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
——箴言是怎样的一种说理
在许多修辞学家那里，箴言（Maxim）被当作一种“辞格”，也就是说话表达的格调或风格，这样看待箴言，箴言便成为语文学的研究对象。亚里士多德不是这么看待箴言的，他把箴言当作一种说理手段，在《修辞学》第二部分第二十一章里对箴言有专门的讨论。这样看待箴言，箴言便应该同样也受到公共说理研究的重视。亚里士多德强调的箴言的两个特征是：第一，箴言是一种普遍性的陈述，不是用来言说个别的人或事的；第二，箴言所说的都与人的行动有关，说的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箴言与人的行动的关系。
（一）箴言是“半真话”
箴言往往是一种言简意赅、易懂易记的普通生活指导和规则，又是一种人生常识或零星智慧。箴言虽然用书面文字表达，但却是通俗口语文化的产物。正是由于箴言具有普通、平常、通俗的特征，它常常被用作一种对普通民众的说理方式。箴言在句法结构上相对完整，是可以用来独立表达思想的句子。在不同的语言之间翻译时要求现成和顺口。不同语言文化里常常能看到内容和说法都相似的箴言。以中英文为例，有的箴言在一种语言里比另一种语言更现成，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英语便是“Do as you would be done by”；又如，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Neither a borrower nor a lender be”，翻译成中文就是“既不要向人借钱，也不要借给人钱”。有的在两种语言里都很现成，如“无债一身轻”和“Out of debt，out of danger”。有的似乎根本无须互相翻译，如“One careless move loses the whole game”和“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箴言经常成为个人或群体认同的信条，以格言、成语、警句等形式来表现，但也有不能归入这些类别的箴言，它们往往是一些普遍性的说法。例如，“落后就要挨打”就是这样的箴言，有一篇题为《“落后就要挨打”，还是别再说了吧！》的文章分析了为什么“落后就要挨打”是一个看上去深刻，其实并不周全的普遍性说法。历史上固然有因落后而挨打的，但例外却比比皆是：强大罗马帝国，遭遇的是落后蛮族的入侵；中国的大汉盛唐，也经常受到匈奴、突厥的进犯。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其他性质的例外，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落后但没有挨打的国家，而且，挨打的原因也不止“落后”一个，例如，美国2001年9月11日挨打，就不是因为落后。
《“落后就要挨打”，还是别再说了吧！》这篇文章的结论也很有意思，在分析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说理不周后，作者说：“历史终究有历史的法则，这法则不是‘落后就要挨打’，而是另外一些，比如：正义最终要战胜邪恶、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多行不义必自毙、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等等。”文章结论所主张的全是一些箴言式的断言。从这样的结论不难看到，即使在能够看出某些箴言论断毛病的人那里，箴言论断的毛病仍然不能去除，可见箴言论断的思考习惯是多么顽固。
箴言往往被当作一种智慧或真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箴言指导行动，有的是直接表明的，有的则需要意会。例如，“胜者王侯败者贼”（One became the victor and the other hid in a corner of the yard）作为行为箴言，就不仅仅是在描述一般的规律，而是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行动指导：做大事不要在乎手段是否仁义道德，一旦你建功立业、权势在手，无人敢责难于你。又例如，英语里的“Give him an inch and he’ll take a yard”和中文里的“得寸进尺”，都含有行为告诫的意思，英语里比较直接，而汉语里则可能近似于描述，但仍然包含告诫不可或不能让某人得寸进尺的行动指导作用。
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说理手段的箴言与行动的关系，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公共说理中运用箴言往往与说理“建议”的目的（主张）有关。说理理论区分说理的不同主张，叫stasis theory。说理的不同主张可以关于事实、因果、诠释、价值、行动，而在这些主张的种类中，建议与行动最为相关。在希腊文里，箴言是gnome，从gignoskein（知道）而来，gnome是一种有自信，有判断力，又很精炼的行动指导。在拉丁文里，箴言是sentenia，英语的sententious即由此而来，有好用断语、好说教、自以为是的意思。这是因为箴言说的总是在指导人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所以有比较明显的好为人师、告诫行为的特征。
