一次还和我谈起酒,他说:“你记牢,酒不是好东西。我生这个病,一定和喝酒有关系。年轻时被人捧几声‘海量’,得意得要命,于是拼命喝,我自己也不明白为啥喝不醉。唉,这大概也是报应吧。”

李太白诗云:“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诗是这么写,然而因为能喝酒而百年留名的人毕竟不多。我那位老邻居,前些年平反昭雪了,还补开了追悼会。追悼会上,许多我不认识的人出来讲了他不少好话,如讲他在科学上的贡献,讲他拼命工作的精神,讲他刚正不阿的为人……而我,却在这一片赞扬声里想起了他喝酒的样子,想起了他讲给我听的那些关于酒的故事……

1986年春

童年的河

童年的记忆,隐藏在脑海的最深层。一个老人,到了弥留之际,出现在眼前的也许还是童年的往事,童年的朋友。

童年的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在形成性格的过程中,童年的一些特殊经历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想一想童年的往事吧,它们曾经怎样有声有色地丰富过你幼小的生命,滋润过你稚嫩的心灵。

有一条河流,陪伴着我的童年。这条河的名字是苏州河,它在江南的土地上蜿蜒流淌,哺育着上海这个繁华城市。从前,它曾经叫吴淞江,上海人把她称作母亲河。

小时候,我的家离苏州河不远,我常常走到苏州河桥上看风景。天上的云彩落到河里,随着水波的漾动斑斓如梦幻。最有趣的,当然是河里的木船了。我喜欢倚靠在苏州河的桥栏上看从桥洞里穿过的木船。一艘木船,往往就是一家人。摇船的,总是船上的女人和小孩。男人站在船边,手持一根长长的竹篙,不慌不忙点拨着河水。有时水流很急,木船穿过桥洞时,船上的人便有点儿忙碌。男人站在船头,奋力将竹篙点在桥墩上,改变着船行的方向。他们一面手忙脚乱地与河水搏斗,一面互相大声喊着,喊些什么我听不清楚,但那种紧张的气氛却让人难忘,我也由此认识了船民的艰辛。后来看到宋人画的《清明上河图》,图中也有木船过桥洞的画面,和我在苏州河桥上看到的景象很有几分相似。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没有机会和船上的人说过一句话,只是远远地看着他们,想象着他们的生活。我常常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生活在船上的孩子,船上有一条狗,温顺地蹲在我的脚边。我也和父母一起,奋力地摇橹,驾驭着木船在急流中穿过桥洞。

记忆中的苏州河常常有清澈的时候。涨潮时,河水并不太浑浊,黄中泛出一点淡绿,还能看到鱼儿在河里游动。那时苏州河里常常有孩子游泳。胆子大的从高高的水泥桥栏上跳进河里,胆子小一点的,沿着河岸的铁梯走到河里。孩子在河里游泳的景象多么美妙,小小的脑袋在起伏的水面上浮动,像一些黑色的花朵,正在快乐地开放。他们常常放开喉咙在喊叫,急促的声音带着一些惊奇,也带着一些紧张,在水面上跳动回旋。这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声音,我很是羡慕那些在河里游泳的孩子。他们游泳的姿态,他们在水面发出的欢声笑语,使我很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有一天,在苏州河边上,我见到了可怕的景象。一个孩子,在河里淹死了,被人拉到岸上,躺在栏杆边的地上。这是一个瘦弱的孩子,上身赤裸,下身穿着一条破烂的裤衩。看样子,这孩子是在河里游泳溺水而死。他侧着身子躺在地上,脸色蜡黄。他曾经在河里快乐地游着,快乐地喊叫着,他曾经是我羡慕的对象。但是他小小的生命已经结束,在这条日夜流动着的活泼的苏州河水里,他走完了他短短的人生之路。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一个死去的人,但是这溺水的孩子并没有使我对死亡和河流感到恐惧。几年后,我也常常跳进苏州河里游泳,在和流水的搏斗中体会生命的快乐。我从高高的桥头跳入河中,顺流畅游,一直游到苏州河和黄浦江交汇的水面。那时,同龄的孩子没有几个有这样的胆量,他们捧着我的衣服,在岸上跟着我,为我加油。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一个勇敢的人。其实,在波浪汹涌地向我压过来时,我也曾产生过恐惧,也曾想起那个溺水而亡的少年,我在想,我会不会像他一样被淹死呢?不过这只是瞬间的念头,在清凉的河流中游泳的快乐胜过了对死亡的恐惧。

我上的第一所小学就在苏州河边上。在我们上音乐课的顶层教室里,站在窗前能俯瞰苏州河的流水。学校的后门,就开在苏州河岸边。离学校后门不远的河岸边,有一个垃圾码头。说是码头,其实就是一个大铁皮翻斗,平时铁皮翻斗被天天从它身上滑下的垃圾磨得雪亮。这铁皮翻斗,使我想起古时城门前的吊桥,平时翻斗是升起的,运送垃圾时,翻斗放下,成为一个传送滑道,卡车上的垃圾直接从翻斗上滑到停泊在岸边的木船船舱中。这垃圾码头,也曾是我们的游戏场所。我们常常攀上铁皮翻斗,站在翻斗边沿,探出脑袋,俯视河水从翻斗下哗哗地流过。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很有冒险色彩的奇妙经历。

一天早晨,经过垃圾码头时,发现码头边围着很多人,而那个曾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吊桥,翻进了河里——系住翻斗的两根钢索断了一根,这是一场悲剧留下的痕迹。就在前一天傍晚,一群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攀到翻斗上玩,他们正欢天喜地在翻斗上蹦跳,系翻斗的钢绳突然断了,翻斗下坠,翻斗上的孩子全部都被倒进了苏州河。欢声笑语一下子变成了救命的呼喊,那时苏州河边人不多,是河上的船民赶过来救起了落水的孩子们。但是,死神已经守候在这座曾给孩子们带来欢乐的吊桥边上,据说淹死了好几个孩子。几天后,还看到孩子的父母在苏州河边哭泣。而那个肇事的铁皮翻斗,被铁栅栏围了起来。这场悲剧,似乎向人们预示着生活中的乐极生悲和人生的无常。苏州河依然如昔日一般流淌,但从此我们再不敢去垃圾码头玩了。

