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代表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的代表是重农主义，在此之前是以布阿吉尔贝尔、坎蒂隆为代表的早期探索，他们从生产领域研讨政治经济学理论，从宏观角度来考察一国的生产与消费，强调农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从而成为重农主义的先行者，也是后来若干经济理论的先驱。

与英国不同，直至17世纪下半叶法国仍然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导，虽然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力量相当薄弱。特别是路易十四在位期间，法国穷兵黩武，庞大的战争开支以及封建君主的肆意挥霍导致国库十分空虚。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法国王权求助于资产阶级，实行了有利于大工商业资本的重商主义政策，即柯尔贝尔主义。但是由于长期的沉重剥削，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农民的负担十分沉重。农业的凋敝又造成市场狭小，谷物价格上涨，从而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整个社会经济陷于崩溃，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法国的一些思想家开始重新探索振兴法国经济的道路，从而形成了具有法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一、布阿吉尔贝尔的经济学思想

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de Boisguilbert,1646—1714）出生于法国诺曼底省卢昂，青年时代在巴黎研究法学，曾担任过卢昂的地方法院法官等工作。他曾走遍法国各省，了解到农民绝望的处境，并认识到农民的极端贫困也是造成工业凋敝的主要原因，因此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计划和方案。但由于他抨击时政，被政府认为是危险分子，他的书籍被查禁，本人也被流放。布阿吉尔贝尔的代表著作主要有《法国详情》（1695—1697年）、《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1705年）、《法国的辩护书》（1707年）等。

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法国一切的不幸归因于重商主义政策，因此，在著作中，他以顺从“自然规律”为基础，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观点与政策。首先，在关于财富及其来源的问题上，他认为金银只是便利交换和流通的媒介物，并不是财富，真正的财富“包括人们全部的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的快乐的一切物品”。同时，他还提出一切财富归根结底来源于土地，“一切的财富都是来源于土地的耕种”。从财富的概念出发，布阿吉尔贝尔将农业作为理论研究的重心，并竭力主张发展农业。

布阿吉尔贝尔指出一切财富都源于农业，农业是其他一切产业发展的基础，“全国没有一个行业不是靠土地的产品来维持生存的”。因此，他认为法国的困难主要源于农业的凋敝。柯尔贝尔主义为保证“皇家工场”的发展而极力推行禁止谷物输出和维持谷物贱价等极端政策，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的减少又传递到整个经济，导致社会陷入危机之中。针对这种情况，布阿吉尔贝尔提倡解除谷物输出的禁令，提高谷物价格，与此同时，他又强调为了经济增长，国家富裕，必须在农业与其他各个产业之间保持平衡和协调。在如何保持平衡和协调的问题上，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客观规律，因此提倡“听从大自然的安排”，这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思想被后来的学者发展成为“自然秩序”。

针对当时混乱的市场状况，布阿吉尔贝尔对交换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商业活动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但是商品的交换也要符合自然规律，也就是说，在交换过程中，商品必须按照“公平的价格”或者“一定比例的价格”交换。在他看来，这个公平的价格要能够偿付生产商品的费用，而进一步说就是“劳动的比例”。布阿吉尔贝尔将交换原则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并正确地用劳动理解商品的价格，已经具有一定的科学因素。但是，他的理论还不是真正的价值论，也还不能被称为劳动价值论的发现者。

与重商主义者相对立，布阿吉尔贝尔虽然不反对商业活动，但却极力反对货币，认为货币是人民贫困和社会罪恶的原因。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农民极其贫困，柯尔贝尔推行的税制改革将原来的实物税改为货币税，同时又将谷物等农产品价格限制在极其低下的水平上，还严格禁止法国谷物出口，这一切手段使得农民的生产生活难以为继，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国王、贵族疯狂敛财，生活极致奢华。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布阿吉尔贝尔激烈地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求金欲，认为“理财术”就是一个蒸馏器，它使多得惊人的货物和商品蒸发，以便获得货币这种致命的膏汁。布阿吉尔贝尔将自然和协调的思想贯彻在他的货币论之中。货币的存在仅作为流通的媒介，因此，货币的数量只需足够支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就可以了，在这个范围之内，货币是善良的，因为这么多的货币是必需的，有益的，反之，超过了这个数量，货币就成为邪恶的金钱。