箴言是一种讨巧、便捷的说明手段，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是一种不错的说服方式，但也可能被误用或滥用，造成说理谬误，甚至成为一种狡黠的说辞和欺骗花招。已故美国专栏作家和幽默家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指出，箴言听上去都挺有道理，条件是，不能出现与其意思相悖的其他箴言，例如，“三思而行”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与它意思相反的“患得患失”“一事无成”听起来同样也有道理。类似箴言的俗语也是这样，例如，“好有好报，恶有恶报”说得有道理，意思相反的“好人不长寿，恶人活千年”说得也有道理。两个意思相悖或相反的箴言放到一起，各自原本看起来不言而喻的真理力量也就相互抵消了。
每种语言中都有许多意思相反或相悖的箴言，称作“互搏式箴言”（dueling maxims）。我让学生们每人找几条互搏式箴言，在课堂上相互交流，以加深印象。不少英语的箴言有很现成的中文表述（这并不奇怪，因为箴言往往是不同文化中都有的普通智慧）。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Opposites attract.”不是冤家不聚头。异性相吸。
“You’re never too old to learn.”活到老，学到老。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八十岁学吹鼓手，迟了。
“It’s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小心为上（宁愿稳妥免致后悔）。
“Nothing ventured，nothing gained.”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All good things come to those who wait.”好饭不怕晚。
“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man.”只争朝夕。
“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众人拾柴火焰高。
“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厨子太多反而把汤做坏。人多口杂。
“Absence makes the heart grow fonder.”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Out of sight，out of mind.”眼不见，心不烦。
正因为每一个箴言都只是部分真实或真理，单独运用都会带来说理不周或谬误。美国诗人和随笔作家威廉·马修斯（William Matthews）说，“所有的箴言都有反箴言；成语应该成双成对地出售，单个的都是半真话（half truth）”。希伯来谚语说，半真话就是全谎话。“半真”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暧昧和模棱两可。这不仅是箴言的特征，也是其他精炼语言的特征，如箴言、成语、卦语。它们在公共说理中经常是片面、不充分、不全面的。英国杰出的政治家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867—1947）说过，“虽然自古以来人们都承认半个面包比没有面包强，但半个真理不但不比没有真理强，它比许多谎言还要坏，谎言和半真理的奴仆都是无知”。
先知预言或算命的都往往运用一种与箴言相仿的半显半隐的语言，也都是因为听者的某种无知或无法知才起作用的。例如，莎士比亚的《麦克佩斯》中，麦克佩斯背叛国王邓肯（Duncan），起兵作乱，他之所以能下决心，是因为女巫向他预言，只有在勃南森林（Birnam Wood）向他移动时，他才会失败。森林移动是不可能的，因此，麦克佩斯的反叛不可能失败。马尔康（Malcolm，国王邓肯的儿子）在率领军队对抗麦克佩斯时，命令士兵在勃南森林折下一些树枝作掩护，军队前进看起来就像勃南森林逐步迫近。麦克佩斯在战斗中失败。中国的杨家将故事里，佘太君问卜于山中老人，得到的回答是“七郎出征六郎回”，她以为七个儿子中有一个会死在疆场，结果是死了六个，只有杨六郎活着回来。
与预言一样，箴言看上去显豁易懂，但由于箴言没有上下文或具体的语境，而且很容易找到与其意思相反或相悖的其他箴言，成为需要阐释，也可能有不同释义的话语，所以常常呈现出半隐藏、半显明的特征。运用箴言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因此称其为（他讨论的直接对象是“成语”）一种“处理情境需要”的“话语策略”，或者说，是一些根据特定场合和情境的需要而说的话，是对这些情境有用的现成话。
（二）应对常见情境的箴言
肯尼斯·伯克是在《作为人生能力的文学》（“Literature as Equipment for Living”）中提出关于成语是“话语策略”的看法的，这是他对文学的“社会学批评”观（sociological criticism of literature）的一部分。从社会学批评来看，文学提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对生活实际问题所需要的能力和智慧。阅读文学可以让人有机会了解别人是如何应对类似人生问题的，有哪些体会、心得，有哪些成功经验或失败的教训。人生中可能碰到的问题是可以归类的，有许多共同特点。同样，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成语（包括箴言、格言、警句等）也是因一些相当平常，经常发生的人生情境而被不断运用的。正因为这些人生情境很平常，不断重复出现，所以人们碰到一些事情就会觉得“一定会有某种现成说法”，一旦找到这些现成说法，就自然而然地有一种既贴切、熟悉，又亲切、生动的感觉。
