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发展经济学的重构

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是比较熟悉的。但对什么是“结构经济学”则有些茫然。2009年，我不揣冒昧，对什么是结构经济学做了一番解释：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子学科，结构经济学（Structural Economics）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并未听到过结构经济学的提法。我所知道的只是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经济学结构主义的开山鼻祖是著名左派经济学家、拉美经济委员会主任普列比什（Raul Prebisch）。结构主义经济学与其说是经济学的一个子学科，不如说是发展经济学中强调经济的结构特征的一个学派。1983年哈佛大学教授泰勒（Lance Taylor），出版了他的著名著作《结构主义宏观经济学》。在书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其制度和成员的行为，使得某种特定的资源配置和演化的方式（pattern）远比其他方式更有可能出现，这个经济就具有结构。”换句话说，任何经济体都有特定的制度，其成员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是政治人、社会人。经济理论不应该仅仅是由关于经济人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最大化问题及其对这些问题的解的讨论的集合。但是，泰勒并没有专门研究某一特定经济的制度与结构。《结构主义宏观经济学》虽然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从未进入经济学的主流。结构经济学的正式出现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1992年美国纽约大学的杜钦（Faye Duchin）发表了一篇题为“工业投入—产出分析：对工业生态学启示”（Industrial Input-Output Analysis: Implications for Industrial Ecolo gy）的文章。在文章中，她指出，结构经济学是从一个经济体的具体的可观测的构成部分以及相互关系出发，对整个经济体的一种细节的、细分的描述。一个经济体的结构特征可以用形式化的数学模型描述，其中最重要的数学工具是投入—产出分析。事实上，杜钦在1998年出版一本以结构经济学（Structural Economics）为题的专著：《结构经济学：技术、生活方式和环境变化的度量》（Structural Economics: Measuring Change in Technology, Lifestyles, and the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1998）。在这本专著中，杜钦把定性方法同以投入—产出分析和社会核算为基础的定量方法相结合，对居民生活方式、技术选择，以及两者对资源利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以结构经济学为书名的最新著作可能是荷兰第尔堡大学的拉（Thijs ten Raa）的《结构经济学》（Structural Economics, Routledge, 2004）。拉认为，经济结构包含三个要素：生产者所拥有的技术、资源禀赋和居民消费偏好。结构经济学的任务是提供一种包含上述三个要素的国民核算框架，并以此为工具分析诸如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速度将产生什么影响之类的问题。拉的《结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里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散见于各类文章中的对于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讨论。例如，威廉姆斯（Bob Williams）提出：“结构经济学所研究的是经济体财富的存量（资本）和流量（收入）的分配不均，对作为整体的经济运行所产生的影响。”总的来看，尽管讨论经济结构问题的文献汗牛充栋，尽管“结构变化”、“结构失衡”、“结构调整”和“结构改革”属于当今经济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到目前为止，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中，结构经济理论研究一直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那么，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又应该如何界定呢？从《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来看，林教授所讨论的问题基本是发展经济学问题。正如他所指出的，与用以总量生产函数（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为基础的增长理论（Growth Theory）不同，发展经济学中的各流派都强调结构和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林教授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强调了要素禀赋结构和这种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的政策主张是“一个特定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求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和新技术的引进，同时基础设施也要相应改善以有利于经济运行”。换言之，一个国家应该根据“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显然，林毅夫试图运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和一些基本原理，特别是比较优势理论，来梳理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并为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林毅夫的这种努力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正如罗德里克在其评论中所说：“结构主义最中心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在本质上与发达国家不同。……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把两套思想结合起来，就能够产生一套新的发展经济学。”窃以为，把林毅夫的理论称为“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比“新结构经济学”似乎更为妥帖。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林教授的思想：经济增长过程也是一个产业升级的过程。而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要建立在给定时点上特定要素禀赋状态（“要素禀赋结构”）的基础之上。在没有市场扭曲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将会给出必要的信号，引导（“先驱”）企业根据要素禀赋机构的变化，重新配置资源实现产业升级。但是，由于存在市场扭曲，国家应该介入、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以纠正这种扭曲，使企业得以实现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产业升级。显然，林毅夫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

在他的专著中，林教授以大家风范收入了一些对其观点提出批评的文章。阅读这些文章和林毅夫的回应，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林教授的观点很有帮助。在表示基本同意林教授思想的同时，罗德里克对林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质疑：“林毅夫不希望政府采取‘传统意义上的’进口替代战略去培育那些‘背离国家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但是培育那些背离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就是日本和韩国在转型时期做过的事情吗？不就是中国一直在成功进行的吗？”斯蒂格利茨提出了类似的质疑：“国家无须受限于传统的资源禀赋决定的发展方式。更重要的是知识和企业管理的‘禀赋’。……如果韩国让市场自己运行，它就不会走上成功发展之路了。静态的生产效率要求韩国生产大米；如果韩国真这样做的话，它今天可能称为最高效的大米生产国之一，但是它仍然会是一个穷国。”