最后，布阿吉尔贝尔从整个国家的经济出发，深入而详尽地分析了税制改革对消费的破坏作用。当时的法国税收种类繁多，尤以人头税为重，但是那些贵族、牧师、公务人员可以要求豁免，甚至地主也可以利用各种途径少交，后来法国又实行了沉重的消费税。这些税收吞噬了穷人大部分的收入，使得他们根本无法消费，进而导致公共收入减少。他从宏观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出发，提出了“消费和收入只是一种同一样的事物；因此，破坏消费就是破坏收入”的理论。

二、理查德·坎蒂隆

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出生于爱尔兰一个贵族家庭，后移居法国，在巴黎从事银行和贸易业务。代表作《商业性质概论》是在他遇害去世二十余年后出版的。该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讨论了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货币问题和对外贸易问题。这本著作不仅对重农主义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受到了斯密的特别关注。然而由于魁奈和斯密这类灯塔式人物的出现，坎蒂隆的作品不再受到关注。直到19世纪下半叶，杰文斯发表了《理查德·坎蒂隆及政治经济学的民主性》一文，将《商业性质概论》称为“第一篇系统的经济学论文”，是“政治经济学的摇篮”，坎蒂隆的学说才再次受到世人的关注，对后来的经济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坎蒂隆的理论一定程度上起源于配第，但是又在许多方面超越了配第，特别是在理论的系统化方面。

1．关于财富及价值

与配第一样，坎蒂隆强调财富的物质属性，并认为土地与劳动是财富形成的重要因素。他提到“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生产它的形式”。既然物品的生产离不开土地和劳动，他自然地把任何物品的价值归结为由土地和劳动来决定，“任何东西的内在价值都可以用在它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土地的数量以及劳动的数量来度量”。接着，他将劳动还原为维持劳动者及其后代所需的一定量土地产品，进而把它归结为生产该产品所需的土地数量。在这里，由于他混淆了价值与物质财富，因此错误地把土地看作创造物质财富进而创造价值的最终因素。

坎蒂隆的价值论已经具备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雏形。他首先区分了市场价格和内在价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形成机制。与其财富论相关，坎蒂隆认为，既然物品的内在价值是由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决定的，是对进入某种商品的生产过程的劳动和土地的数量与质量的测量，则绝不会发生变动；而市场价格是由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决定，由于市场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因为一个国家商品生产和消费的比例不可能自始至终是协调的，市场价格就会发生变化甚至这种变化是永不休止的。坎蒂隆进一步指出，在组织完善的社会中，物品的消费是相当稳定一律的，因而，市场价格不会过于偏离内在价值。可见，坎蒂隆已经发现了市场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且也能够正确地理解供求规律。

在此基础上，坎蒂隆进一步阐述了市场价格是如何引导生产与需求实现均衡的。他认为，农场主利用土地生产什么的决定取决于市场价格的高低，如果市场中羊毛的价格高涨，农场主在下一年就会注意多生产羊毛而少种谷物；如果在下一年，相对于需求，羊毛的产量多而谷物的产量少了的话，农场主又会不失时机地调整再下一年土地的利用情况，直到使自己的生产与消费大体适应。实际上，他讨论的就是价格在市场中具有的信号功能，而他提出的消费与生产相适应的思想实际上也是长期均衡问题。坎蒂隆先于其所处的时代提出了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可以说他代表了斯密之前经济学的最高水平。

2．关于农业及社会总产品流通理论

坎蒂隆从财富的物质观出发，极力强调农业及土地耕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农业是一国所有阶级和居民生存和致富的源泉，因为他们的消费最终都来源于农业劳动的产品。坎蒂隆关于农业的观点成为魁奈等人的思想基础之一，也为重农学派的纯产品理论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

以农业及土地产品为基础，坎蒂隆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社会总产品的流通问题。他将一国的居民区分为租地农场主、城市手工业者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部分，并以此分析农业年产品是怎样经过循环流通在各阶级之间分配和流通的。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土地所有者是最重要的。因为地主通过支出，不仅养活了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也因为租出土地为农民提供就业及收入从而养活了农民。由于对农业产品的需求远大于对工业品的需求，因此，货币最终趋于从制造业流向农业部门，同时，租地农场主、农民又要向地主缴纳地租，因此，货币又会从农场主、农民的手中流向地主的腰包，接着，新一轮的生产和支出的循环就会重新开始。土地所有者的爱好、时尚以及生活模式决定了土地等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配置，决定了不同物品的价值，因此，只有土地所有者才是“天然独立”的，是他们推动着整个经济。

