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精读密韵楼

这时，又一位极其重要的藏书家，步入了王国维的读书生涯。他不但为王氏提供了作为古籍参校底本的一系列重要藏书——这批藏书成为王氏晚期学术积淀的重要基础；他还第一次将王氏学术代表著《观堂集林》印制面市，让更多的学者与世人目睹了中国顶尖学者的风采。他就是浙江南浔藏书家蒋汝藻，他的藏书楼名叫密韵楼，王国维人生中最后的、大规模的、成系统的读书生涯，就在此密韵楼中展开。

蒋家是吴兴藏书世家，有传书楼、密韵楼等藏书楼，其中密韵楼与陆心源皕宋楼、刘承干嘉业堂、张钧衡适园，被称为吴兴四大藏书楼。祖父蒋维培、叔公蒋季卿、父亲蒋书箴在藏书方面均有名声。蒋汝藻幼承家学，曾为官北京，久客上海，足迹遍及南北各大城市，和曹元忠、沈曾植、王国维、张元济、傅增湘、罗振玉等名家相往来，遍览诸多藏书家藏书，如“天一阁”藏书、“艺芸书舍”藏书等。

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宁波范氏、杭州汪氏、泰州刘氏、泾县洪氏、贵阳陈氏等故家遗藏散出，多为蒋汝藻所购藏。对祖辈家藏散出之遗书搜购更力，凡有茹古精舍、求是斋旧籍，都以高价收购。又因得到宋椠本《草窗韵语》，乃极为稀见之本，被沈曾植谓之“妖书”，他也因此命名其藏书楼谓“密韵楼”。密韵楼藏书中有宋代旧刊83种，元本102种，明本863种。所藏书有5000余部，善本有2667种，其中宋版563册，元版2097册，明刻6753册，抄本3808册，还有《永乐大典》20册。密韵楼的藏书规模与质量，在当时可谓独步海内，学界、藏书界乃至文化圈子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蒋汝藻曾请人为其密韵楼藏书编制书目，但多年来没有进展，于是想到了邀请原来在学部任职时的同事——如今已经盛名远播的王国维。1919年10月，王国维接受了蒋氏之邀，一是出于生计所迫，寓居海上又多添儿女的他此时已经是入不敷出；二是蒋氏的藏书本身所具备的独特吸引力，已经足够打动他了。从1919年秋到1923年夏，王国维为蒋汝藻编书目、鉴真伪、撰写跋文，前后四年时间，编成了三十余册的《密韵楼藏书志》（后改订为《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编校蒋氏藏书实际上成为王氏在上海后期的主要工作，他在此事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也在编校的过程中得以看到不少珍本，这对其治学本身也大有助益。

王国维所编纂的《密韵楼藏书志》并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私家藏书目录，而是中国目录版本学史上一部经典性著作，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著录了民国时期最重要的藏书家蒋汝藻所藏的一大批宋元旧本、稿本和抄校本，以及一些重要的明人文集；更在于其考订、编纂方法在学术上对后人的启迪，还在于这一次编制工作本身对王氏学术亦有所促进。

王国维编纂《密韵楼藏书志》的五年，也正是他学术研究活动最为旺盛的时期。这段时期，与他来往者许多是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他们相互之间借抄图书、校勘旧籍，这些活动不但为《密韵楼藏书志》的编纂提供了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讲，更为王国维的学术成果“提纯加精”，使其更为精醇完美。《密韵楼藏书志》中大量的研究性内容，如各种版本异同的比较、不同版本之间关系的研究等等，都是王氏整个学术交往与学术研究活动的结果。因此，《密韵楼藏书志》不仅像清代一些著名藏书目录那样，详细著录了宋元旧本的行款、藏印以及前人的序跋，因而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学参考资料；同时，王氏通过某一特定文献各种不同版本的综合研究，如根据古籍行款变化、文字剜改删节等等情况，对文献的版本流传之迹、不同版本之优劣细加考订，从而得到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对宋刻诸经注、疏本的综合研究，弄清楚了五代、北宋监本以下各种版本递嬗之源流，这对于古籍版本的研究与鉴定有重要意义；又如通过对《水经注》各种版本的综合研究，弄清楚了《水经注》自宋以来各种刻本、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永乐大典》本以及赵、戴、全校本《水经注》之间的关系。

《密韵楼藏书志》的编纂不仅是王国维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还为王氏的其他学术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王氏身后留下的大量批校文字，其中参校之本许多就是据蒋氏密韵楼藏本而来。换句话说，王氏的学术巅峰状态，在密韵楼的读书生涯中得以巩固与蓄势，为他后来出任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等教职，奠定了更为坚实的文献与理论基础。

诚如王国维的学生、著名的目录学家姚名达就曾经写道：

静安先生所以有如此成就，固由其才识过人，亦由其凭藉弥厚。辛亥以前无论矣，辛亥以后至丙辰，则上虞罗氏之书籍、碑板、金石、甲骨任其观摩也；丙辰以后至壬戌，则英伦哈同、吴兴蒋氏、刘氏之书籍听其研究也；癸亥、甲子，则清宫之古本、彝器由其检阅也；乙丑以后至丁卯，则清华学校之图书禀其选择也。计其目见而心习者，实至可惊，人咸以精到许先生，几不知其渊博尤为有数。返观身后所遣藏书，则寥寥万卷，无以异人，古物尤不数数觏，后之学者，可以省矣！（“友座私语”，载于《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八期“王静安先生专号”，192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