伯克说，箴言（包括成语）是一种“处理境遇需要”的话语“策略”。每个人在人生中都会碰到一些典型的境遇和情况，需要有现成的说法来辨认这些情境，而这些现成的说法又提供了某种应对的方式。伯克提及的情境包括“安慰、抱怨、规劝或批评、预言”，不同的境遇需要不同的箴言或成语来提供现成的说法。
例如，一个人遭遇了不幸需要自我安慰，或是见到别人有此遭遇而想给予他安慰，这便是“安慰”的情境。人们是在特定的情境中使用合适而现成的说法的，成语和箴言很适宜于这种需要。例如，可以说，“The worst luck now，the better another time”（现在背运，日后时来运转），“The wind in one’s face makes one wise”（冷风拂面，令人清醒；醍醐灌顶、当头棒喝），“He that hath lands hath quarrels”（财产多，对头也多），“He is not poor that hath little，but he that desireth much”（平安是幸，知足是福，清心是禄，寡欲是寿）。又如中文里的“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等。这些都是自我安慰和安慰他人的现成说法。
抒怨气、鸣不平也是一种平常的、经常发生的情境，也有许多现成的说法，如英语里的“At length the fox is brought to the furrier”（露出狐狸尾巴），“Sue a beggar and get a louse”（起诉一个乞丐，得到一个虱子），“The higher the ape goes，the more he shows his tail”（猴子爬得越高，他就越显示出他的尾巴）；中文里的“多行不义必自毙”，“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爬得越高，跌得越重”。抒怨气、鸣不平往往是出于精神胜利法或酸葡萄心理的需要，当然也有道德谴责的意味。
不同的预测未来说法也与一些特别的常见情境有关。例如，许多有关预测的现成说都与农耕的自然和天气知识有关，后来又有了别的所指。“When the sun sets bright and clear，An easterly wind you need not fear”（太阳落山明亮清晰，不用害怕刮东风）。“When the sloe tree is as white as a sheet，sow you barley whether it be dry or wet”（野酶树开白花，下不下雨都种麦，类似于“穷汉不听富汉耸，楝树开花就下种”）。中文里有无数这类预测性谚语，如“清明前后，种瓜种豆”，“霜降见霜，米谷满仓”，“重阳无雨一冬晴，大寒不寒，人马不安”，“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瑞雪兆丰年”，等等。
天气和自然现象的谚语、成语经常会有它原义之外的意思，如“Remove an old tree，and it will wither to death”（树挪死，人挪活），“When the fish is caught，the net is laid aside”（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When the noon’s in the full，then wit’s in the wane”（月满则损）。中文里有，“早飞的鸟儿有虫吃”，“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树欲静而风不止”，“早起三光，晚起三荒”，等等。这些都可以用来言说人在某些情境下的经验、教训或规律。许多预测、预见的成语、箴言、谚语、警句被当作甘苦之谈或生活智慧运用于励志、持家、理财、教育子女等情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所有的训诫、忠告、指导、先见等都与某种预见或预测有关，因为都是基于具有共同性的经验之谈。例如，“Think with the wise but talk with the vulgar”（同智者一起考虑，与俗人一起交谈），“Venture a small fish to catch a great one”（放长线钓大鱼），“First thrive，and then wife”（先立业，后成家），“When the fox preacheth，then beware of your geese”（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中文里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由正道来，莫贪无义财”，“赚钱就似针挑土，花钱犹如浪推沙”，“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等等。
人情世故、世态炎凉的箴言也可以从它们所适用的情境应对作用来了解。例如“The lion kicked by an ass”（虎落平原遭犬欺）可以用作自我安慰或安慰他人的用语。穷人可以用“Virtue flies from the heart of a mercenary man”（为富不仁）的说法来泄愤，也可以用它来自我安慰，寻找心理补偿（我“人穷志不穷”）。同样，看不起穷人的人则可以说“人穷志短”，表示不是嫌弃他的贫穷，而是看不起他的没志气，没出息。