那时,苏州河边上多的是仓库和码头,少的是树林,在苏州河边难得见到飞鸟。不过有一只在苏州河边出现的鸟使我无法忘记,那是在无法吃饱饭的年代。一天早晨,我从苏州河边走过,看见一只喜鹊从河面上飞过来,停落在河边的水泥栏杆上。这是一只有着黑白相间的花翅膀的黑喜鹊,它在水泥栏杆上悠闲地踱步,还不时左顾右盼,好像在寻找它的伙伴。我天生对鸟有好感,只要是天上的飞鸟,都是可爱的,哪怕是猫头鹰。在热闹的城市里会出现喜鹊,这实在稀奇。我停住脚步,注视着水泥栏杆上的喜鹊,觉得它美极了。它是那么自由,那么优雅。在苏州河边,难得看到这样的景象。就在我欣赏那只喜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一个头发蓬乱、瘦骨嶙峋的女人,突然从停泊在河边的木船上蹿出来,扑上栏杆,把那只毫无防备的喜鹊抓在了手中。那女人一只手将喜鹊握住,另一只手以极快的速度拔光了喜鹊身上的羽毛,大概不到两分钟,那只羽毛丰满的美丽的喜鹊,竟变成了一团蠕动的粉红色肉团。它的嘴里发出惊恐尖利的鸣叫,拍动的翅膀因为失去了羽翼而显得很可笑。它的羽毛飘落在周围的地上,空中也飞舞着细小的绒毛。那女人的动作之迅疾,简直让人惊诧,她的目光也令人难忘,那是一个饿极了的人看到食物时的表情,目光中喷射出贪婪和急迫。这个木船上的女人,她捕捉这只喜鹊,当然是为了吃,为了充饥,为了让饥饿的生命得以延续。我没有看到她最后如何处置那只喜鹊,被她吃进肚子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怎么煮怎么吃,我不想知道。我想在记忆中保留喜鹊在苏州河栏杆上优雅踱步的形象,但浮现在眼前的,却总是那个被拔光了羽毛的粉红色肉团,还有那飘舞在空中的羽毛。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它挣扎尖叫的可怜样子。

苏州河边的邮政大楼顶上,有一组石头雕像。那是几个坐着的外国人像,站在地上看不见他们的表情,远远地看去,也只能看出个大概的轮廓,但他们优雅的身体姿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时候在苏州河里游泳的时候,有一次躺在水面上仰望那些雕像,居然看清了雕像的脸,那是一些神秘的表情,安静、悠闲,他们在天上俯瞰人间,目光中含着淡然的期待,也隐藏着深深的哀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一组雕像不见了,据说是被人打碎了。那座有着绿色圆顶的大楼,从此就变得单调,抬头仰望时,常常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前几年,那个古老的绿色圆顶下面,又出现了一组雕像,是不是当年的那组雕像,我不知道。不过仰望他们时,再没有出现童年时看他们的那种感觉。

2003年1月14日于四步斋

光明的心曲

傍晚,最后一抹斜阳穿过窗外的绿叶,幽幽地照到我写字桌旁的白墙上,开始是许多斑驳的橙色光点,恍若一片微波荡漾的湖泊,然后暗下来,暗下来,光点由橙色转为暗红,并且奇怪地凝成两个椭圆的光团,无声无息地闪烁着……

无意中见到的新鲜的形象,总是会引起我的遐想。对着墙上这两团闪闪烁烁的夕辉,我发愣了,总觉得它们像什么。闪着火苗的、深沉的、在幽暗中执着地透出亮色的——它们,像什么呢?

蓦地,我的眼前闪出一双眼睛来,一双小姑娘的眼睛,一双暗淡的眼睛,一双燃烧着希望之火的眼睛……

也是在一个晚霞似火的黄昏,从街心花园的林荫深处,飘出一阵优美的歌声,唱歌的是一位小姑娘,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她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清泉在流淌,阳光在歌唱,心儿呵,飞向那遥远的地方……”歌声像清泉,叮叮咚咚地在暮色中流淌;歌声像阳光,洒在浓浓的绿荫深处。看见唱歌的小姑娘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在晚风里飘拂,一只天蓝色的大蝴蝶结,随着歌声在她头顶飞舞。她唱得那么动情,我迎面走去,她竟仿佛没有看见,依然优美地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

看清她的眼睛时,我不由倒抽一口冷气:一双多么漂亮的大眼睛,然而,又长又黑的睫毛下,覆盖着一层灰色的荫翳——呵,竟是一个盲姑娘!

我站住了,心头一阵震颤,这样美妙、无忧无虑的歌声,怎么可能从一个盲姑娘的口中唱出?

“……清泉在流淌,阳光在歌唱……”

歌声依然在飘来。盲姑娘,陶醉在她的歌声里。她两手合抱成一个拳头,紧紧地贴着胸口,头微微昂起,仿佛在遥望着远方:那流着清泉、飘着阳光的远方,那开满了五彩缤纷的花儿的远方……从她的清脆而又纯美的歌声里,从她的幸福而又神往的微笑里,我似乎也看到了她向往的那个光明灿烂的远方。我知道,在她的憧憬里,这远方绝不是虚幻的,它足以驱散她眼前的黑暗。

唱吧,盲姑娘,有一颗热恋光明、向往光明的心,你的生命之路,是不会暗淡无光的。

拉手风琴的是位年轻的母亲,她凝视着自己的女儿,手指轻轻地在琴键上移动。也许,女儿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模样,还不知道阳光是怎么一回事。然而,从这位母亲抿紧的嘴角上,从那闪着泪光的眼神里,我知道了她的心思,她要用一颗母亲的心,为女儿点燃希望之火。她满怀深情地拉着琴……

我慢慢地走了,盲姑娘的歌声却久久地跟随着我,环绕着我:“在那遥远的地方……”周围那一片悄然飘落的夜色,仿佛被她的歌声照亮了。我的眼前,只有叮咚作响的清泉,只有新鲜灿烂的阳光,还有一对向光明的天空奋力扑腾的柔嫩的翅膀,还有一双燃烧着希望之火的眼睛……

墙上的夕晖早已消失,夜色在我的小屋里弥漫,盲姑娘的那支闪着光芒的歌却又在我的心中响起来……

1982年夏于上海

小黑屋琐记

因为没有窗,这里分不出白天黑夜——所以叫它小黑屋。

八个平方,四面板壁,书桌、床,以及快堆到天花板的书和杂志——这就是它的全貌。

三面板壁隔着邻居,隔壁人家的声音丝毫不漏,全部传到这里——夫妻吵架、孩子哭笑、收音机里的相声、电视机里的球赛……

一面板壁隔着走廊兼厨房,板壁缝隙里,常常钻进各种各样的气味——鱼腥、肉香、葱、蒜、油、醋……

一盏八瓦的小日光灯,便足以把它照亮了。柔和的白光,整日抚摸着这里的一切……

在这里,我几乎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

花儿在这里要枯萎,鸟儿在这里不肯唱歌。人呢,人在这里怎么样?

