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疆域问题的余论

疆域是在历史进程中，经过多次境域伸缩与多民族融合形成的政治领属空间，因此疆域不仅是渗透多种因素的复杂体，而且疆域理念之下也有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疆域伸缩的多变性

述及历史时期盛大王朝开疆拓土始终是让论者、听者兴奋的事，但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历史时期多数王朝的版图并没有一直停留在开疆拓土的盛期，疆域延伸只是一时的状态，不能代表整个朝代。就说东汉时期的西域，班超投笔从戎、万里封侯是一件为历代传颂且彪炳青史的业绩，但从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到91年为西域都护，加上此后两任继任者，至107年西域都护撤任，共34年，可以将这34年看作东汉政权掌控西域的时期，这一时段在东汉王朝195年的历史中仅占1/6；随着西域都护的撤任，西域再次陷入匈奴人控制之中。再看唐代，《新唐书·地理志》载：“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这是唐代版图最大的时期。此后随着“安史之乱”爆发，盛极一时的唐王朝江河日落，西域先后为回纥、黠戛斯、吐蕃控制，至张义潮收归河西之前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区几乎不为唐王朝掌控；东北契丹、奚等民族脱离唐王朝，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了辽王朝；10世纪初，交州土著势力渐大，且脱离唐王朝统辖自称节度使，938年吴权称王，彻底脱离中原政权。开元、天宝年间的盛唐版图至晚唐时期几乎四边皆失，《新唐书·地理志》记述的安东、安西、日南以及单于府均不为唐王朝所属。

如前节所述，中原政权疆域的不稳定性主要缘于农耕民族与非农耕民族的力量对比，而经济生活方式不同的背后就是自然环境的差异，正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无论农耕民族还是非农耕民族跨越自身熟悉的生存环境均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二）疆域归属的时间性

图3-6 《元史》中宣政院统领西藏的记载

“自古以来某某地方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话，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曾指出这是不尊重历史的说法，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西藏的归属时间。元朝之前，中原王朝与吐蕃是历史时期中国范围内两个并立的政权，因此此前两者之间的所有交往，如文成公主入藏、唐蕃会盟等等，用今天的视角看可以作为两个政权间的政治交往。大元帝国建立之后，西藏正式归属于中原政权，设置总制院（公元1288年改称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及西藏等地的军政事务，同时在西藏清查民户、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任命官员，并将朝廷制定的刑法、历法颁行于西藏；元朝中央在西藏设置了三个不相统属的宣慰使司，均直属宣政院管理，这就是藏文史书中所说的“三区喀”，元代的这一划置成为此后西藏行政区划的基础。元朝之后，明、清、民国乃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沿不替，不仅拥有对西藏的领属，而且继续实行对西藏的管理，那些将西藏归属中原政权的时间提前到元朝之前的说法均没有历史根据（图3-6）。

疆域是历史的产物，今天我们看到的疆域现状既不是从来就如此的，也不是一朝一代的结果。

（三）“九州与四海=中国+夷狄”

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充当主角的不只是位于中原的汉民族，周边各民族同样做出贡献。“多民族、多元一体化的中国”是近年出现的主流提法，但事实上古代社会早已出现类似的理念，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中日比较史的视角出发》根据中国文献记载提出“九州与四海=中国+夷狄”这一中国古代天下观，这一提法可以在《周礼·职方》中找到线索：“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显然，职方氏执掌天下之图，天下之地不只包括中原地区，也不只包括农业社会，其中涉及的蛮、夷、戎、狄以及六畜均属非农业民族以及非农物产，农业民族与非农业民族共同构成天下。《周礼》将九谷、六畜包融在职方氏的权限内并非偶然，自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原与周边民族的融合是人所共睹的事实，故我们可以在东汉人王充的《论衡》中看到这样的记述：“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舄。”古人置身于疆域伸缩与民族交融的过程之中，我们今天享有的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因此古人的体会更为深刻。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无论疆土局限在农耕区之内还是迈出农牧交错带向非农业区域延伸，民族之间的交融始终贯穿其中，因此疆域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并非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