3．关于货币理论

货币论构成了坎蒂隆理论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他与洛克一样关注货币的流通过程，建立了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一国中货币的充裕与稀缺永远会提高或降低交易之中的一切东西的价格”的观点。与洛克不同的是，他更深入地研究了流通货币量增加引起商品价格上涨的机制。

他以货币进入经济的不同形式为视角，考察货币量增加对经济中的各个主体产生的影响，提出货币量的增加会使东西变贵，但是流通货币量的增加与物价水平上涨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比例关系。他认为，如果是通过采矿获得的货币增加，那么采掘者将首先增加收入，进而支出更多，那么为他们提供服务或商品的农民及其他人会因需求增加而得到更多的收入，所以随着收入增加的效应，需求增加，刺激物品的价格上升，并不断扩散到全国各地。当生产者发现生产的成本增加的时候，就不得不提高他们的物品的价格。当国内物价持续上涨的时候，人们将更倾向于进口，这样就会造成贸易逆差，国内的货币流出以偿付进口商品，那么国内的生产者会陷入困境。如果货币的增加来自贸易顺差，那么国内商人的财富增加，生产出口品的人的收入也增加，土地和劳动力的价格会增加，但是由于货币是在那些热衷于创造财富的商人的手中，他们不会增加消费，而是将货币积累起来以备将来投资支出，这样产出会扩大，而不是支出，因此，物价不会上涨。

因此，货币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不是确定的，它取决于是哪些人持有货币，因为不同的人对货币有不同的利用，也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4．关于贸易理论

坎蒂隆对于贸易政策的态度与重商主义者一样，主张实施以制造业贸易顺差为目标的贸易保护政策。但是他的出发点与重商主义者截然不同，他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认为贸易顺差可以允许英国有更多的货币进口粮食，从而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的增加毫无疑问将使英国日益强盛。

三、弗朗斯瓦·魁奈与重农主义体系的建立

重农主义是最早出现的体系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它产生于18世纪50到70年代，创始人是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和米拉博侯爵（Victor de Riqueti, Marquis de Mirabeau, 1715—1789）。当时的法国正值与英国的七年战争时期，财政面临着巨大压力，而国内经济已经陷入绝境。由于长期实施柯尔贝尔主义，农业已经濒临破产，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情况也不断恶化，法国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为了解决危机，法国国王采用了英国经济学家、银行家和冒险家约翰·罗（John Law,1671—1729）的经济建议，企图靠流通领域解决危难，结果导致法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情况下，魁奈等人定期聚会，讨论经济问题及政策，通过《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公开发表重农思想，并逐渐吸引了一批忠诚的信徒，形成了有共同纲领和有组织的独立的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出生于巴黎西部的梅里村的一个农场主家庭，接受了正规学校教育，并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很快获得了显著的成就。1744年，他获医学博士学位，成为法国科学院的成员。他做过法王路易十五的宫廷医师，被封为贵族。晚年的魁奈对经济学和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他对农业的观察和研究撰写了几篇关于佃农及农业资本的文章发表在《百科全书》上。魁奈构建了完整的重农主义理论体系，并提出了改善法国经济状况的纲领以及一整套政策、主张和措施，成为法国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领袖。

魁奈主要的经济学著作有《农民论》（1756年）、《谷物论》（1757年）、《赋税论》（1757年）、《经济表》（1758年）、《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1763年）、《经济表的分析》（1766年）等。在这些作品中，魁奈分析了法国农业经济恶化的原因，提出了与占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截然不同的财富观点，并主张改革税制，减轻农业、农民的负担。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经济表》与《经济表的分析》。

1．自然秩序与魁奈的研究方法论

魁奈长期从医的经验及背景对其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认为，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也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自然秩序（Physiocratie）。自然秩序根源于造物主的最高意志，因而一切人都必须遵守，来源于自然秩序的理性是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征。为了使国家能够稳定繁荣，人们就必须要利用理性去获得关于自然秩序的知识，并按照其准则制定那些政治、法律、经济等人为秩序。“如果在这样的国家，政府为理性的灯光所照亮时，则有害于社会和君主的实在法就会被取消”。反之，如果那些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整个社会就会处于疾病状态。因此，正如医学中只有了解了病理机制才能制订治疗方案一样，经济学者也必须首先了解经济生活的机制，才能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方案。

