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双百”方针的背景与形成

1955年，新中国成立才不过六年，中国已经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通过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城市工商业资本的国有化，整个国家的生产资料都控制在党领导的国家政权手中。1955年进行的肃反运动和监禁胡风事件，前者“肃清”了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后者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心理压力是不言而喻的。夏衍当时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文艺界的落后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文学家们的“激情似乎已经减退了”，甚至于报上发表“全国粮棉产量创造历史上最高记录”这样的“大消息”, “也引不起兴奋和欢悦的微波了”。经历过一系列的清理、改造、整肃之后，毛泽东也可能想放松一下。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建设，党的高层领导中，刘少奇、周恩来也都希望把工作重心转向发展经济。但没有知识分子参与，很难设想现代化建设如何进行。1955年底，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拟订一项12年科学发展规划，同时，毛泽东提出了一项12年农业发展纲要，指示在农业生产领域展开一场技术大革命。这些科学技术方面的计划，需要知识分子的配合。党的领导人开始制订新的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希望能有一个更开明活跃的局面。

1956年1月，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试图赋予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以平等的地位。他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改造，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人“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可以被认为是值得信赖与依靠的对象。这就是双百方针得以提出的一个思想氛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八个字成为一句口号，有一个历史过程。1951年，毛泽东应梅兰芳之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早在延安时期，他就为平剧研究院题过“推陈出新”四个字，“百花齐放”是这次新增的。“百家争鸣”最早是在1953年提出的，起因于那一年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有不同看法，时任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方针政策，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1956年2月，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寓所召开的一次吹风会上，陆定一、郭沫若和范文澜分别就科学研究领域中的遗传学学科，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历史学学科中的一些问题交换了看法。毛泽东和周恩来对科学界和学术界对苏联的过分尊崇持批评意见，这促成遗传学界召开了一次颇有思想开放意味的座谈会。1956年2月29日，毛泽东给包括陆定一在内的多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示学术思想不同的意见都可发表，不应禁止，不同学术问题可以自由争论。这也被认为是“百家争鸣”的思想源头之一。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鼓舞人心，反映了当时中国经历过对农业的合作化运动后，对城市工商业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顺利完成。1954到1955年，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形势良好，毛泽东本人也认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应该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来，并且号召全党：“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

在讨论这个报告的过程中，陆定一在4月27日有一个发言。在他发言时，毛泽东不断插话，气氛十分活跃。“百家争鸣”思想似乎已经成形。4月28日，陈伯达发言，讲到毛泽东“百花齐放”题词所起的作用和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时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的情况，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贯彻这两个口号。紧接着当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讨论总结，显然重视了陈伯达的意见。他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这一方针，同时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由此，“双百方针”一时间成为科技界文艺界的方针。

“双百方针”的形成及形势的变化，还有更为复杂的来自共产国际阵营的影响。对1956年百花时期做过深入研究的洪子诚先生指出，“双百方针”的提出深受苏联的“解冻文学”的影响，这股影响从批评界波及整个文艺界，它促使文艺界的潜在情绪有了表达的机会。随着苏联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界的压制政策的批判，中国文艺理论界也对体制化力量造成的公式化、教条化和政治干预表示不满，借着批“庸俗社会学”，中国文艺理论界展开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论说。1956年1月21日，中国作协创委会对苏联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几部小说展开了讨论。特别是《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对苏联现实中存在的官僚主义、麻木、意志消沉展开了激烈的批评，小说通过人物之间的冲突刻画人物形象，显示出穿透生活的力度，这让中国批评家们相当震惊。《文艺报》1956年第3号发表了讨论会的发言。作家马烽、康濯、郭小川、刘白羽等人在会上，对中国的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直率尖锐的批评，尤其指出中国作家回避斗争，粉饰生活，不敢干预现实生活，不能真实地描写生活的缺点。并指出苏联作家敢于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中国作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自然灾害来刻画英雄人物形象。这些批评只是针对作家个人，没有也不可能批评当时的文艺制度政策，但在那个时期，这些言论已经是非常激烈的了。

理论界早就涌动着对文艺界现状不满的情绪，作家和理论家们都渴望有积极的突破，希望能够更加真实地面对生活，并且有一定的创作空间。“双百方针”促进了文艺界的领导转向谨慎的开放。在中国作协举行的多次会议上，茅盾、周扬、老舍、冯雪峰、邵荃麟、吴组湘、臧克家、严文井、康濯、秦兆阳等都对文艺界现状发表了批评意见，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当前文艺界的问题突出，作品题材单一狭窄，没有出现多样丰富的创作风格，文艺批评也难得有自由讨论的风气。他们还一再呼吁在创作上和学术探讨上提倡独立思考，要努力去形成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共同发展的局面。

1956年9月以后，理论批评的讨论主题更加广泛。诸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典型问题，形象思维问题，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美学问题，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如何认识文艺的特征，按艺术规律办事，如何理解和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如何促进文艺作品的体裁、题材、风格、手法的多样化，如何改进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等问题，都提出来讨论。历史充满了玄机，这些问题曾经是胡风在其“三十万言书”里全面涉及的问题，不到两年的时间，又成为文艺界普遍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文章有：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陈涌（杨恩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王任叔）的《论人情》、刘绍棠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文艺报》评论员（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等，这些文章对现实主义展开了论述，其中最尖锐的当推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何直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存在明显缺点，它带来一些庸俗的思想，对文学事业形成了种种教条主义的束缚，特别是因此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做了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主要表现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理解上。何直通过对现实主义的阐释，论述了文艺理论上的各个重要主题，如艺术真实性，典型，典型的阶级性。何直认为，现实主义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是用积极态度去面对现实，追求生活的真理，追求艺术的真实性和创造性，以达到在最大的程度上反映并影响现实。“因此它的道路比任何艺术流派的道路要宽阔得多。”

洪子诚先生认为，当时文化艺术界的一些具体活动，也为“百花齐放”创造了氛围。其一是1956年8月，文化部和中国音协在北京举办为时四周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在理论上，引起了关于音乐的民族形式问题的热烈争论。毛泽东接见音协负责人时针对争论的有关问题提出“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原则性观点。另外一个事件是由昆剧《十五贯》的演出引出的关于中国传统剧目的现代改编问题。周恩来给予《十五贯》很高的评价，认为《十五贯》的改编为进一步树立“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榜样。《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文艺界出现了各种迹象，表明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趋向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