是的,假如混沌,它可以成为笼子,牢牢囚禁我的思想;假如颓丧,它可以成为坟墓,活活埋葬我的青春。

而我,却流着汗,憋着气,忍受着四面夹击的噪音,在这里长大了,成熟了,走上了一条追求光明和艺术的道路。

我深深地感谢我这间小屋。我也常常问自己:是什么,使我留恋这幽暗的小天地呢?

它曾经空空如也——空荡荡的摆设,空荡荡的思想。

我在这里拉过琴,琴声无力地呻吟着,在四堵板壁间回旋,并且,惹恼了四面人家……

我在这里学过画,画笔蘸着怅惆,画出来的也只能是一片迷茫……

八瓦的小灯光线微弱,然而用它为一个读书人照明,是绰绰有余了。当书页沙沙地在这里掀动时,我的心也逐渐亮起来。是的,它越来越小——这是因为书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多。是的,它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在知识的瀚海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无知。

在这里,我终于富有起来,充实起来。给予我的,是无数令人崇敬的先人——

普希金和雪莱在为我吟诗……

泰戈尔老人用他奇妙的语言,为我讲述许多神秘的故事……

杰克·伦敦和海明威大声地告诉我:人生,就是搏斗!

黑格尔和克罗齐娓娓而谈,为我讲授着美学……

还有我们民族那么多才华横溢的祖先,为我唱着永不使人厌倦的优美的歌……

古老的、新鲜的、艰深的、晓畅的,互相掺杂着向我涌来,需要我清理,需要我挑选……

我像一个淘金者,在幽暗的矿井里采掘灿然的黄金。采不完的金子呵!

一张字条,赫然钉在门楣上:禁止抽烟!

对不起,来做客的朋友,你一支烟,可以使这里整整二十四个小时浊烟缭绕。对不起,朋友。

然而这并不会妨碍我们交谈,并不会妨碍友谊的清泉在这里流淌……

来吧,我们谈古论今,让我的小黑屋成为一艘船,驶回远古,漂向未来,周游天涯海角……

来吧,我们互相吟诗,吐露心曲,让心儿变成小鸟,从这里飞向辽阔自由的天空……

一位搞美术的朋友来到这里,环顾左右,好奇的目光四面碰壁了。她说:“等着,我要为你开一扇窗。”于是,几天之后,我的墙上出现了一幅油画——不,是一扇美妙的小窗,窗外,是金黄的田野,蔚蓝的河流,阳光在缤纷的树林里流动……

一位作曲的朋友在这里坐了几分钟,捂着耳朵走了。第二天,他为我捧来一台录音机,于是,这里有了音乐,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莫扎特、肖邦常常到这里抚慰我了……

你们不会忘记这里吧,朋友,尽管在这里不能抽烟。而它,我的小黑屋,也不会忘记你们的!

笃、笃、笃,走廊里有人敲板壁。邻家大婶又隔着板壁喊了:“我能剁肉么?要是影响你写文章,我就到晒台上去。”……

“嘘——”另一面隔壁有人在训孩子,是那位爽朗的纺织女工,虽然声音压得很低,还是听得很清楚:“不许闹,叔叔在隔壁写诗,再闹,晚上不许看电视!”……

“呀——”门被推开了,走进来的是前楼的娃娃:“叔叔,今天幼儿园老师教我们一首诗,我念给你听,好么?”……

生活,在我的四周行进着,脚步杂乱,却亲切。

无数善良温暖的心灵,在我的四周跳动,像夜空里一片晶莹闪烁的星星……

人们呵,你们,按你们的节奏生活吧。这不会干扰我的思索,不会妨碍我用笔在雪白的纸上倾吐心声。我,也是你们中间的一个分子,我在这里为你们歌唱……

在黑暗中寻觅到的光明,是永远不会黯淡的。

在狭窄中追求到的辽阔,是永远不会缩小的。

在贫瘠中创造出的丰饶,是永远不会枯竭的。

也许,我将告别它,搬进一间宽敞的有窗户的房子,心灵和躯体,都将得到阳光的沐浴。然而我怎么会忘记它呢!

此刻,正是深夜,万籁俱寂。只有我这盏八瓦的小灯,在四壁之间闪耀;只有桌上的闹钟,在用那永不变化的节奏和语气,庄严地宣告着旧的结束、新的开始——嘀嗒、嘀嗒、嘀嗒……

突然想起刘禹锡的《陋室铭》来: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孔子云:何陋之有!

1983年1月于上海

友人赠我一株水竹,栽在一个姜黄色的小陶盆里,细细长长的茎秆,举着几片水灵灵的扇形绿叶,清秀文雅,十分可爱。然而隔不多久,不知什么原因,水竹逐渐枯萎,再也没能恢复生机。小陶盆便空了。

空陶盆搁在桌子上,实在不美观,想再栽一点儿什么花草,却总是没有机会。一天,母亲打扫厨房时,在屋角发现几个芋艿。这是去年冬天留下的,已经萌出了青青的芽。这芋艿不也可以栽在空陶盆里吗!母亲笑了:“这怎么是芋艿待的地方!小小一个花盆,会憋死它呢!”我不以为然,把一个鸡蛋大的芋艿种进了陶盆。盆儿太小,只两把泥土,就把芋艿埋起来了。