“自然秩序”集中体现了魁奈及其理论体系的价值观基础。虽然承认人类经济活动受到“自然法则”的制约不是历史上的首次，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却是第一次被体系化地贯彻在其理论学说之中，并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

魁奈的自然秩序还具有有机性的特征。魁奈从血液在人体内循环的道理类推出人类社会中一切事物都是相互内在联系的。种种的要素处在相互斗争的状态中，但同时它们也相互支持，相互促进。“这种令人惊叹的机构的秩序和经过，是由造物主所最后决定的。对于规定这一切事物的伟大规律，是贯穿到各个部分，并且统辖着全体。”基于经济范畴有机联系的思想，魁奈对经济机制的研究也采用了生理解剖法，深入分析社会总产品生产及流通过程，包括各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各部分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了以《经济表》为代表的重要理论体系，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纯产品学说

魁奈在《谷物论》里首次提出了“纯产品”的概念，纯产品是魁奈及重农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更是重农学派政策主张的基石。魁奈及重农学派学者认为只有物质财产才构成财富，其来源不是流通领域，而是农业。农业的生产活动不断增加产品数量，除了补偿生产中耗费的生产资料（即种子）、工人的生活资料和农场主的生活资料外，还有剩余产品，这个剩余就是“纯产品”。

如果说纯产品是产品的价值超过该产品生产费用的余额，那么实际上就是在说纯产品就是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因此，纯产品学说实际上是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理论。魁奈通过纯产品的概念，将研究的中心从流通过程引向了生产过程，确定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是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的开始。

然而，魁奈及其追随者进一步强调只有农业才是唯一创造财富的部门，认为工商业不过是对财富进行的流通或者是对农产品的加工，并不能使物质财富的数量增加。在此基础上，他们将所有形式的收入都归纳为“自然的赐予”，是“土地的恩惠”，从而否认了劳动的一般抽象性，否认了工商业的劳动者也创造价值的事实，具有片面性。

3．社会阶级与农工商关系

基于纯产品的概念，魁奈对社会阶级进行了划分，是他的理论体系中重要的内容之一。他认为社会是由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两部分构成的，生产阶级是指能够生产纯产品的、从事农业的阶级，包括租地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并包括地主及其从属人员，以及国王、官吏和教会在内的土地所有者阶级；不生产阶级则指那些不能生产纯产品的阶级，实际上就是工商业资本家和工人。

魁奈这样划分阶级的意义在于将资本范围限定于农业上的投资。他认为只有投在农业上的资本才是生产的资本，投在工业和商业上的资本是不生产的。这样，资本就有了两个部分：年预付和原预付。年预付是指每年农业资本家预付的资本，如种子、肥料和工人的工资等；原预付是指几年才预付一次的部分，如房屋、仓库、耕畜、农具等。可见魁奈已经合理地区分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对于研究产品总价值的形成与构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魁奈常用树根与枝叶的关系来比喻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而工商为末叶，“我们必须培育树木的根基，不应只考虑枝叶的处理。最好使枝叶自由地繁荣发展。但不能忘记为生产和增殖供给必要的树液的土地。”发展农业“注意的是树干”，看到的是“一个大国的经济基础的本质”，而重视工商业则“只抓住了它的桠枝”，“不能摆脱小的贸易国家工业发展的图景”，“前者引导国家走向富裕，后者会把它搞垮。”

虽然他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国家收入的源泉，但魁奈也承认工商业在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认为商业越繁荣越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对农业帮助愈大，甚至有时他还将从事农产品交易的富裕商人与富裕的租地农场主相提并论，认为前者是仅次于土地所有者的最重要的市民阶级，“最诚实而最值得赞赏”。

4.《经济表》

以纯产品学说为基础，魁奈深入分析了一个大规模生产的农业经济社会中社会资产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并在一张表中用连接了六个点的五根线条进行了总结，因此被称为《经济表》。重农学派的另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米拉博曾将《经济表》与文字和货币并列为有史以来世界上三个伟大发明之一；马克思也曾高度评价该表“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魁奈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著名的《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

在《经济表》中，魁奈假设了一个不存在国际贸易的封闭的经济社会模型，整个社会被分为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以及不生产阶级三个部分，产品交换仅在三个阶级之间发生，其内部的流通暂不考虑，价格也不发生变化。全部的起点是一年中已经生产出来的价值为50亿里弗尔（货币单位）的总产品，三个阶级各自的基本情况是：

