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古希腊与古罗马的传统

从这一节开始，本讲将会对西方从古希腊至今的政治学脉络作一概要介绍。西方的政治学传统可以追溯至古希腊。两位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就讨论过政治学的基本问题，被视为西方政治学的重要源头。上文业已提及，政治学最早被视为历史或哲学的分支。希罗多德所写的古典历史名著《历史》，主要记述的是古希腊与波斯帝国的战争。对于希罗多德《历史》一书是否可信，国际历史学界充满争议，暂且不论。但希罗多德在这部书中阐述了很多政治观点。特别是，他记录了波斯帝国内乱以后几位主要政治人物对于政体问题的讨论，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政体类型学的最早起源。事件的背景是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发生内乱，内战结束后几个主要政治人物围绕建立何种统治秩序展开了争论，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欧塔涅斯、美伽比佐斯和大流士。

欧塔涅斯是民主制的支持者、独裁制的反对者。他认为独裁统治带来了种种坏处，主张让全体波斯人参与国家的统治和管理。他这样说：

我以为我们必须停止使一个人进行独裁的统治，因为这既不是一件快活事，又不是一件好事。……当一个人愿意怎样做便怎么做而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又可以毫不负责任的时候，那末这种独裁的统治又有什么好处呢？把这种权力给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也会脱离他正常的心情的。……不过，相反的，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他的最美好的名声，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那样便不会产生一个国王所容易犯的任何错误。一切职位由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事情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由人民大众加以裁决。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废掉独裁政治并增加人民的权力，因为一切事情是必须取决于公众的。[21]

美伽比佐斯并不看好民主制，他是寡头制的拥护者。他既不信任独裁的君主，亦不信任普通大众。他这样说：

我同意欧塔涅斯所说的全部反对一个人的统治的意见。但是，当他主张要你把权力给予民众的时候，他的见解便不是最好的见解了。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君的横暴无礼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却又用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只有希望波斯会变坏的人才拥护民治；还是让我们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政权交给他们罢。[22]

大流士是后来波斯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当时，大流士认为应该推行独裁统治，理由在于无论民主制还是寡头制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而等到这种结果显现的时候都要靠独裁制来解决问题。他这样说：

现在选择既然在这三者之间，而这三者即民治、寡头之治和独裁之治之中的每一种既然又都指着它最好的一面而言，则我的意见，是认为独裁之治要比其他两种都好得多。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最优秀的人的统治更好了。……若实施寡头制，则许多人虽然愿意给国家做好事，但这种愿望却常常在他们之间产生剧烈的敌对情绪，因为每个人都想在所有的人当中为首领，都想使自己的意见占上风，这结果便引起了激烈的倾轧，互相之间的倾轧产生了派系，派系产生流血事件，而流血事件的结果仍是独裁之治；因此可以看出，这种统治方式乃是最好的统治方式。再者，民众的统治必定会产生恶意，而当在公共的事务中产生恶意的时候，坏人便不会因为敌对而分裂，而是因巩固的友谊而团结起来；因为那些对大众做坏事的人是会狼狈为奸地行动的。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直到某个人为民众的利益起来进行斗争并制止了这样的坏事。于是，他便成了人民崇拜的偶像，而既然成了人民崇拜的偶像，也便成了他们的独裁的君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证明独裁之治是最好的统治办法。[23]

希罗多德这里记述了关于民主政体、寡头政体和独裁政体的讨论。争论的焦点是：究竟何种政体最好？何种政体最适合波斯帝国？实际上，这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这里首次出现的政体类型学讨论，可以被视为后来亚里士多德发展更完善的政体类型学的基础。当然，这一争论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结束。

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是对古希腊内部发生于公元前431—前404年的两大城邦联盟——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战争的记述。这部书的主题固然是城邦间战争与政治关系（今天被理解为国际关系），但是该书有较大篇幅记述了古希腊——特别是雅典城邦——的很多政治细节。所以，这部书是今天研究古代雅典民主制的重要史料。其中，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在将士葬礼上的演说，则是论述雅典民主的名篇。伯里克利这样说：

我们的宪法没有照搬任何毗邻城邦的法律，相反地，我们的宪法却成为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我们看到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在日常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和自在，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追求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护受伤害者的法律，不论这些法律是成文法，还是虽未形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24]

伯里克利的演说片段至少涉及三个关键内容：一是雅典民主制是多数人的统治，“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二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他提到了“公共生活”与“私人关系”两个不同概念；三是雅典公民既享有自由，又懂得服从法律和权威。伯里克利身为雅典的政治领袖，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古希腊的政治学传统自然离不开著名哲学家柏拉图。柏拉图是一位众所周知的人物，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极高。到了20世纪，英国数学家与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甚至这样说，后来的哲学研究不过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通过这一非常夸张的表述，可以看出柏拉图对整个西方哲学的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开篇就讨论“什么是正义”，这是政治哲学的经典议题之一。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柏拉图一一抛出了诸如“欠债还债就是正义”“以善报友、以恶报敌就是正义”“正义是强者的利益”等不同观点，然后他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自己的正义观，即公平对待每个人，服从等级秩序，以及使每个人各安其位。

柏拉图非常关注的是什么是最好的政体，以及什么是善的社会。那么，理想的统治秩序应该是怎样的呢？理想的统治者应该是怎样的呢？他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