我决定在盆里种芋艿,倒并非全是盲目,因为我喜欢芋的形状,并且觉得它们有点儿像荷。那是儿时的事情了,一次去乡下,看到农民在一大片芋田里浇水,我忍不住惊叫起来:“那不是荷叶吗!怎么不长在水里呢?”作出这样的结论,有两点根据:首先是叶的形状,圆圆的,翠生生的,接近荷叶;还有一点更要紧,水珠滴在芋叶上,就像一颗颗亮晶晶的珍珠微微颤抖着,滚动着——我总以为只有荷叶才如此……

芋芽蹿得很快,开始只是细细的一小段,就像孩子们削得尖尖的小铅笔头,没有几天就有食指那么长了。再过几天,一片椭圆形的嫩叶悄悄舒展开来,像一顶绿色的小伞,撑开在小陶盆之上。第二片叶子很快又蹿出来了,而且一下子超过了第一片叶子,那细细的叶茎足有一尺多长。这以后,它就似乎定了形,再也没有什么变化。

“噢,真美!这是什么花草?”见到它的人几乎都会发出赞叹和疑问。

我的回答自然挺得意:“是芋艿。没想到吧!”我为自己这小小的“创意”而得意。

真的,这样长在小陶盆里的芋真有一股子灵气,纤长的叶茎托着一大一小两片圆叶,组成了一个“V”字。叶子是浅浅的绿色,浅得近乎透明,像是用玛瑙和绿玉雕刻出来的。每天夜里,芋叶悄悄地卷起来,清晨又不知不觉舒展开了。这时候,叶面上总是凝聚着一颗晶莹闪烁的水珠。书桌上有了这样一盆植物,屋里的气氛变得清新而又生动。比之先前的那株水竹,这芋一点儿也不逊色呢!

芋叶没再增加,茎却越来越长,并且愈加显得纤细柔弱。有一天傍晚回家,我发现它有了很大变化。原来那个“V”字不见了,两片叶子都倾向了一个方向,仿佛两个人同时在向谁深深地弯腰鞠躬。芋叶依然是浅浅的、近乎透明的绿色,并没萎缩的迹象。这是怎么回事呢?母亲走过来瞅了瞅,说:“它是想见光。”我一看,果然,芋叶倾斜的方向正是窗子的方向。于是,我轻轻地将小陶盆转了半圈,两片芋叶便背向窗口了。我想,这样一来,它们自然会转过来的。第二天,芋叶真的动了,先是直起来,到傍晚,竟又恢复了前一天傍晚的模样。

这样经历了好几个反复。不管把小陶盆转向哪一边,两片芋叶总是不屈不挠地再转过来,倒向窗口。它的顽强和执着使我惊讶。我时常有一种幻觉,书桌上的这株芋仿佛变成了一只关在小笼子里的鹤,它拼命地扇动着两片绿色的翅膀,想冲出去,失败了一次,又冲了一次……哦,这坚忍而又可怜的鹤呵!它终于显得疲倦了,原来水灵灵的叶子耷拉着,失去了绿玉般的光泽,微微泛出黄色,纤长的茎叶上也出现了好些焦黄的斑点。它憔悴了。

它未能开花结实,就悄然结束了生命的旅程。面对着又变得空空的小陶盆,我的心里充满了内疚,母亲的话在耳畔回响着:“这怎么是芋艿待的地方!小小一个花盆,会憋死它呢!”

1983年8月

亮色

这是一辆极其破旧的轮椅。因为锈迹斑驳,已经无法辨认它当初是何种颜色;两个轮子的扭曲很明显,转动时车身一颠一颠,像一个醉汉。从嘈杂喧闹的农贸市场经过时,它吱吱呀呀的声音仍能被人听见。

如果说,轮椅的破旧只是使我产生一种好奇,那么,当我的目光在坐轮椅者的身上停留时,我起先是惊讶,随即便被深深地吸引了。坐在轮椅上的是一位清瘦的老人,年纪约莫在六十岁上下。从他那身褪了色、打着补丁的蓝衣衫裤上不难看出,他过的是一种贫寒的生活。使我惊奇并使我感慨不已的,是挂在轮椅上的那只小竹篮。小竹篮里装着他刚刚选购来的两样东西:一捆空心菜,两枝菖兰。那捆空心菜叶大秆粗,色彩也不鲜嫩,显然他是挑了最便宜的。两枝菖兰一红一白,花枝上结满了将开未开的蓓蕾,但显得瘦弱纤细,毫无疑问,在个体户的鲜花摊上,这也是价钱最低的品种。菖兰和空心菜放在一起,素雅而高洁,就像是在一幅调子灰暗的油画中极醒目地加入明朗鲜亮的一笔,就因为这一笔,整幅油画都变得明亮起来。

老人神态安详地摇着他的轮椅缓缓离去。而那只装着空心菜和菖兰的小竹篮却久久地在我的眼前晃动着,使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一个离不开轮椅的残疾老人,每天的菜肴只是一捆空心菜,竟然还想到省出钱来买花,这是何等凄凉又何等动人的一种景象。我也算是花店和花摊的常客,我观察过形形色色的买花者,其中大多是打扮时髦的青年男女,也有衣着简朴却不失风度的中年和老年人,还有兴致勃勃的外国人。买花,似乎是生活富足、情趣高雅的一种象征,而且两者紧连在一起。像这样坐着破轮椅,穿着旧衣衫的买花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无法揣测老人的身世和家境,但我可以断定,他热爱生活、热爱生命。那两枝瘦弱却美妙的菖兰便是明证。

可敬的老人!但愿他的生活中鲜花常开,也愿他的菜篮子里装的不再仅仅是空心菜。

1988年4月

热爱生命

父亲老了,七十有三了,年轻时那一头乌黑柔软的头发变得斑白而又稀疏。大概是天天在一起的缘故,真不知这头发是怎么白起来,怎么稀起来的。

有些人能返老还童,这话确实有道理。七十三岁的父亲,竟越来越像个孩子,对小虫小草之类的玩意儿的兴趣越来越浓。起初,是养金铃子。乡下的亲戚用塑料盒子装了一只金铃子,带给读小学的小外甥,却被他“扣”下来了。“小囡,迷上了小虫子,读书就没有心思了。”他一边微笑着申述理由,一边凑近透明的塑料盒子,仔细看那关在盒子里的小虫子。“听,它叫了!”他压低了声音,惊喜地告诉我,并且要我来看。盒子里的金铃子果然在叫,声音幽幽的,但极清脆,仿佛一根银弦在很远的地方颤动。金铃子形似蟋蟀,但比蟋蟀小得多,只有米粒大小,背脊上亮晶晶地披着一对精巧的翅膀,叫的时候那对翅膀便高高地竖起来,像两面透明的金色小旗在飘……

金铃子成了他的宝贝了。他把塑料盒子带在身边,形影不离,有空的时候,就拿出盒子来看,一看就出神,旁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知道。时间长了,他仿佛和盒子里的金铃子有了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交流。那幽幽的叫声响起来的时候,他便微笑着陷入沉思,表情完全像个孩子。一次,他把塑料盒放在掌心里,屏息静气地谛视了好久。见我进屋来,他神秘地一笑,喜滋滋地说:“相信么,我能懂得金铃子的意思呢!”