（1）生产阶级投入生产的原预付为100亿里弗尔，即固定资产投资。每年有十分之一用于消耗（折旧），则计入生产费用10亿里弗尔；年预付20亿里弗尔，全部计入生产费用。那么，总产品价值50亿里弗尔减去30亿里弗尔的生产费用，剩下的20亿里弗尔即为纯产品，由生产阶级将其转化为货币后作为地租交给土地所有者。

进一步来讲，50亿里弗尔的总产品在物质形态上包括了40亿里弗尔的粮食和10亿里弗尔的工业原料；价值形态上分为原预付的折旧10亿里弗尔、年预付20亿里弗尔和纯产品20亿里弗尔。生产者必须保留20亿里弗尔的粮食，相当于年预付，用于下一次生产，因此，这部分总产品不能参与流通；其余30亿里弗尔的总产品则进入流通，从物质形态上来讲，包括20亿里弗尔的粮食和10亿里弗尔的工业原料，在价值形态上包括10亿里弗尔的原预付和20亿里弗尔的纯产品。

（2）不生产阶级每年投资20亿里弗尔，在流通开始时就有加工出来的价值20亿里弗尔的工业品，包括10亿里弗尔的生活用品和10亿里弗尔的生产用品；从价值上讲，包括不生产阶级的原料预付10亿里弗尔和不生产阶级维持生活而消费的10亿里弗尔生活资料。

（3）土地所有者阶级每年从生产阶级手中获取20亿里弗尔的地租作为收入，这也是国内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总额。

这里发生的五次交换行为可以具体描述为：

首先，为满足生活需要，土地所有者阶级以地租收入的一半10亿里弗尔向生产阶级购买粮食，然后再以剩余的10亿里弗尔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品。这样，土地所有者阶级以全部的收入换得了10亿里弗尔的粮食和10亿里弗尔的工业品，满足了他们的生活需要，而生产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分别得到了10亿里弗尔。

然后，不生产阶级用交换得到的10亿里弗尔向生产阶级购买农产品（粮食）。这样，生产者阶级又得到了10亿里弗尔。

再后，生产阶级用10亿里弗尔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品（如农具等）以补偿原预付。这样，又有10亿里弗尔流回到了不生产阶级手中。

最后，不生产阶级又用这10亿里弗尔向生产阶级购买农产品作为工业原料以补偿原预付，结果10亿里弗尔又回到了生产阶级手里。

在一年的时间里，流通的结果是：土地所有者阶级用地租收入得到了所需的全部消费资料，满足了生活需求；不生产阶级用他们20亿里弗尔的工业品换得了10亿里弗尔的原料和10亿里弗尔的粮食，保证了生活的需求和再生产的继续；生产阶级保留了20亿里弗尔的粮食作为下一个年度的年预付，以满足再生产所需，剩余30亿里弗尔的粮食与不生产阶级交换得到了10亿里弗尔的工业品，以补偿预付物质损耗的补偿，并收回了20亿的里弗尔，可作为下一年度的地租交给土地所有者阶级。

这样的过程用一张表可以表达为：

《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每年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总产品，以一年收获的终结为循环的开始，整体地描述了资本的整个再生产过程。在《经济表》中，流通过程仅仅是这个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部分，而货币流通也仅仅是资本流通的要素，是为再生产过程服务的，受到生产制约。这样，经济学分析就从流通领域被引向了生产过程，从而为经济学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魁奈运用抽象分析方法，以一定的假设为前提，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与流通进行了科学而深入的分析，“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循环流动的均衡”，而由其所最先设计出来的这个方法及均衡的思想影响了以后几代经济学家，成为一般均衡论的先驱，甚至著名的经济学家里昂惕夫还将其1941年创制的投入产出表称为“美国的经济表”。尽管《经济表》还存在着各种局限，但其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演变毕竟产生了极大的启迪作用，功不可没。

四、杜阁及其对重农主义的发展

杜阁（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27—1781）出生于巴黎的贵族家庭，早期研究神学，后从事政治活动，担任过代理检察长、海军大臣和财政大臣。杜阁不仅是政治家，更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曾与一位经济自由主义者有着比较密切的交往，受其影响，杜阁主张取消行业协会等垄断组织，提倡经济自由主义，并在他担任财政大臣期间将其理论付诸实施。

