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罗德里克
林毅夫希望让结构主义经济学重回历史舞台，我十分支持他的想法。他希望将结构主义的思想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思维结合起来，我同样支持这一想法。我已经支持他两次了，我暂时保留我的第三次支持，这样我就能对他写的一部分内容持保留意见。
结构主义最中心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在本质上与发达国家不同。它们不只是富裕国家的缩小版本。要理解低发展水平的困难，就必须理解就业结构和生产结构是如何决定的，特别是传统和现代生产活动下社会边际劳动产出之间的巨大差距，还必须理解如何克服结构转变的障碍。
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如果我们想要对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提出建议，我们就需要理解人们面对的激励。比如说，为什么老师会教书，并把有用的知识和技巧传授给学生；为什么企业家会在新的经济活动中投资；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忘了政府部门的工作者也必须有激励去做经济意义上“正确”的事情。）
把这两套思想结合起来，就能够产生一套新的发展经济学，它既不摒弃当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又能够适当考虑到发展中经济的特定情况。这样的发展经济学才是政府进行经济干预合适的依据。它既不假设政府全知，又不假设政府完全利他。它能正确看待市场的力量和效果。但它也不会毫无保留地认为发展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只要政府不加干预，发展本身就能自动进行。
因此，正如林毅夫正确指出的，政府在促进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中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列举了政府的许多值得期待的功能，例如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企业间和产业间的投资、信息外部性的内部化、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等。这类政策在发达的经济体中可能是不必要的或者多余的，但是对于急需发展的贫穷国家来说则是必需的。
为了区分传统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和他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林毅夫指出了二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传统的结构主义学派倡导的政策与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不一致。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第22页）。林毅夫认为，政府的政策应该“服从”比较优势，而不是“抵制”它。
这里就是我要跟林毅夫讨论的地方。林毅夫似乎希望同时支持和反对比较优势，我不明白这如何进行。如果你像林毅夫一样相信外部性和协调问题需要得到解决，那么你就必须承认这些问题妨碍了企业合理地进行投资，你就必须承认市场给企业家发送了错误的信号——在这里投资，而不是那里，这时根据市场价格反映的比较优势来配置资源，对社会来说就是次优的。只有当市场价格能够真实反映比较优势的时候，比较优势才对企业有实际意义。
所以当林毅夫建议政府介入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且向政府推荐上面列举的政策——协调投资、培育新产业等——的时候，他也同时建议政府抵制市场价格反映的比较优势。在这一方面，在传统学派和新学派之间并没有太多分歧。
林毅夫不希望政府采用“传统意义上的”进口替代战略去培育那些“背离国家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但是培育那些背离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就是日本和韩国在转型时期做过的事情吗？不就是中国一直在成功进行的吗？根据我的计算，中国出口的产品是一个比它富裕3—6倍的国家应该生产的。如果中国凭借其巨大的农村劳动力剩余，专门化生产它的要素禀赋决定的产品，那么它会像现在这样出口高级产品吗？
在这种条件下，有些人区分了静态和动态的比较优势，但我不认为这个区分是适当的。市场失灵在市场价格和社会边际价值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并且扭曲了用以显示比较优势的相对价格。这些扭曲是反映在跨期相对价格上，还是反映在现在的相对价格上，这些都不重要。林毅夫推荐的那些政府政策旨在抵消这样的市场扭曲，它们的预期效果是诱使企业做出背离比较优势的选择。
我觉得我与林毅夫的分歧主要是在方法论上——甚至可能只是用语上，也许实际上并不重要。可能林毅夫心中所想的，是现在的产业政策需要比旧结构主义者推荐的温和一点。它们必须更尊重市场和激励；必须充分注意到政府失灵的影响；还必须特别考虑市场失灵，而不是去特别考虑私人部门那些模糊的缺点。我同意以上所有观点。
但是存在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它与我们刚刚得出的政策含义相关。原则上来说，用于应对市场失灵的政策应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如果问题是一种信息溢出，那么最优的方法就是补贴信息产生过程。如果问题是缺乏协调，政府的最优方法就是撮合各方，协调投资。事实上，我们不是总能准确地甄别出市场失灵，也不是总能找到有直接针对性的解决方式。现实情况是，结构主义——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新学派——要求的那类政策必须在一个次优的环境中实施。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一切就不再是那样直接有效了。
可想而知，这就是林毅夫所建议的渐进法，比如渐进地进行贸易自由化。对于一些难以事先准确甄别，或者不能用庇古最优干预手段适当应对的市场失灵来说，这样一种方法至多是一种次优的补救方式。但是这与旧结构主义方法有多大不同呢？大部分结构主义者不也认为政府保护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具有了必要的工业能力之后就该摒弃吗？
我再次重申，我与林毅夫的分歧是次要的，相比我们在大部分观点上的一致，这些分歧不值得一提。我们的争论有点像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内部争论——革命是需要加强阶级斗争呢，还是可以跳过阶级斗争呢——而他们的观点跟外部世界大不相同。
作为一个同行者，我被林毅夫所尝试做的事情深深地鼓舞着。现在是应该恢复他理论中的那些常识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地位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