我当然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呢!于是他把我拉到身边,要我和他一起盯着盒子里的金铃子看。“我要它叫,它就会叫。”他很自信,也很认真。米粒大小的金铃子稳稳地站在盒子中央,两根蛛丝般的触须悠然晃动着,像是在和人打招呼。看了一会儿,他突然轻轻地叫了起来:

“听着,它马上就要叫了!听着!”

果然,他的话音刚落,金铃子背上两片亮晶晶的翅膀便一下子竖了起来,那幽泉般的鸣叫声便如歌如诉地在我的耳畔回旋……

“它马上要停了,你听着!”

金铃子叫得正欢,父亲突然又轻轻推了我一下,用耳语急促地告诉我。他的话音未落,金铃子果真停止了鸣叫。

这事情真有些奇了。我问父亲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秘,他笑了,并不是得意扬扬的笑,而是浅浅的淡淡的一笑。他说:“其实无啥稀奇的,看得多了,摸到它的规律了。不过,这小生命确实有灵性呢,小时候,我就喜欢听它们叫,这叫声比什么歌儿都好听。有些孩子爱看它们格斗,把它们关在小盒子里,它们也会像蟋蟀一样开牙厮咬,可这有啥意思呢,人类互相残杀得还不够,还要看这些小生灵互相残杀取乐!小时候,我就喜欢听它们唱歌……”

他沉浸在童年的回忆中,绘声绘色地讲起了童年乡下的琐事,讲他怎样在草丛里捉金铃子,怎样趁着月色和小伙伴一起去地主的瓜田里偷西瓜。在玉米田里,在那无边无际的青纱帐中,孩子们用拳头砸开西瓜吃个饱,然后便躺在田垄上,看着天上的月牙、星星,静静地听田野里无数小生命的大合唱。织布娘娘、纺纱童子、蟋蟀、油葫芦,以及许许多多无法叫出名字的小虫子,都在用不同的声音唱着自己的歌,它们的歌声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使黯淡的夏夜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宁静的气息……

“最好听的,还是金铃子。”说起金铃子,父亲兴致特别浓,“金铃子里,有地金铃和天金铃。天金铃爬在桃树上,个儿比地金铃大得多,翅膀金赤银亮,像一面小镜子,叫起来声音也响,像是弹琴,可天金铃少得很,难找,它们是属于天上的。地金铃才是属于我们的。别看地金铃个儿小,叫声幽,那声音可了不起,大地上所有好听的声音,都能在地金铃的叫声里找到。不信,你来听听。”

盒子里的金铃子又叫起来了。父亲侧着头,听得专注而又出神,脸上又露出孩子般的微笑……

秋深了,风一阵凉似一阵,橘黄的梧桐叶在窗外飞旋,跳着寂寞的舞蹈。塑料盒里的金铃子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了,越来越难得听到它的鸣叫。父亲急起来,常常凝视着塑料盒子发呆。盒子里的金铃子也有些呆了,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那一对小小的响翅似乎也失去了亮晶晶的光泽。

“你把它放在贴身的衣袋里试试,用体温暖着它,兴许还能过冬呢!”母亲见父亲愁眉不展,笑着提了一个建议。

父亲真把塑料盒藏进了贴身的衬衣口袋。金铃子活下来了,并且又像以前那样叫起来。不过金铃子的歌声旁人是很难听见了,它只是属于父亲的,只要看到他老人家一动不动地站着或者坐着微笑沉思,我就知道是金铃子在叫了。有时候,隐隐约约能听见金铃子鸣唱,幽幽的声音是从父亲的身上,从他的胸口里飘出来的。这声音仿佛一缕缕透明无形的烟雾,奇妙地把微笑着的父亲包裹起来。这烟雾里,有故乡的月色,有父亲儿时伙伴的笑声和脚步声……

于是,我想起屠格涅夫那篇题为《老人》的散文诗来:

……那么,你感到憋闷时,请追溯往事,回到自己的记忆中去吧——在那儿,深深地,深深地,在百思交集的心灵深处,你往日可以理解的生活会重现在你的眼前,为你闪耀着光辉,发出自己的芬芳,依然饱孕着新绿和春天的媚与力量!

1984年8月12日于上海

挥手

怀念我的父亲

深夜,似睡似醒,耳畔得得有声,仿佛是一支手杖点地,由远而近……父亲,是你来了么?骤然醒来,万籁俱寂,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打开台灯,父亲在温暖的灯光中向我微笑。那是一张照片,是去年陪他去杭州时我为他拍的,他站在西湖边上,花影和湖光衬托着他平和的微笑。照片上的父亲,怎么也看不出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为他拍的最后一张照片!六月十五日,父亲突然去世。那天母亲来电话,说父亲气急,情况不好,让我快去。这时,正有一个不速之客坐在我的书房里,是从西安来约稿的一个编辑。我赶紧请他走,还是耽误了五六分钟。送走那不速之客后,我便拼命骑车去父亲家,平时需要骑半个小时的路程,只用了十几分钟,也不知这十几里路是怎么骑的。然而我还是晚到了一步。父亲在我回家前的十分钟停止了呼吸。一口痰,堵住了他的气管,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两声:“我透不过气来……”便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救护车在我之前赶到,医生对垂危的父亲进行了抢救,终于无功而返。我赶到父亲身边时,他平静地躺着,没有痛苦的表情,脸上似乎略带着微笑,就像睡着了一样。他再也不会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再也不会向我倾诉他的病痛,再也不会关切地询问我的生活和创作,再也不会拄着拐杖跑到书店和邮局,去买我的书和发表有我文章的报纸和刊物,再也不会在电话中笑声朗朗地和孙子聊天……父亲!

