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发展思潮和发展经验的简要回顾

人均收入可持续增加和经济可持续增长（这种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特征）的过程是现代以来才发生的。从亚当·斯密时代一直到20世纪初期，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放任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好方法。他们假设，在那些繁荣的经济体中，所有关于资源配置的决策都由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中互动的经济个体做出。价格机制不仅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还决定为谁生产。家庭和企业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却使他人和整个社会也从中得到了好处。尽管自由放任的主张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挑战，但它仍然在所有国家都成为研究经济增长的主流理论框架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一理论框架确实提供了有关经济发展的许多真知灼见，但却忽略了连续的、根本性的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过程的重要性，而这一过程恰恰是区别现代经济增长和前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之处（Kuznets,1966）。

经济发展研究沿着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这两条彼此相关却又独立的路径前进着。尽管一些现代增长理论的关键要素（竞争性行为、均衡动态机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收益递减的可能性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已经在古典经济学家的作品中出现（Ramsey, 1928;Schumpeter,1934），但是系统性的建模工作是从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那时一些开拓者使用一些基本变量构建了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一般模型。Harrod（1939）和Domar（1946）引发了大量基于这些路线的研究。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索洛-斯旺（Solow-Swan）模型激起了第一波对经济增长进行系统分析的浪潮。这一研究浪潮的目标是理解增长机制、甄别增长的决定因素、发展增长核算技术，而这些都有助于解释动量的变化和经济政策的作用。这一代研究者强调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地位。这些模型中的一个重要预测是条件收敛，这一预测以资本收益递减的假设为前提——穷国每个工人的平均资本更少（相对于其长期或稳态工人平均资本水平），所以穷国可以增长得更快。尽管这一假设使得模型得出了条件收敛的重要预测，但它仍然看起来很奇怪：技术这一决定一国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却被这些模型排除在外（Lin and Monga,2010）。

这就需要有一个对技术变迁有说服力的理论，于是形成了新的一波研究经济增长的浪潮。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假定技术是非竞争性的，因为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资本和劳动大不相同——它可以在边际成本为零的情况下被他人无限使用（Romer, 1987, 1990;Aghion and Howitt,1992）。然而，重要的是下一个逻辑环节，我们需要对技术的公共品属性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把它看做一个部分可排他的非竞争性物品。这波研究对技术做出重新分类，不仅把技术当做一个公共品，还把它看做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私人控制的物品。然而，把它看做是部分可排他的非竞争性物品，从而给予它某种程度的可排他性或私人专用性，不足以保证生产和使用它的激励是社会最优的。因此，技术市场偏离完全竞争是必要的。这种偏离导致了较高的方法论回报。新古典增长模型把技术和要素积累看做是外生的，而内生增长模型则通过新思想的形成解释了技术随时间增长的原因，并为技术边界（technological frontier）模型提供了微观基础。

接下来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从一国到另一国的技术扩散是如何发生并带来或维持接受国的经济增长的，以及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另外一些国家。为了回答这些重要问题，人们近年来考虑了许多非常有趣的可能性（Jones,1998;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2001; Glaeser and Shleifer,2002）。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取得了进步。然而，在甄别用以维持和加速某些特定国家经济增长的、可操作的政策工具方面，经济增长研究仍面临方法论上的重大困难和挑战。在经济发展理论的这一特定领域，理论进展非常缓慢。Rosenstein-Rodan在1943年的一篇论文将发展问题带入了这一学科的前沿。这篇论文表明，发展的良性循环从本质上取决于单个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和市场规模的互动。具体而言，它认为，只要市场大到能够让现代生产方法的高效率足以弥补高工资所带来的成本，现代生产方式就会比传统的生产方式更有效。但是，市场规模本身又取决于这些现代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用。因此，如果现代生产方式被大规模采用，那么经济发展过程就将是自我加强且自我维持的。反之，经济将被无限期地困于贫困陷阱中。

Rosenstein-Rodan的框架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研究（Chang, 1949;Lewis,1954; Myrdal,1957; Hirschman,1958），这些研究被称为“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这些早期的发展理论认为，市场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在加速经济发展方面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补充手段（Rosenstein-Rodan,1943; Nurkse,1953; Hirschman,1958）。大萧条期间国际贸易的剧烈收缩导致战后出现了关于出口的悲观主义思潮。例如，拉美的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受到大萧条中的经济窘境和贸易条件恶化，以及Prebisch（1950）和Singer（1950）的文章的强烈影响，认为初级出口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是长期的，直接导致了财富从这些资源密集型发展中国家流向了资本密集型发达国家。他们指出，发展中国家避免被发达国家剥削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一个所谓的进口替代过程来发展本国制造业。此外，在亚洲、中东以及之后在非洲，以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独立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

但是，在许多国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用心良苦的政府干预失败了。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拉美、非洲和南亚国家的情形，这些国家那时采取的发展战略中，进口替代和贸易保护是其关键特征。许多前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转轨过程中未能实现有力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违背了由自身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顾国内资本的稀缺，去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了实施这种战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去保护优先部门中大量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Lin,2009a; Lin and Li,2009）。

