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与“人心”

通常说来，“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该是没有争议的；而在事实上，“文”与“人”是既相统一，又相对立的一对矛盾。人是复杂的，人与文的关系也是复杂的。有不少大诗人、大文豪，他们的诗文常常在自身的风格中表现出某种矛盾性。清人袁枚就指出：“杜少陵诗，光焰万丈，然而‘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分飞蛱蝶原相逐，并蒂芙蓉本是双。’韩退之诗，横空盘硬语，然‘银烛未消窗送曙，金钗半醉坐添春’，又何尝不是女郎诗耶？”（《随园诗话》卷五）。近人王国维用一个浅显的例子，更把文可异于人的道理说得耐人寻味。他在《红楼梦评论》第五章中说：“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因此，这里探讨“文心”与“人心”的关系，是有其文化意义的。

所谓“文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文心”之“文”，除了指文字、文章之外，也含有表现形式和文辞修饰的意义。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就是肯定文章形式的作用。“文心”之“心”，《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解释道：“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刘勰精通佛理，他以“心”名书，不是简单地阐述作文的甘苦，亦有“领其会宗”、“以为要解”之意。刘勰的“文心”不是皮毛浅薄，东鳞西爪地泛论写作经验中的细枝末节，而是“弥纶君言”、“唯务折衷”，把“近代之论文者”的有益成果概括总结起来，这样的成果包括阐述作文的纲领性问题，文章的功用，以及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等博大精深的内容。文心雕龙，就是说写文章要像雕镂龙文那样讲求形式美，一丝不苟地精心结撰，以更好地反映作者博大深邃的思想和精辟的政治、艺术见解。这样，把“文心”当成文章的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也就顺理成章。

至于“人心”，先要理解“心”在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到底是什么：心，从医学科学的角度看，只不过是一个吞吐血液的水泵，可中国一般传统的说法是“心之官则思”，把“心”当成了思维的器官。认为人的活动是通过“目、耳、口、鼻、形体、心”这几种器官来进行的。前五种属于感觉官能，“心”代表思维活动的器官。中国神学目的论的奠基者、西汉大学问家董仲舒认为，人之所以是宇宙中最高贵者，不仅在于人有四肢百体，与天数相合，得于天者比禽兽较多，是头顶天脚立地者，更重要的是人有心（思维）、有性、有情、有仁义，这是动植飞潜者所没有的。显然，这是把心脏视为思维的器官了。所以，人们总把“人心”看成人的灵魂、品质、节操和人格。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批评家们多是“文心”和“人心”的统一论者。刘勰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则见其心。”（《文心雕龙·知音篇》）意思是说，作者情有所感、心有所动都会表达和寄托在作品之中，见“文”可知“人”。古人也大多认为“文心”与“人心”的关系，是“积于中而形于外，断断不可掩的”。

人心难测，自古而然。孔夫子就曾叹息：“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尤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庄子·列御寇》）其实，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重性的。从美与真、美与善的关系来看，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的人品，如道德因素、政治面貌和其作品之间很难画等号。一味地强调“文心”和“人心”的统一，不仅是创作实际中的一种理论上的奢望，而且会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事物的现实性和道德观念（真与善）在审美中的主导作用。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不少人认定他是民贼、元凶、擅杀无辜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可《曾国藩家书》却作为奉行“孝悌忠信”的典范，被国人传诵效法，经久不衰。而今，各种版本的《曾国藩家书》如春风梨花，竞相出版。工商社会熙来攘往的芸芸众生怎么会如此关怀那个逝去百年的先人？文化快餐大盛之际，“之乎者也”的《家书》为何投合如此众多的胃口？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个谜，可从美善统一论看，却不足为怪。因为这部《家书》充分反映了传统儒学的为人立世之道，袒露了曾国藩在人品、精神上令人夺目的一面，而这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在中国魏晋六朝时期，作家们大多认为：同一个人，应该有两样“用心”、两副面孔、两种行为。作诗文的“文心”是“卓识高见”；处世的“人心”则应谨慎圆滑。作家、诗人的“人心”与“文心”分裂，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做人”与“作文”的矛盾。《文心雕龙》既在《程器篇》中罗列历代文人“人心”之瑕累，又在《才略篇》中赞颂这些文人“文心”之炜晔。做人与作文的矛盾在六朝是普遍现象，如“性轻躁，趋世利”，被人视为“人心”卑污的潘岳，在《闲居赋》中却表现出清绮绝伦、飘逸淡泊之优美高雅的“文心”。

“文心”与“人心”的分裂又不是泾渭分明的，更多的是呈现犬牙交错的状态。翻阅《颜氏家训》，人们看到的是一位循规蹈矩、恪守儒教的封建家长，而现实生活中的颜介却是“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福”，其做人与作文有着深刻的矛盾。于是，他才有生活中的“疏诞”和艺术中的“龙性”。古人说得好：“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如果以文论人，那么隋炀帝杨广该是尧舜之君。《通鉴·唐纪》贞观二年六月载：“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耶？’”一个人立意行文与立身行世，是通而不同，向背倚伏的。杨广是中国历史上荒淫无度的暴君，但他的不少诗文，诸如神采天成、英气四溢的《泛龙舟》和括襟约度、细润以则的《宴东堂》等，“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论语言清丽颐人，观意境开阔明朗，颇受后代文人所称道。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宫体诗的自赎》）。但是，如果没有隋炀帝的《春江花月夜》的铺垫和启发，张若虚也不会有这首“孤篇横绝，竟为大家”之作。