因为父亲走得突然,子女们都没有能送他。父亲停止呼吸后,我是第一个赶回到他身边的。我把父亲的遗体抱回到他的床上,为他擦洗了身体,刮了胡子,换上了干净的衣裤。这样的事情,父亲生前我很少为他做,他生病时,都是母亲一个人照顾他。小时候,父亲常常带我到浴室里洗澡,他在热气蒸腾的浴池里为我洗脸擦背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想不到,我有机会为父亲做这些事情时,他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父亲,你能感觉我的拥抱和抚摸么?

父亲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脸上总是含着宽厚的微笑。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一句,更没有打过一下,对其他孩子也是这样。也从来没有见到他和什么人吵过架。父亲生于一九一二年,是清王朝覆灭的第二年。祖父为他取名鸿才,希望他能够改变家庭的窘境,光耀祖宗。他的一生中,有过成功,更多的是失败。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是家乡的传奇人物:一个贫穷的佃户的儿子,靠着自己的奋斗,竟然开起了好几家兴旺的商店,买了几十间房子,成了很多人羡慕的成功者。家乡的老人,至今说起父亲依旧肃然起敬。年轻时他也曾冒过一点风险,抗日战争初期,在日本人的刺刀和枪口的封锁下,他摇着小船从外地把老百姓需要的货物运回家乡,既为父老乡亲做了好事,也因此发了一点小财。抗战结束后,为了使他的店铺里的职员们能逃避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父亲放弃了家乡的店铺,力不从心地到上海开了一家小小的纺织厂。他本想学那些叱咤风云的民族资本家,也来个“实业救国”,想不到这就是他在事业上衰败的开始。在汪洋一般的大上海,父亲的小厂是微乎其微的小虾米,再加上他没有多少搞实业和管理工厂的经验,这小虾米顺理成章地就成了大鱼和螃蟹们的美餐。他的工厂从一开始就亏损,到解放的时候,这工厂其实已经倒闭,但父亲要面子,不愿意承认失败的现实,靠借债勉强维持着企业。到公私合营的时候,他那点资产正好够得上当一个资本家。为了维持企业,他带头削减自己的工资,减到比一般的工人还低。他还把自己到上海后造的一幢楼房捐献给了公私合营后的工厂,致使我们全家失去了存身之处,不得不借宿在亲戚家里,过了好久才租到几间石库门里弄中的房间。于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是一个名不符实的资本家,而这一顶帽子,也使我们全家消受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的童年时代,家里一直是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记得我小时候身上穿的总是用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改做的旧衣服,上学后,每次开学前付学费时,都要申请分期付款。对于贫穷,父亲淡然而又坦然,他说:“穷不要紧,要紧的是做一个正派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们从未因贫穷而感到耻辱和窘困,这和父亲的态度有关。“文革”中,父亲工厂里的“造反队”也到我们家里来抄家,可厂里的老工人知道我们的家底,除了看得见的家具摆设,家里不可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来抄家的人说:“有什么金银财宝,自己交出来就可以了。”记得父亲和母亲耳语了几句,母亲便打开五斗橱抽屉,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一根失去光泽的细细的金项链,交到了“造反队员”的手中。后来我才知道,这根项链,还是母亲当年的嫁妆。这是我们家里唯一的“金银财宝”……

“文化革命”初期的一天夜晚,“造反队”闯到我们家带走了父亲。和我们告别时,父亲非常平静,毫无恐惧之色,他安慰我们说:“我没有做过亏心事,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你们不要为我担心。”当时,我感到父亲很坚强,不是一个懦夫。在“文革”中,父亲作为“黑七类”,自然度日如年。但就在气氛最紧张的日子里,仍有厂里的老工人偷偷地跑来看父亲,还悄悄地塞钱接济我们家。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我由此了解了父亲的为人,也懂得了人与人之间未必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父亲一直说:“我最骄傲的事业,就是我的子女,个个都是好样的。”我想,我们兄弟姐妹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一些作为,和父亲的为人,和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有着很大关系。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

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

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六十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时,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沉重。中学很远,坐了两部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有心思欣赏。我才十四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一路上,父亲很少说话,只是面带微笑默默地看着我。当公共汽车在郊区的公路上疾驰时,父亲望着窗外绿色的田野,表情变得很开朗。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惑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十二岁,比你还小两岁。”父亲说话时,抚摸着我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两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并不是一个深沉的人,但谈起遥远往事的时候,尽管他微笑着,我却感到了他的深沉。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我报到,又陪我找到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我要把他送到校门口。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十几米远时,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自己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

父亲第二次送我,是“文化革命”中了。那次,是出远门,我要去农村“插队落户”。当时,父亲是“有问题”的人,不能随便走动,他只能送我到离家不远的车站。那天,是我自己提着行李,父亲默默地走在我身边。快分手时,他才呐呐地说:“你自己当心了。有空常写信回家。”我上了车,父亲站在车站上看着我。他的脸上没有露出别离的伤感,而是带着他常有的那种温和的微笑,只是有一点勉强。我知道,父亲心里并不好受,他是怕我难过,所以尽量不流露出伤感的情绪。车开动了,父亲一边随着车的方向往前走,一边向我挥着手。这时我看见,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父亲第三次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这已经是一九七八年春天。父亲早已退休,快七十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决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这次父亲送我的路程比前两次短得多,但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慢下来。回头一看,我有些吃惊,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以前送我,他都没有这样动感情,和前几次相比,这次离家我的前景应该是最光明的一次,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我是去上大学,是好事情啊,你干吗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为什么总是我送你离开家呢?我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得多,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过的皱纹。父亲是有点老了。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儿女的长大,总是以父母青春的流逝乃至衰老为代价的,这过程,总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悄地进行,没有人能够阻挡这样的过程。