伯克指出，在理解成语、箴言时，重要的不只是每句话本身的意思，而且还有说话者的“态度”，当然，听话人在理解时需要与说话人一致，这样才能减少误会。伯克说：“箴言看上去的矛盾，其实是由于‘态度’的不同，不同的态度包含的‘情景’策略选择是不同的。例如，‘悔之晚矣’和‘补救不迟’（亡羊补牢）。前一句是责备，其实是在说，‘你最好当心一点，不然就要追悔莫及了’。后一句是安慰，其实是在说，‘不要气馁，事情还没有到轻言放弃的地步’。”伯克在强调箴言和成语的情境的种类时指出，“重要的不是要找到某个可以一劳永逸地‘安置’成语的种类。种类是动态的”，不是要断定一个成语到底是说什么，而是运用于这样的情境，如“承诺、训诫忠告、安慰、抱怨泄愤、预测、指导、计划，而所有这些都与增进福祉的行为直接有关”。伯克在这里指出了运用箴言的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运用箴言或成语能让我们获得对人生有益（增进福祉）的知识；另一个是，箴言或成语不只是让我们知道一些什么，而且要让我们因为知道而有所行动。
（三）作为说理手段的箴言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把箴言看成是一种说服他人的言语方式，他强调的也是箴言的普通知识价值和指导行动的作用。人们运用箴言，是因为觉得箴言提供人生经验和智慧，“给人以智慧和经验的印象”。亚里士多德说，由于箴言很常用，所以“它们显得真实，好像人人都同意箴言的看法”。然而，那只是看上去如此罢了，未必真是这样。亚里士多德还指出，箴言是一种非常简约的看法，其实“就是修辞式推论去掉三段论形式以后剩下的结论或前提”。亚里士多德这句话很容易造成误解，因为按照“修辞式推论”或“缺损三段论”的结构（一个结论直接跟一个理由），箴言可以是缺损三段论的“结论”，但又可以是三段论的大前提部分。亚里士多德指的是后者。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我认为”，而后者则是“大家都认为”。
修辞式推论（enthymeme）又叫“缺损三段论”，是由“结论”加上“理由”构成的。在完整的三段论（syllogism）里，结论是从三段论的大、小前提推导出来的，如果大、小前提都可靠，那么结论就是可靠的。例如：
是人就会死（人终有一死）（大前提）
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
苏格拉底会死（结论）
“丑妻纳袄家中宝”是一个箴言，它是“丑妻纳袄家中宝，因为妻子漂亮，家里有财物可能招惹是非”这句话（一个修辞式推论或缺损三段论）去掉理由（“因为”部分）后剩下的“结论”。在说理中的结论是个人的（我认为），在箴言中则是个人赞同的共同结论（人们这么认为，我认为是对的）。
如果把“丑妻纳袄家中宝”用三段论来表述，便是：
凡是妻子漂亮，家有财物的家庭都不安宁（大前提）
某一家妻子漂亮，家有财物（小前提）
这一家不得安宁（结论）
“丑妻纳袄家中宝”便是这个三段论的大前提部分。由于大前提是一种普遍性的概说，所以本身可以用作一个箴言。
又例如，“鸟为食亡，人为财死”也是一句箴言，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普遍规律，它可以是一个缺损三段论去掉理由（其实只是一个解释，而非真正的理由）后剩下的结论部分（“人为财死，因为谁也经受不了发财的诱惑”），或者是一个三段论里的大前提。
人为财死（大前提）
张三是人（小前提）
张三会为财死（结论）（如因贪腐而犯下死罪）
无论是作为三段论的大前提，还是缺损三段论的结论，这个箴言都是一个说话者自己深信不疑的“主观真理”，而非真正得到了证实的客观事实。
作为大前提（概说或普遍结论）的说法，有的显而易见是正确的，是一个事实。例如，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固有一死”或“是人就会死”，这样的大前提可以成为可靠的箴言。但是，这样的大前提如果添上了另一个概说或普遍结论，如“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就会变得不那么可靠。因为，人并不只有两种极端的死法（泰山或鸿毛），绝大多数的人，他们的死都是不重不轻的“一般死法”，没有理由非要用少数人极端的死法来普遍概括绝大多数人的普通死法。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并非说理，而是箴言式的断言或结论。人们猛一听，会觉得很深刻，高屋建瓴，智慧深远，其实经不起说理的细究。箴言式的演说断语可以起到宣传和鼓动的效果，但却没有考虑到说理可能会遇到的“反诘”（rebuttal）。“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并不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如果放到说理中，人们对它是会有不同看法的。例如，人们会问，就算是平平常常的死，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就死得“轻于鸿毛”吗？衡量死的价值，其实就是衡量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尊严在于，每个平凡的生命都与伟人或英雄的生命有同样的价值。生命的尊严在于在它结束后仍被人纪念，追怀，而不是当鸿毛一样来鄙夷。又例如，泰山还是鸿毛，衡量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有什么唯一的标准吗？地震灾难发生时，为保护孩子而自己死去的母亲，她的生命价值又该如何衡量呢？她没有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是死得轻若鸿毛吗？
