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非洲

相比欧洲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资本在非洲的广泛存在已经是相当晚近的事。用乌干达记者罗纳德·赛坎迪（Ronald Ssekandi）的话来说：“当年的欧洲人，左手拿着《圣经》，右手拿着枪，闯进来……”在他看来，现在非洲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本上来自于欧洲殖民者。

诞生于2000年的东非共同体（East African Community, EAC）已形成统一市场，正在探讨推出单一货币，并可能结为一个联邦制国家。目前的五个成员国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卢旺达和布隆迪，其中三个主导性国家（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历史上均为英国殖民地或保护国。英国的文化、习俗和制度对这一区域的影响，使得其他外来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进入变得非常艰难。这一历史与文化的缘由，自然也会加重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误解。

2006年，罗纳德·赛坎迪来了一趟中国，到了北京和上海。他说，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见真实的中国——城市的奢华、商业的繁荣、物产的丰饶，所有一切都令他震惊。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北京和坎帕拉差不多。“乌干达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自己时常把这一点挂在嘴边。”赛坎迪出生于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如今是东非颇有名气的国际新闻记者，月收入1000多美元，是毫无疑问的精英。对于绝大多数连温饱问题都还有待解决的普通非洲人来说，“中国”不过是大街上越来越多的黄色面孔，他们在这里开公司、开餐馆、挖矿，很有钱，却也不好相处。中国人仿佛带走了很多，却基本没有留下什么，尤其是没有留下多少可以持久发酵的东西，如观念、价值和文化。在非洲经商多年的李淼对我们说：“尽管事业有成的自己已不可能离开非洲，但将来老了，还是会回到中国去生活。”很少有中国人会把非洲当作自己的第二个故乡，哪怕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在非洲的中国人基本只与中国人交朋友，他们的文化保守而封闭。与非洲人结婚生子的中国人几乎没有，偶尔有一个，也往往成为其他中国人的谈资和笑柄。即使如赛坎迪这样消息灵通的新闻记者，也不能从侨居乌干达的近一万中国人那里获得对中国文化、历史与现状的恰当理解。

造成沟通不畅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作为记录者，我们不便去揣测。2012年7月，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我们组织了一场小型的新闻记者座谈会，邀请多位乌干达籍知名媒体从业者“头脑风暴”，讨论中国与非洲之间出现文化分歧与误解的缘由。与会者来自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新华社，以及多家乌干达本地的重要报社与电视台。这些人大多毕业于东非名校马凯雷雷大学新闻传播系，有的还曾远赴英国接受教育。其中，供职于路透社的视频记者贾斯汀·德拉雷兹（Justin Dralaze）说出了他的感受：“中国与非洲打交道的方式主要是政府对政府、领袖对领袖，而民间的交流、人民对人民的交流，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个观点基本得到了所有参会者的认同。

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是乌干达规模最大的大学，位于首都坎帕拉。

非洲华人社群的生活状况，似乎也确实如此。中国商人会组织小范围的华商组织，其现状几乎可以“山头林立”来形容。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大圈子里面套着无数个小圈子，不同的圈子自成体系，互不干扰。中国人内部尚且如此，何况是与当地人？我们访谈过的旅非中国人，包括私营企业主、打工者、跨国公司员工、政府官员、援建技术人员等，几乎没有一个人表达过与非洲本地人交朋友的意愿。在一些大型中资公司如华为、中海油等，尽管非洲本地雇员的比例已相当高，但中国员工与非洲员工也始终处于“各忙各的、各玩各的”的状态。

“有很多东西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供职于乌干达某大型中资企业公共关系部门的翟薇对我们说，“比如说，很多非洲人信仰基督教，他们认为无论自己得到了什么，都是上帝的恩赐，包括中国人修的公路、大坝和体育场；而中国人多是无神论者，更愿意通过努力的工作来获取安全感，而且希望非洲人知恩图报。”

翟薇所在的公司为在当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曾深入许多贫困的城市社区做公益慈善活动，比如为失学儿童捐款等。但每次深入社区做活动，都让翟薇头痛不已。“哪里是慈善活动？明明就是批斗大会！”她有点愤愤地说。社区居民似乎觉得中国公司都是财大气粗、无所不能的，在活动中，他们甚至会夺过话筒，指着活动主办者的鼻尖说：“你们这些大公司既然这么有钱，为何不将村外那条残破不堪的公路修一修？”翟薇被这种奇怪的逻辑惊呆了：修路是你们政府的事，凭什么让我们花钱？难道我们有钱就必须给你们花吗？“所以，不是我们不和非洲人交朋友，而是有些障碍实在克服不了。”

翟薇还给我们讲了她与打扫房间的非洲阿姨之间发生的许多既可笑又令人无奈的故事。

最令她念念不忘的是牙刷的故事。中国人普遍节俭，换牙刷之后，旧牙刷舍不得丢掉，总会留着刷刷鞋、刷刷浴缸上的小污垢之类。第一次换牙刷，翟薇将旧牙刷放在墙角的拖鞋边。晚上下班后，发现非洲阿姨已经将墙角的牙刷拾起，重新放回牙缸，与新牙刷“亲密地”摆放在一起。翟薇无奈，只好将两支牙刷均弃用，并语重心长地对非洲阿姨说：“放在其他地方的牙刷，请不要理会，更不要放回牙缸。”第二天，翟薇将旧牙刷放在浴缸旁，离刷牙的地方有几米远，谁知晚上到家，发现旧牙刷又一次奇迹般被插回了牙缸。第三天，翟薇下了狠心，将旧牙刷放到马桶旁边，心想：“非洲阿姨总不会把马桶附近的东西也捡回来吧！”谁知下班后，打开卫生间的门，翟薇彻底崩溃了：那只顽强的旧牙刷，再一次傲然挺立于自己的牙缸之中，与自己三天内启用的第三只新牙刷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被打败了，”翟薇说，“从那以后，用旧的牙刷我绝对直接丢掉，不给非洲阿姨留下机会。”

翟薇尝试对这种“交流的无奈”做出解释：“非洲人有根深蒂固的信仰，这种信仰在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中设定了很多框架，该怎么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都有下意识的固定程式。你和他们聊天没问题，但要改变他们的程式，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牙刷就是刷牙的，只能放在牙缸里，其他地方一概不行。”

问题依旧是：在非洲，缺乏一种机制或一套观念可以让本地人去了解乃至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相比中国人，欧美人在非洲面对的交流不畅的现象就轻得多，原因在于很多非洲人信仰基督教，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载体，遵从一系列相似的基本逻辑。善于与中国打交道并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非洲人，大多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比如曾在中国的大学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