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优势理论证明了国际分工的好处，但不能作为产业升级的指导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有三个基本版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中国的一般读者往往把比较优势理论混同于绝对优势理论。在现实中，我们的政策也是以绝对优势而非比较优势为指导的。这个问题，这里我们置而不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是比较优势理论的现代版，林毅夫所依据的主要是要素禀赋说。我认为要素禀赋说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假设前提过于严格；第二，完全是静态的；第三，难以应用于产业层面。要素禀赋说适用于一个没有摩擦的大同世界。但很难应用于民族国家林立，弱肉强食的现实世界。试问，根据要素禀赋说，中国是否应该发展航天工业呢？中国是否应该建立粒子对撞机呢？如果当时中国没有轻易放弃对大飞机的研究和开发，中国何至于在后来的三十多年中花费上千亿美元购买大飞机呢？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中国在航空发动机方面依然未赶上世界最先进水平。显然，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发上没有比较优势，是否当初中国就不应该搞航空发动机研发，或现在应该放弃呢？

林毅夫完全了解比较优势理论的静态性质，因而特别强调了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问题。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是产业升级的基础。但要素禀赋结构是如何升级的呢？林毅夫似乎把资本/劳动比的变化作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主要表现（例证）。问题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是同质的，而产业升级涉及的是异质资本。资本/劳动比的变化可以推导出资本和劳动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的变化，但无法解释技术转换（产业升级）。希望林毅夫能够把要素禀赋结构概念由宏观层面具体化到产业层面，从而建立起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和产业升级的逻辑联系。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国政府确定了节能环保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试问，这七大产业的确定与中国目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有何关系？如果没有关系，政府确定这七大产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是否就是错误的？此外，中国政府最近提出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政策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又有何关系呢？如果没有，是否可以说，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说并没有关于产业升级的足够解释力和预测力呢？

可以看出，尽管强调应该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产业升级的时序和路径，林教授对政府使用产业政策是支持的，只是不希望政府滥用产业政策。我个人相信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在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阶段，产业政策不可或缺。因为是处于赶超阶段，发展中国家政府完全可以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为本国产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创造条件，为经济在日后的起飞奠定坚实的基础。很难想象，如果中国当初按照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理论来推动工业化，而没有在“一穷二白”的50年代建立起来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相应的科学和教育基础，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当然，“真理再向前迈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政府产业政策把产业发展引向死路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越是接近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余地就越小。就目前的中国而言，产业政策依然是必要的。但产业政策不是政府直接操作项目；不是“挑选冠军”。在经济已经起飞的阶段，产业升级应该依靠包括企业、基础研究机构和政府在内的整个体系的学习和创新。学习和创新的动力来自“公平竞争”。而“公平竞争”的环境则是由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创造出来的——裙带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创造不出这种环境。如果没有必要的制度环境，产业政策大概只能加大市场扭曲、加重腐败。例如，政府采购本来是一项有助促进产业升级、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但是，在徇私舞弊之风盛行的情况下，政府采购成了抑制竞争，保护落后，为特定个人、企业和社会集团输送利益的手段。这种“政府采购”没有也罢了。

在肯定产业政策作用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应该充分重视自己的要素禀赋特点，并把由这种特点造成的竞争优势发挥到极致。谁能否认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对中国经济起飞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呢？没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中国就无法解决就业问题、就无法进入世界市场、就无法接受国际竞争的考验、就无法积累必要的资金和相应的制造技术。但是，按要素禀赋结构配置决定产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并未解决产业如何升级的问题。中国通过加入国际生产网络、充当国际加工者和装配者，发挥了劳动禀赋充裕这一优势。加工贸易固然给东莞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带来了繁荣，但在经过二十多年实践后的今天，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状况并无根本改变，而且似乎也难于改变。与此相对比，沿另一条路径发展的韩国企业，如三星等却上升到了技术的最前沿，对苹果形成了严重挑战。

当然，林教授所讨论的是一般发展中国家，而不是中国这样的特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他强调根据要素禀赋结构确定优先发展的产业思想对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并不怀抱强国梦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存在着丰富的多样性和巨大的差异性，其发展的初始条件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大不同。因而，中国大概可以容纳两种以上的发展模式。一些省份和产业部门按要素禀赋结构的特点寻求发展；另一些省份和产业部门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寻求发展。但对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数目众多的发展中小国来说，走按禀赋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或并不寻求升级——因为我们依然不清楚如何升级）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和林毅夫并无根本分歧。我们的不同大概仅仅是角度和侧重点的不同。

在过去5年中，林教授在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为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林毅夫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所积累的经验和对经济发展理论的思考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宝贵财富。衷心期待林毅夫取得更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