保护这些不可持续的产业免受进口产品的竞争，也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许多其他成本：（1）提高了进口产品和进口替代产品相对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强化了激励结构的扭曲，使得经济的消费组合未能达到应有的经济效率；（2）过多的小规模生产造成了市场分割，进一步降低了效率；（3）减少了外国企业的竞争，加强了国内企业的垄断地位，而这些国内企业的所有者在政治上有着紧密的联系；（4）带来寻租和腐败的机会，提高了投入成本和交易费用（Krueger, 1974; Krugman, 1993）。

随着结构主义教条指导下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纷纷失败，自由市场理论开始胜出并逐步影响了经济发展思潮，这个趋势因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新革命而进一步被加强。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都对当时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挑战。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出现了，并反驳了结构主义关于如下论断的理论基础：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得一些曾经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无节制借贷的国家无法偿还其贷款。当国际金融市场意识到这一点后，拉美债务危机在1982年爆发了。危机发生前，墨西哥和其他几个拉美经济体正因其占世界相当比例的债务而不堪重负，一连串相互联系的外生冲击更使得它们雪上加霜（Cardoso and Helwege, 1995）。这次危机促使一些多边借贷机构以及双边借贷者（尤其是美国）要求拉美各经济体进行一揽子综合性改革，并提出一整套因循新古典范式的自由市场政策，这套改革方案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Williamson,1990）。

华盛顿共识很快被认为是“位于华盛顿的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施加于那些不幸国家，并使这些国家走向危机和痛苦的一套新自由主义政策”（Williamson, 2002）。这套政策要求积极推行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并执行一套严格的经济稳定方案。然而，就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来说，其效果不尽如人意，充其量是值得讨论的（Easterly, Loayza and Montiel,1997; Easterly,2001）。到90年代末，随着结构主义经济学的逐渐褪色和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盛行，在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个时代的主流研究方法是跨国回归，旨在甄别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个方法重点分析多个增长决定因素的独立效应和边际效应，这导致了对复杂经济模型的线性化。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增长决定因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若想取得成功，一项政策改革必须与其他改革配套进行。人们也普遍认为，从这些回归模型导出的政策方案没有产生切实的结果。

关于非线性的一个替代视角是由Hausmann, Rodrik and Velasco（2005）提出的增长诊断（Growth Diagnostics）或者决策树方法。他们认识到了结构变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作用，并认为各个国家的增长都面临一些“紧约束条件”（binding constraints）。他们指出，这些紧约束因时、因国而异，因此在实践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找出这些约束条件。这个理论实际上强调，政府没有能力同时推进所有改革，政府需要依据影子价格揭示的信息排出各项改革的优先序。值得注意的是，增长诊断方法是难以操作的，除非我们放弃各领域改革的互补性假设，而这一假设正是线性增长回归模型的主要特征。

尽管主流经济学理论预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会缩小，但事实上却越来越大，这引起了争议。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政策处方错了，或对其效果的预期错了，或者二者都错了；另一些人则指出经济增长的研究者忽视了异质性（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有人认为，经济增长的跨国分布可能具有多种模式（存在“收敛俱乐部”（convergence clubs）），但这仍未解决关于经济增长研究新方向何在的争论。相反，一些基本问题又回到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中：在寻找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时，发展经济学家们是否找错了地方？是否更应关注制度（或制度结果），而不是关注政策或仅仅关注政策？此外，如果它们没有反映其他因素的影响，良好的制度结果是怎样得到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一直在搜寻这些问题的答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试图更好地理解政策、制度变迁或外国援助究竟是通过怎样的因果关系和传导渠道来影响经济增长的。这些因果关系和传导渠道也正是经济增长研究越来越多地集中于住户和企业层次上的微观行为的根源所在，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允许经济中（国家之间以及国内）存在异质性；二是弄清楚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如何具体作用于微观层面。

国际援助的有效性也越来越令人失望，使得人们开始对发展项目和方案的效果进行更严格的评价。这就产生了发展研究的一条新思路，由麻省理工学院贫困研究室的经济学家们领衔推动，其目的是通过随机化控制试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 RCT）或社会试验，“以基于科学证据的政策来减贫”。尽管随机化控制试验有助于理解一些特定的微观发展项目的效果，但它们的出发点往往不是在战略上清晰地评估一个特定的方法如何填补我们最为迫切希望知道的知识空白（Ravallion,2009）。他们往往是先选定某一特定的研究方法，再选择适合使用这个研究方法的问题来研究。由此产生的对政策制定有用的结果往往是研究过程中偶尔出现的副产品，而不是一开始就设定的目标。

最近的微观实证研究可能的确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了一些重要问题，比如投资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家庭行为对生产率的影响等（Rosenzweig and Wolpin,1985）。但是，“存在一种风险，发展经济学如今的大部分研究，其领域过窄且/或普适性较差，对于减贫、促进结构变迁和持续增长益处甚微”（世界银行，2010）。

现在，已经到了重新审视发展经济学的现状、从过去的经验和知识中学习、提供新的思想和框架的时候了。下一部分我将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经济学理论阐述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这一新的结构经济学用新古典方法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及其动态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