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俗说

中华民族以及各地方的风俗习惯源远流长，不少风俗几乎与整个社会生活融合一起，不分不离。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一方人长住一方地，其性情、嗜好、言语、习惯，常以累月经年，不知不觉，相演相嬗，便有了自己的风俗。风俗：风者，气也；俗者，习也。习的本义是跟着飞。人的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正或邪，或善或淫，无不受天之寒暑，地之险易，水之善恶，植之刚柔等风气的影响与制约。比如：民间岁时过年的伏腊、送灶、元旦、祭天地祖宗、正月初七的人日、初九的九皇诞、正月十五的上元节、春社的宴会、二月十二日的花朝、三月三日的上坟扫墓、五月端午的插菖蒲和饮雄黄酒、六月六日的晒暴、七月七日的乞巧、七月半的鬼节、八月十五日的中秋、九月九日的重阳登高等等，至于婚丧庆吊等与礼仪相关的习俗，更是禁忌森严，信守无绪。故而入其风俗者，遂不免为其所薰染，受其范围。

清朝是满人入主中国，尽管他们强令汉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到头来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汉人同化了。满族人改汉姓即是一例，如满姓完颜，或对照《百家姓》取字改姓颜，或依其本义“王”，改姓王；瓜尔佳本义为“关”，故改姓关；查拉本义“弓”，故改姓张；纥思烈本义为“高”，故改姓高；伊耳根觉罗本义为“兆”，依其谐音攀大姓赵。胡适先生说：“自然虽然残酷，但他还有最慈爱的一点：就是后天的变态大部分不致遗传下去。一千年的缠足，一旦放了，仍然可以恢复天足。”胡话并非胡说，君不见女人一到中年，为追求那花前月下的旖旎风光，绞尽脑汁地修饰她的容貌，不惜忍受打针吃药、饿肚子减肥，甚至上手术台，天生虽非丽质，却硬要把她们一刀一刀地雕成西施、杨贵妃。孰不知，一旦临盆，生下那宝宝，还不是爸妈老样子。

说到俗，人们自然会想到雅。认为“雅”是高一等的，如“阳春白雪”；“俗”是低一等的，如“下里巴人”。然而，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而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可见，俗是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简练多彩、诙谐幽默、饱含哲理的俗话，总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人们说话、作文常于不经意处，甩出一两个口头上常讲的熟语，那思想感情立时自然贴切、生动、概括地表达出来。如看见人家的姑娘长得水灵，“哟，女大十八变呀！”一句话，意思全有了。走亲访友送点薄礼，来句“千里鹅毛”，宾主都可聊以自慰。所以，古今许多名人名集，都喜欢将民间口头俗句运用到自己的诗文中。如：“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女真蕙兰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愁”（罗隐诗），“晚饭少吃口，活到九十九”（古乐府），“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唐人逸诗）。小说中的人物对话，那人一吐出俗语，虚构的人物也会使人信以为真，感到亲切。“俗”的魅力不可低估。《周礼·大司徒》说：“以俗教安，则民不偷（苟安）。”这里的“俗”是指礼俗，礼俗与治国理民的法律制度略有不同。“盖法律者有其立之而民守之者也；礼俗者无其立之而民成之者也。礼俗起于同风，法律本于定制”（孟德斯鸠·《法意》）。礼俗风尚属于社会之事，而法律制度却是国家的。然国家有生则有死，将来国家消亡了，人类生活在这个小球上，总须有个规章制度，有规有矩，社会秩序才不至于混乱，所以最终还是要“以俗教安”。精明的人总不忘记“入国问俗”、“入乡随俗”。这不仅是交际上的需要，还是一种极乐境界。老子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可见欢乐喜悦的风俗习惯，同舒适安宁的生活一样的不可或缺。