到这里我们一致同意：一个安排得非常理想的国家必须妇女共有、儿童共有、全部教育共有。……他们的王则必须是那些被证明为文武双全的最优秀人物。[25]

柏拉图的一个招牌概念就是哲学王的统治。柏拉图何以对政治持有这样的见解呢？柏拉图的立论有两个基础：第一是对人性的基本判断。柏拉图认为，人性当中有向善的成分，又有堕落的成分。就德行而言，凡人皆有弱点，而多数人易于堕落。实际上，不同的人性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考政治问题的不同起点。柏拉图在不同地方都讲到对人类易于堕落的担忧。所以，他认为，如果一个城邦按照普通人的德行水准来统治，很有可能是糟糕的统治。由此可见，柏拉图并非民主的朋友。

第二是他认为任何事情都需要专门的技艺，统治亦不例外。柏拉图举过很多例子，比如海上航行的船应该选谁作舵手或船长呢？是选一个很受欢迎的人，还是找一个掌握航海技艺的人？显然是后者。在他看来，航海、医疗、手工活等都需要专门的技艺，而统治同样需要专门的技艺。所以，他的结论是应该由哲学王来统治，亦即上面提到的掌握统治技艺的文武双全的人物。为了建成善的社会，当哲学王成为统治者以后，还应该把所有人都纳入到国家权力统一的安排当中，教育、子女、家庭、婚姻甚至性都应该纳入国家的统一安排。这是柏拉图的理想政体类型。当然，柏拉图的这种观点也遭到后世学者的激烈批评。特别是，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把柏拉图视为现代极权主义思想的滥觞。[26]后来，柏拉图在《政治家》和《法律篇》等著作中则退了一步，他也认为哲学王的统治实际上是较难实现的。所以，混合政体被他视为一种次优选择。

在古希腊的政治学传统中，亚里士多德的开创性贡献是对政体类型进行了研究，并首创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他在《政治学》第3卷中认为：

最高治权的执行者既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要是旨在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那就必然是变态政体。……政体（政府）的以一人为统治者，凡能照顾全邦人民利益的，通常就称为“王制（君主政体）”。凡政体的以少数人，虽不止一人而又不是多数人，为统治者，则称“贵族（贤能）政体”。……以群众为统治者而能照顾到全邦人民公益的，人民称它为“共和政体”。……

相应于上述各类型的变态政体，僭主政体为王制的变态；寡头政体为贵族政体的变态；平民政体为共和政体的变态。僭主政体以一人为治，凡所设施也以他个人的利益为依归；寡头（少数）政体以富户的利益为依归；平民政体则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三者都不照顾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27]

在上述简短精练的文字中，亚里士多德根据两个标准区分了政体类型：一是统治者数量的多寡，二是统治的目的是否服务于全城邦的利益。这样，他划定了六种政体类型，分别是三种正宗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以及相应的三种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甚至还颇有远见地讨论了19世纪以来愈显重要的阶级斗争问题，论述了贫富冲突的危害以及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他在《政治学》第4卷中说：

平民群众和财富阶级之间时时发生党争；不管取得胜利的是谁，那占了上风的一方总不肯以公共利益和平等原则为依归来组织中间形式的政体，他们把政治特权看做党争胜利的果实，抢占到自己的手中后，就各自宁愿偏向平民主义或寡头主义而独行其是。

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来执掌政权。[28]

即便是今天，亚里士多德对阶级问题的观察仍然很有意义。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论述，就会知道阶级斗争并非19世纪的全新事物，亦不会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和弗朗西斯·福山预言的“历史的终结”而归于消逝。

“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这行被误译却颇为传神的诗，赞美的是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荣耀。古罗马产生了不少重要的政治思想家，这里主要介绍西塞罗。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前43年）生活在古罗马共和国时代，他是古罗马较重要的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位哲学家。总的来说，西塞罗作品的原创性并不突出，但他的作品在同时代最为流行。

1888年，甚至还出现了一幅以西塞罗为主角的油画，名为《西塞罗谴责喀提林》。这幅油画描绘的就是古罗马元老院里的场景，元老院的座位呈半圆形摆放，一批身穿白色袍子的元老们围坐四周，而西塞罗正站在中间对其他元老们进行演讲。当时有人试图发动政变，西塞罗的演讲重点是谴责贵族试图发动针对共和国的政变阴谋。在今天的罗马，古罗马市场遗迹群中仍然可以看到有一个保存较好、规模不大的房子，是当年古罗马元老院的遗址。

西塞罗较为重要的贡献是对混合政体思想的发展，他是混合政体的忠实信徒。什么叫混合政体？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论述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时认为，三种政体各有缺陷，最优良的政体是把这三种政体的有利特性结合起来。西塞罗则在古罗马发展了这种观点。他以问答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有人问：“你认为这三种形式中哪一种最好呢？”他这样说：

如果仅仅采用其中一种，我不赞成其中的任何一种，我认为它们三者结合的形式优于其中任何单独的一种。……君主制吸引我们是由于我们对它们的感情，贵族制则由于他们的智慧，民众政府则由于它们的自由。[29]

实际上，古罗马共和国的政体构造就体现了混合政体的思想。古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就代表君主的因素，元老院代表贵族的因素，公民大会及保民官则代表了平民的因素。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认为，罗马能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一个小小的地方扩张到整个地中海，主要原因就在于古罗马共和国在政体上的巨大优势。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及保民官三者的共同治理，使得各方的利益都够得到兼顾，这是混合政体的最早实践。[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