父亲中年时代身体很不好,严重的肺结核几乎夺去他的生命。曾有算命先生为他算命,说他五十七岁是“骑马过竹桥”,凶多吉少,如果能过这一关,就能长寿。五十七岁时,父亲果真大病一场,但他总算摇摇晃晃地走过了命运的竹桥。过六十岁后,父亲的身体便越来越好,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几二十岁。曾经有人误认为我们父子是兄弟。八十岁之前,他看上去就像六十多岁的人,说话,走路,都没有老态。几年前,父亲常常一个人突然地就走到我家来,只要楼梯上响起他缓慢而沉稳的脚步声,我就知道是他来了,门还没开,门外就已经漾起他含笑的喊声……四年前,父亲摔断了胫股骨,在医院动了手术,换了一个金属的人工关节。此后,他便一直被病痛折磨着,一下子老了许多,再也没有恢复以前那种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他的手上多了一根拐杖,走路比以前慢得多,出门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不过,只要遇到精神好的时候,他还会拄着拐杖来我家。

在我的所有读者中,对我的文章和书最在乎的人,是父亲。从很多年前我刚开始发表作品开始,只要知道哪家报纸和杂志刊登有我的文字,他总是不嫌其烦地跑到书店或者邮局里去寻找,这一家店里没有,他再跑下一家,直到买到为止。为做这件事情,他不知走了多少路。我很惭愧,觉得我那些文字无论如何不值得父亲去走这么多路。然而再和他说也没用。他总是用欣赏的目光读我的文字,尽管不当我的面称赞,也很少提意见,但从他阅读时的表情,我知道他很为自己的儿子骄傲。对我的成就,他总是比我自己还兴奋。这种兴奋,有时我觉得过分,就笑着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的儿子很一般,你不要太得意。”他也不反驳我,只是开心地一笑,像个顽皮的孩子。在他晚年体弱时,这种兴奋竟然一如十数年前。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在南京路的新华书店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因为这家大书店离我的老家不远。我再三关照他,书店里人多,很挤,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欣慰地想,还好父亲没有来,要不,他撑着拐杖在人群中可就麻烦了。于是我心无旁骛,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唉,父亲,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我无法想象他是怎样拄着拐杖穿过拥挤的人群上楼来的。见我抬头,他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

去年春天,我们全家陪着我的父母去杭州,在西湖边上住了几天。每天傍晚,我们一起在湖畔散步,父亲的拐杖在白堤和苏堤上留下了轻轻的回声。走得累了,我们便在湖畔的长椅上休息,父亲看着孙子不知疲倦地在他身边蹦跳,微笑着自言自语:“唉,年轻一点多好……”

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归宿,雨果说它是“最伟大的平等,最伟大的自由”,这是对死者而言,对失去了亲人的生者们来说,这永远是难以接受的事实。父亲逝世前的两个月,病魔一直折磨着他,但这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是一种叫“带状疱疹”的奇怪的病,父亲天天被剧烈的疼痛折磨得寝食不安。因为看父亲走着去医院检查身体实在太累,我为父亲送去一辆轮椅,那晚在他身边坐了很久,他有些感冒,舌苔红肿,说话很吃力,很少开口,只是微笑着听我们说话。临走时,父亲用一种幽远怅惘的目光看着我,几乎是乞求似地对我说:“你要走?再坐一会儿吧。”离开他时,我心里很难过,我想以后一定要多来看望父亲,多和他说说话。我决没有想到,再也不会有什么“以后”了,这天晚上竟是我们父子间的永别。两天后,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父亲去世前一天的晚上,我曾和他通过电话,在电话里,我说明天去看他,他说:“你忙,不必来。”其实,他希望我每天都在他身边,和他说话,这我是知道的,但我却没有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陪着他!记得他在电话里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自己多保重。”父亲,你自己病痛在身,却还想着要我保重。你最后对我说的话,将无穷无尽回响在我的耳边,回响在我的心里,使我的生命永远沉浸在你的慈爱和关怀之中。父亲!

在父亲去世后的日子里,我一个人静下心来,面前总会出现父亲的形象。他像往常一样,对着我微笑。他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向我挥手,就像许多年前他送我时,在路上回过头来向我挥手一样,就像前几年在书店里站在人群外面向我挥手一样……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然而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一挥手之间了。

1994年7月15日—9月14日于四步斋

愿变成一棵树

这里是一个静悄悄的石头组成的世界。花岗岩的墓穴,大理石的墓碑,看不到绿色的树木,只有一些野草和野花从墓石的缝隙中探头探脑钻出来,昭示着生命的色彩。墓主的照片镶嵌在碑石上,照片上的脸用各种各样的神态和表情凝视着前来看他们的生者……墓地非常拥挤,墓穴一座紧挨着一座,密密麻麻,如果想穿过两排墓穴中那条狭窄的甬道,必须侧过身子。墓碑和墓穴的形状千篇一律,如不看墓碑上的照片和字,几乎完全一样。在这样的甬道中走着,很容易迷失方向。

我和我的两个姐姐,陪着我们的母亲,在公墓中慢慢地走。我们在为去世不久的父亲选一块墓地。

先去看过一个壁葬的墓园。长而曲折的房廊蜿蜒在园林之中,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很有中国情调。骨灰盒排列在房廊的墙壁上,上下很多层,感觉是无数素不相识的人拥挤在一起,上下左右,都被陌生的面孔包围着,被陌生的目光凝视着,非常压抑。我想父亲不会喜欢这样的长眠之地。然后才来看这个土葬的墓地。“入土为安”,土葬,是很多死者生前所期望的。逝去的生命化而为土,似乎也是符合大自然的规律。

然而,父亲会喜欢这样的墓地吗?我暗暗问自己。父亲曾经和我议论过死,议论过他自己的身后事。那时他还健康,用很轻松的口吻议论着这个对老人来说颇为忌讳的话题。他说:“死后怎么样,我从来不想。如果灵魂能升天,那在地上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晚年,父亲和母亲住在一间幽暗局促的小房间里,我一直为无法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感到内疚和自责。父亲也曾开玩笑似的安慰我:“会好的,将来,天堂里的地方大得很呢!”那天在殡仪馆向父亲作最后告别后,我久久凝望着那根默默地指向蓝天、冒着淡淡轻烟的大烟囱。父亲的灵魂,就将飘出这烟囱,飞向辽阔的天宇,飞向一个我们都不了解的遥远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应该是狭窄拥挤的……回想父亲生前关于人间和天堂的议论,我无法忍住涌出眼眶的泪水……

雨果把死亡说成是“最伟大的平等,最伟大的自由”。从人人必死,死后都不再有知觉这一点上,雨果讲得非常有道理。假如死后都有坟墓,要做到平等便又不可能了。在这个公墓中,墓地分为三等,有特等,有一等,有二等。特等墓地最大,墓碑也最讲究,一等次之,二等的最小最寒酸。对墓地中的这种等级,我从心底里反感,生者世界中的弊病,就一定要带进另外一个世界去吗?能不能在墓地中也能体会一下雨果所说的“最伟大的平等和自由”呢?