杜阁著作颇丰，主要有《关于商业的重要问题》（1755年）、《市集与市场》（1756年）、《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等。因为工作的需要，杜阁的大部分作品主要是一些考察报告，但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不同，该书是杜阁为指导两个中国留学生学习经济知识而作，在经济学说史上颇具盛名。在这本书中，杜阁总结了重农学派的理论核心，对重农学派的理论进行了最扼要、最明晰的表达。熊彼特对其评价极高，认为杜阁的理论骨架显然优于《国富论》，甚至看起来颇像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

杜阁的理论思想与重农主义学派非常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又超越了重农主义。杜阁同样认为自然秩序是经济社会的根本法则，但与魁奈不同，他并不认为自然秩序是由上帝安排的，而是认为来自于历史和现实中人类经济活动的需要，且与个人的创造力及为个人利益展开竞争相关。重农学派认为“纯产品”是纯粹的自然赐予，杜阁则提出是自然界对土地耕种者劳动的赐予，从而正确地将剩余价值引向了剩余劳动。马克思认为在他那里“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

虽然杜阁与重农学派学者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他并不参加重农学派的任何活动，也明确表示自己不归于任何派别。但是鉴于他在价值观及理论思想方面与重农主义学派的一致性，他在任财政大臣期间推行的政策实际上就是重农主义政策，因此，经济思想史上还是将他归入重农学派之中，作为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1．关于社会阶级结构

杜阁在魁奈三个阶级的社会结构论基础上，进一步把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各自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即把生产阶级划分为农业工人和农业资本家，同时把不生产阶级划分为工业工人和工业资本家。他指出资本家就是企业家、制造业主和雇主，他们占有和投入资本，使别人从事劳动，而赚取利润；而雇佣工人则一无所有，只能靠给别人劳动挣得工资。

杜阁正确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立，并明确地指出雇佣劳动的出现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即土地的分离有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2．纯产品论

魁奈将纯产品视为自然的恩赐，而杜阁则又向前进了一步，将纯产品与劳动联系在一起，强调是农民通过劳作利用自然生产力的结果，而且，农业劳动者“是唯一的这样一种人，他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超过了他的劳动工资。”在正确地指出纯产品的来源之后，杜阁进一步指出要增加纯产品，增加财富，就必须在生产中使用更多的劳动者，并使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杜阁将纯产品理解为自然界对耕种者劳动的赐予之后，他自然地得出结论：土地所有者占有纯产品是对土地耕种者劳动的占有。这种占有的依据是土地所有权，即不给任何代价或者报酬而占有土地耕种者的剩余劳动。

可见，杜阁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剩余劳动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并科学地指出地租作为纯产品的转化形式，不过是土地所有者因其拥有的土地私有权而对他人剩余劳动产品的占有。但是，由于他还没有摆脱农业是唯一生产部分的重农主义窠臼，也不能更一般地理解和揭示价值的本源。

3．分配论

杜阁将社会收入进行了系统的划分，形成了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四个部分。在资本的来源和用途方面，杜阁进行了独特的论述。他举出了买进田产，租用土地，从事工业、制造业生产，经营商业，以及放债五种资本的使用方式。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工业家、商人和放贷者，与其资本使用方式相适应各自得到自己的收入，而工人因为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只能得到工资。

杜阁还根据自由竞争的原则提出了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工资理论。他认为，工人与工人之间为了工作会产生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必然使工人的工资限定在为维持他们生活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水平。

杜阁的分配理论带有重农主义的偏见，因而他对雇佣工人的理解存在着混乱和缺陷。他认为被雇佣者不仅包括一无所有的农业和工业部门中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还包括投入资本经营农业或工业的资本家。另外，由于他把地租视为剩余价值的一般形态，只能在使用价值的形态上进行考察，从而忽视了对商品价值的分析和研究。

4．经济政策与社会改革主张

杜阁在担任财政大臣期间，积极推进一系列经济改革。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774年秋他取消对谷物贸易的限制，在国内实施了谷物贸易自由。1775年对运进城市的谷物实行了减少税款的措施；在这一年对特权阶级还实行了征收建造街道税，而对农民则废除了建造街道时的徭役。1776年取消对酒类贸易的限制，并取缔了那些设立行业进入壁垒的同业公会。这些改革对于发展生产和经济显然是有益的，但因触犯了特权阶级和很多既得利益者，引起了朝臣甚至国王的强烈不满，最后杜阁被逐，随即他推行的许多改革措施也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