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写革命历史的现实依据与现代性动机

如前所述，新中国的文艺界在短时期内充满了各种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把文学艺术紧密地统一在社会主义文化建制中。新中国的文艺一再被论证为在继承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但是事实上，自从革命文艺占据主导地位以后，中国的主流文学艺术就发生了实质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中国的文学与革命胜利后的本土政治完全结合在一起。文学艺术在现代的迅速发展，是世界性的现象，在西方它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使现代性的思想情感因此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中国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与世界的现代性文学是联系在一起的，都主要表达个人的自我意识在现代社会的崛起这种普遍情感。资本主义文化是与个人的自我意识相联系的，这一切源于资本主义经济以对“自由的人”与“人的自由”的需要为前提。从传统社会转型为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与个人的自我意识构成了最根本的特征。然而，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资本主义未能获得正常有序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成为历史变革的领导阶级，资本主义文化也不可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另外，现代中国面临着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这使任何关于个人的自我意识的表达都受到限制，并转向建构民族国家所认同的宏大叙事。当革命获得成功后，民族国家的强大力量就支配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很显然，革命文学在走着与五四启蒙文学不同的道路，尽管在后来的话语中，五四启蒙文学被叙述成革命文学的前驱，但至少五四启蒙文学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革命文学对五四启蒙运动的叙述，即使不是全面改写，至少也只是把一方面的内涵展开为全部意义。革命文学终于成功地把文学变成了民族国家事业的一部分，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的有效表达手段。

文学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达到如此高度，其表意的内涵与策略也无疑贯穿着民族国家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多次政治运动，把文艺界的思想高度统一于党的思想纲领之下，这一点已经取得了成效。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最高创作方法，这就要求文艺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的意义上来反映历史与现实。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说，文学艺术是一个时代的情感、精神与感觉方式的表达，它通常是通过创作主体个人的感受来表达时代的共同感受，因而现代性文学艺术把个人性或独创性推到了极端的高度。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站在人民的立场，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把文学创作的个人性全部汇集到民族国家的共同性中，要求作家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表现历史的本质。因此，如何建构历史，使之与现实构成一个整体，这是新中国文学在创作上面临的根本任务。事实上，现实的本质规律已经明确，其意义可以在当下的各种政治话语中得到确认；但是，要全面而肯定地确定现实本质规律，则还要从历史中找到依据。

5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数量相当多且影响深远的重写革命历史的作品（多数为长篇小说）。

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说，新中国文艺虽然酝酿了这么久，却缺乏有分量的作品，长篇小说具有较大的历史容量，能够描写革命历史的宏伟画卷，在艺术上有很大的创造余地。那些作家大都经历过革命战争，对革命生活深有体验，选择革命历史题材也驾轻就熟。况且，现实斗争形势依然复杂多变，也很难准确把握，把眼光投向革命历史，作家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自己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建国后写现实题材的作品，大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批判。

从宏观的现代性角度来看，这是文学的现代性发展的一种中国本土特色。中国的现代性中的个人自我意识没有得到有效发展，而是迅速地被关于民族/国家危机的表述所取代，随着革命的深入及胜利，这种民族国家危机意识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被不断强化。所有试图缓解这种危机的手段，都起到了加深危机的作用，使危机不断升级。民众对危机的意识也被强化了。现代性的思想文化建构在中国的表现因而就是采取激进革命运动的方式，它既被激进革命运动所裹挟，也推动了革命的激进化。它在文学上的表达，就是建构宏大的历史叙事，以此来展现一个有着本质规律的、整体性的历史。

革命历史叙事要建构一个客观化的历史，这个历史是被事先约定的经典意义所规定的。这里所说的文学的历史化，也就是说，文学写作需要按照特定的历史要求再现式地叙述一种被规定的、已然发生的历史，从而使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历史化也就是将历史文本化和寓言化。

建国后到“文革”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其创作成就主要有“三红”（《红旗谱》、《红日》、《红岩》）、“一创”（《创业史》）、“保林青山”（《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这八部作品中，有六部是与革命历史题材相关的。它们表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建构的“历史化运动”，文学讲述（建构）了革命历史，同时也建构了文学的历史化。中国当代的革命文学与革命历史交织融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中国的现代性的历史化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