请看隋炀帝杨广的《春江花月夜》：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这首五言绝句紧扣乐府《清商曲·吴声歌》旧题五个字，前两句写“春江花”，后两句写“江月夜”，以“春”字为诗魂，通过“江水”统领全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春江花月夜的开阔图景：是日，诗人亭立江岸，平眺远望，但见宽阔的江面，水波不兴，其平如镜，江水似乎凝固；诗人俯视近睹，只见江岸繁花似锦，摇曳多姿，点缀江畔。朵朵春花鲜艳无比，简直就像一团燃烧的火焰，绮靡灿烂。诗人被夕阳西沉江面时的碧水春花所构制的美景深深吸引而流连忘返，不知不觉间，“夕阳没水，明月升空；夜潮涌起，溅落几点星光，江面、江岸、春花仿佛披上银纱，春水共长天一色，多么天然，多么自在。

全诗用字虽不经意，然含蕴丰富，不落俗套。首句一个“平”字使人联想到柔软的夕照，恰与波光粼粼的江面吻合，给人以亲切安闲平静的感觉。次句一个“满”字，突现春花怒放，绿水江花，相映生辉的清新景象。第三句一个“将”字，把流波拟人化了，它好像有意识地要驱走明月似的。接着第四句一个“带”字，在拟人化中赋予江水以动态，无意求巧，直道眼前景色，颇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其含蓄温藉不亚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其开阔气象又能与曹孟德《观沧海》相表里，唐代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博大气势亦不免受其影响。反复吟哦此诗，怎么能够叫人相信，这“神完气足，气象万千”之作，竟然出自一个荒淫无度的暴君之手。

但凡佳作，自不应因人而废。杨广的不少诗作，论语言自然明秀，清丽颐人；观意境高展清俊，开阔明朗；品气格遒迈沉雄，铿然独异，颇为后世文人所称道。北宋晁补之曾赞赏秦少游《满庭芳》“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几句，道：“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其实，少游不过占了个便宜。晁先生或许不知前人杨广有首五绝云：“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去，一望黯销魂。”（《野望》）少游之句实化用杨广诗作，晁氏的赞美理应还归原主。杨广的不少诗文在得南朝诗人之妙的同时，往往融进自己高厚的气质。除了上述所论《春江花月夜》，尚有语意沉雄的《悲秋诗》、气宇高朗的《夏日临江诗》诸作，置之梁、陈诗家集中，洵属上品。

再如，明代礼部尚书严嵩，无论是官修正史，还是野史杂乘、戏剧小说，乃至当今的史家著述，影视舞台，他多被描绘成一位阴险狡炸、贪污受贿、迫害忠良、揽权误国的丑恶形象，以致“奸臣”二字为其考语。但严嵩在明代中后期的诗坛上，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地位和贡献决不在“前七子”之下。严嵩居家期间，专心探究诗文的写作，作品以“秀丽清警”著称，受到复古派诸子的一致好评。“前七子”的领袖之一李梦阳就曾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嵩）为最。”严嵩一生著述宏富，据清修《介桥严氏族谱·少师介溪公家传》记载，所著有《钤山堂集》、《直庐稿》、《直庐续稿》、《南还稿》、《留院逸稿》、《南宫奏议》、《历宫表奏》、《嘉靖奏对录》数十种。其中《钤山堂集》比较集中地汇集了他的诗作凡一千三百余首，最能反映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由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选辑并批点的《钤山诗选》便是从中选录而成。

严嵩的诗文创作生涯，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在他担任礼部尚书、进入政府中枢以前，尤其是在钤山隐读的八年（1508-1516），可以说是黄金时期。其时他除刻苦积学，饱览经史外，还远涉潇湘，游历名山大川、古寺宝刹，每至一处，寄景咏物，抒怀吐磊。同时对山外风云变幻的政治气候密切注意，身在山隩，心系庙堂，其诗字里行间时有忧国忧世之意。这一时期，他先后赋诗数百首，数量和质量睥睨诗坛，罕有其匹。

如果说诗言志的话，严嵩的许多叙事抒怀诗，颇能体现出他对时局、仕途、人生的一些看法和主张，如《感述》：

结茅楚水枫林下，拥膝长吟任此身。

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

溪圃秋身菊容淡，石田春暖药庙新。

时危献纳思无术，怅望中原伤战尘。

这是正德中叶作者抱病隐里时的真实感述，他既有终隐南山之念，又不得不为一家数口膏粱之谋；而要出仕，病体又由不得自己。其时朝政已趋于腐败，北有鞑靼扰于外，内地又引发许多农民起义。在中原地区，刘六、刘七等义军驰骋千里，几度震动京畿，故而作者发出了“时危献纳思无术，怅望中原伤战尘”之叹。

“身死从人说是非，诗史应留才者名。”明代著名学者何良俊读了严嵩的诗文，曾发出这样的慨叹：“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雅严重，乌可以人而废之？”

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