一种习俗的形成、演变和衰亡，固然是“水土之风气”使然，但同样受经济条件和社会风气所左右。我的老家在安徽桐城县的一个山旮旯里，因为穷，那里的陈规陋习就不少。抗日之初，我父亲在安庆做皮匠，听说日本鬼子来了，他跟着人流就往山里跑，当地人叫“跑鬼子反”。父亲跑回田家老屋，当天又在二叔的陪同下去看小爹小奶。小奶按山里人习俗，照例煮挂面招待侄孙。一个堂屋不请两样客，老二虽说常在眼皮底下，既然陪老大来，于是挂面煮了两海碗。每碗底下窝着一只鸡腿，只是鸡脚杆伸到碗外，其上系有一根红头绳。挂面堆得老高，上面尖着几块肥肥的腊肉。兄弟俩坐下来吃面，老大望不到老二。父亲被鬼子撵着跑了一天一夜，又饿又馋，三扒两口就把那碗面报销了，鸡腿自然也到了肚子里。只是老二的鸡腿没有动，红头绳仍搭在碗沿上。前来抹桌子的小奶见老大把鸡腿吃了，脸一黑，端着碗就噌噌地往厨房走。小奶将老二剩下的鸡腿用清水涮涮，一边往墙上挂，一边嘀咕：“还是老二懂事。”原来，山里人很穷，当地不少人家连条床褥子也没有，一年四季睡的都是凉席。入冬睡觉，素有“一天两斤肉”的戏言，夜里上床席子凉——肉一斤（惊），早上起床凉席沾身一斤（惊）肉。因为穷，才生出这个习俗来。用红头绳系着的鸡腿是不准吃的，主人得用它应付几次客人，待到真的放不住了，不再系红头绳，客人才可吃。管子曰：“仓廩实而知礼节，百姓足而知荣辱”，如今日子好过了，这个陋习自然也就随之消失了。然而，像这样的记忆是挥之不去的。过去，两人见面，逢上吃饭时间，有句挂在嘴边频率极高的问话：“吃饭了吗？”中国人饿怕了，别说解放前，也不要说从一九五九年闹起的“三年饥荒”，就是前几年，这话一出口，仍有几分热度，几分体贴。在那些缺吃少穿的年头，“您吃饭了吗？”不过是一句纯粹的客气话。若你没吃饭，他也没能耐请你吃。有句笑话：晚饭时候，两个熟人见面，一个手里拿着酱油瓶的问迎面走来的邻居：“您吃饭了吗？”对方说：“吃过了！”“干吗呀，我正打酱油去，没吃，到我家吃饺子呀！”下一次，也是这个时候，两人碰面，还是那个手里拿酱油瓶的人问：“吃过没有？”邻居说：“没吃！”“都什么时候了，还没吃，赶快回家吃饭吧！”问者挥了挥手中的酱油瓶，径直走了。而今，吃饱饭早不成问题，再问“吃饭了吗”之类的客套话，别说听者，就连问者也觉得挺不自在。人家平时一日三餐当过年，刚吃完美味佳肴，酒醉饭饱，你硬来句“吃饭了吗？”毋说胃，连心也觉得有点哽。不过，“吃饭了吗？”话虽俗气，由于传习日久，很难改口。但这有什么要紧，留点饥荒的文化记忆没什么不好。中国人的苦难意识之所以酿成饥荒，正是由于轻易地丧失了记忆。与其别别扭扭地学着外国人“早安”、“晚安”的问候，倒不如“吃饭了吗”、“吃过没有”、“你吃啦”地一直叫下去，留点这样的文化记忆不是坏事。

孔夫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但有些好的习俗，一受坏风气的侵袭，也有变质的。如前面说的“千里鹅毛”，原本是极文明的俗语。宋代大诗人苏轼诗云：“且同千里寄鹅毛，何用孜孜饮麋鹿。”黄庭坚诗云：“千里鹅毛意不轻，瘴衣腥腻北归客。”“瓜子不饱是人心”，礼物虽轻，情义深厚。这样的习俗古人称道，洋人也仿效。报载：一位中国留学生从德国归来，临行时，感情笃深的指导老师送他一支圆珠笔。一支圆珠笔对于富有的德国人来说，可谓“千里鹅毛”，而在国内，如今鹅毛早不起眼了。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礼重人意才重”。早先，提一兜水果就可以走“后门”。而今还提这玩艺，别说“后门”进不了，即使进了，怕是客人前脚走，主人后脚就将其弃之一旁。因为今天的“红包”远非昔日的“鹅毛”所能匹敌。它比鹅毛毯、鸭绒被还不知要“重”多少呢。作为“文章华国，礼仪之邦”，戚友往来，投桃报李，无可非议。可今天的中国人，想想这事，反省起来是很沉痛的。

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