亚里士多德以是否需要“解释语”为标准，把箴言分成了两大类，第一类是，箴言“与一般人的意见没有什么不合”，“就不需要解释语，因为它们是众所周知的”。亚里士多德自己提供的例子是“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健康”。其实，它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想的那样“众所周知”，因为有的人愿意为了其他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健康。例如，有一则报道说，有一个女孩子很穷，为了买手机，甚至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所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众所周知”，不过是同意的人比较多而已。可以说，除了绝对的事实陈述，如“人生而必死”“黑夜过后是白天”“人人都有父母”，没有意见绝对一致，绝对不需要证明的箴言。
第二类是，箴言“与一般人的意见不合，或引起争论”，这时候就要加以证明，提供解释。这里面当然有程度的差别。这类箴言又可分成两种，第一种是作为修辞推论的一部分，箴言是一个结论，需要添加理由或说明，如“聪明人不伤害他人”（因为聪明人知道，害人会害到自己”），“君子不欺暗室”（因为君子能够自律）。同一箴言的理由或解释可以不止一个，可能互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
第二种是带有修辞推论的性质（暗含理由），却不是修辞推论的一部分。如，“是人就不要装神弄鬼”。“是人”可以看作是理由或说明，“不要装神弄鬼”是结论——你不要装神弄鬼，因为你是人，不是鬼神。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箴言是最受欢迎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好汉”可以看成是一个暗含的理由，因为你是好汉，所以要有担当。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有争议的情况下用箴言，最好先说理由或解释，然后用箴言做结论，这样比较有力，例如，在争论是不是要逃走时，可以说，“形势不利，走人要紧，好汉不吃眼前亏”。当然也可以先说结论，再加上理由或说明，例如，“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形势不利要吃亏”。也可以直接说，“三十六计走为上”——一个简单的行动指示或建议。亚里士多德还认为，说过箴言后，附加理由和说明，要尽量简短，这样才能收到简洁有力的修辞效果。在说理中运用箴言，所起的主要是修辞而非提供实在理由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结论有充分的理由作为支撑，结论是否为众人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箴言并不重要。但是，箴言对听话人产生的心理效应却是有助于起到说服作用的，这是因为“对于一般事理的陈述，听众听到他们原来持有的对个别事理的意见化成了一般的说法，会感到高兴”。箴言是对一般事理的陈述，比较容易得到听众的认可，这是使用箴言的一大好处。使用箴言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能提高演说者的可信度和智识形象（ethos），给人一种经验老到、善于总结、富有睿智的印象。也正因为如此，“箴言适宜于老年人使用，用来讲述他们体验过的事情。用箴言来讲述自己没有体验过的事情，是愚蠢的，没有教养的”。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讨论的是公共言说（public address），他论及的范围不仅包括三大修辞（法庭辩论、公民大会和公开演说），而且还涉及哲学、政治、历史、伦理和文学等话语。在不同形式的公共言说中，都存在许多可以直接用来表述现成观点的说法，一些被称为“罐头思维”的东西。英国逻辑学家斯泰宾说，“罐头”确实很能说明“罐头思维”的特征，因为“罐头思维接受起来是容易的，形式是压缩的，对于智力营养必不可少的维生素是丢了的”。她接着说，“罐头牛肉有时候是一种方便形式的食品，它也有点味道，有点营养。可是它的营养价值比不上用来装进罐头里的新鲜牛肉。当初它一定是用新鲜牛肉制成的，为的是不让牛肉变陈。同样，一种罐装的信念是方便的：说起来简单明了，有时还带三分俏皮，引人注意。一个罐装的信念应当是一个非罐装的信念的结果。情况有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因素，这个信念就不应该坚持。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思想习惯堵塞我们的心灵，不应该倚靠一些口头禅来解除我们思考的劳苦”。
在我们所知道的各种罐头思维里，相比起令人讨厌的社论、报告、宣传里的八股套话来，箴言应该说是不那么讨人厌的罐头思维，但如果用它来代替或解除我们思考的劳苦，它也照样是当初用新鲜牛肉制成的，但因为装在罐子里而变陈了的牛肉，它对于“智力营养必不可少的维生素”也已经丢失了。箴言是对一般事理的陈述，也是行为的指导，可以善用也可以误用，可以用来说道理也可以用来说歪理，箴言的这种暧昧也正是我们需要对它的运用有所了解，有所甄别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