我想父亲大概也不会喜欢眼前这样的墓地。眼前的所谓墓地,其实就是埋葬骨灰盒的一块小小的场地。千篇一律,不管你生前多么与众不同,到这里就和旁人无异了。墓地上,用花岗岩垒起一个尺把见方的盒龛,这就是放骨灰盒的棺椁。每个墓穴占据的地方很小,但成百上千个墓穴联结在一起,规模就非常可观。新开辟的墓场正以惊人的速度蚕食着周围的土地,从远方运来做墓穴墓碑的花岗岩堆成了小山。每天都有人离开生的世界,每天都有人来为死者挑选墓地。生生死死,这是一个永无穷尽的过程。这样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代代下去,墓地的边界将扩展到什么地方呢?

人类的亲情,似乎主要就维系在两代人之间。看墓地里的墓碑,大多是儿女为父母所立,我看了上百块墓碑,没有一块是死者的孙儿辈所立。再看那些来公墓的吊唁者,也多是儿女为父母而来。古人以“寸”来解释代与代之间的关系,父子间为“一寸”,祖孙间为“二寸”,这一寸和二寸之间,距离极远,合二为一,几乎不可能。如果还有“三寸”、“四寸”,距离就更为遥远。若干年后,谁能保证这些墓地不是荒草丛生,人迹罕至,重新成为野地,被一片凄凉笼罩呢?

我们还是为父亲选择了一块墓地。墓址暂时还是一片农田,长满了蒿草。但在公墓的蓝图上,这里的土地都已经出售给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购墓者。几个月后,这里也将会墓碑林立。在这一片碑林之中,将竖立起一块写有父亲名字的大理石碑,上面将刻下我献给父亲的诗句,刻下中国最出色的书法家为父亲写的字。我想尽量使父亲的墓地有别于他人。然而除了母亲,除了我们兄弟姐妹,还有谁会来关注父亲的名字,来关注从他的儿女们心里涌出的哀思呢?

在这片墓地里,我还不知道和父亲为邻的是谁。生前他生活在拥挤的环境中,在这里,他的居所也不会宽敞。父亲,真对不起了!

从公墓里出来,我心里总感到有一种压抑,也有一些不安。我们这个世界,生者的栖身之地已经非常拥挤,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都被死者的墓地包围,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想,我们为死者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生者的需要,造墓,也是如此。死者的生命如果真的能在世界上延续,这生命的延续形式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墓穴。那么,这形式应该是什么?去年春天,我曾陪着父亲和母亲去杭州。在西湖边散步时,不知怎的说起那些从前在西湖边,现在已不知去向的古人墓。父亲说:“其实,这样的好地方,是应该留着给活人看,不能让坟墓蚕食了湖光山色。”父亲的话,曾使我的心微微地受到震动……

回到家里,坐到我那把舒适的旧藤椅上,抚摸着光滑的藤条扶手,眼前出现的,是墓地中那条长长的窄窄的冷冷清清的甬道……光滑的藤条突然毛糙起来,这是捆扎在藤条上的一段尼龙绳。我的心猛地一跳:父亲!是你吗?

父亲生前来我家时,总爱坐这把旧藤椅。坐在这把藤椅上,他给我讲了很多他年轻时代的往事。一次,他发现椅子把手和椅子腿上的藤条散开了,就找来一些结实的尼龙绳,精心捆扎了一番。在这之前,人坐到藤椅上总是吱呀作响,经父亲修理之后,藤椅就再也不出声了。这些尼龙绳,现在还在这把藤椅上缠着,这怎么不使我想起父亲?父亲,你是要我坐在你修过的藤椅上,默默地思考你曾经坐在这里思考过的问题吗?父亲,以后我到你的墓地上去的时间恐怕不会很多,但你为我修理过的这把藤椅,我却要一直坐下去,一直坐到它散架,我也不会把你亲手缠上去的那些尼龙绳丢弃……

坐在父亲修理过的藤椅上,我感到父亲就站在我的身边,用他特有的那种淡然慈祥的目光凝视着我。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很多和父亲交流的往事……有时只需要一点小小的但是实在的寄托,心中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就会如同泉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此刻,一把旧藤椅就牵动了我的无限思念,这样的感觉,在冷冰冰的墓地里绝不会产生。思念的情感,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形态和色彩,这是属于心灵的财富,用物质永远无法衡量。在精神世界中,人类才是平等和自由的。

前些日子,和一位朋友闲谈时,谈起了墓地。朋友的母亲也是前不久去世,他和我都在思考相同的问题。朋友说:“其实,在死者埋葬的地方种一棵树多好,不要墓碑,也不要墓穴,可以在树上挂一块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死者的姓名,也可以什么都不挂。死者化为泥土,哺养他身上的这棵树;生者悼念死者的实际行动,就是培育这棵树,使它存活,使它枝叶茂盛,让树成为生命的另一种形态在世界上延续。这样,很多荒山也会逐渐被绿荫覆盖,岂不一举两得。”

朋友的话,在我心里引起了共鸣,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如果在每一个人告别人世时,这个世界都能因之而增添一棵树,增添一片生命的绿色,而不是多出一块被花岗岩封锁的冷冰冰的墓地,那对活着的人,对我们的世界,将是一件多么有益的事情。很自然地,我又想起了父亲在西湖边说的那番话,他大概也会赞同这样的想法。是不是这样呢,父亲?

窗外,有一棵高大的洋槐树,茂密的枝叶一直伸展到我窗前。有风时,翠绿的树叶在窗前闪动。在那晃动着的清新的光芒中,我似乎看到了父亲微笑的目光……

1994年8月2日于四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