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传统农业

3.2.1 传统农业的典型特征

何谓“传统农业”？按照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舒尔茨，1964）的定义，不使用现代要素的农业生产都被视为传统农业的范畴。舒尔茨进一步用“贫穷但有效”来概括传统农业的特征。从技术和收入的层面来看，传统农业是贫穷的；但从资源配置的层面来看，传统农业却是有效的。下面展开对这两个特征的论述。

传统农业的“贫穷”来自于它具有的较低的生产力水平。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这一特征。其一，单位面积产出较低；其二，人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单位面积产出低是因为传统农业基本不使用良种、化肥、杀虫剂、机械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传统农业主要依赖三大传统要素，即土地、人力和畜力进行生产，最终都会面临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限制。劳动生产率较低除受制于现代要素缺失的限制之外，还和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农业有关。所有文明都起源于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就是从农业向工业的劳动力转移。在传统农业阶段，劳动力转移还没有发生，农业因此积聚了大量的劳动力。较高的劳动力/土地比例压低了劳动力相对于土地的价格，从而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特别是机械技术的采纳，这样，人均产出就无法提高。

中国历史上单位面积产出是有所提高的。特别是在清代早期的200年间，中国人口增长近三亿，需要大量的粮食供应来应付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尽管东北的开发增加了土地面积，但能够成功平衡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单位产出的提高。伊懋可和加州学派历史学家的著作提供了这方面的大量证据（参见Elvin，1973；李伯重，2003；彭慕兰，2003）。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历史上产出的提高是十分缓慢的，基本上只能赶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而已，其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粮食拥有量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传统农业的“有效”来自于它的资源配置效率。在舒尔茨于1964年发表《改造传统农业》之前，发展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传统农业的生产组织和制度安排不同于资本主义常见的形式。比如，阿瑟·刘易斯就认为，传统农业里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即处于完全失业的劳动力，但是，为了维持他们的生存，传统农业不得不付出高于他们劳动边际产出的工资（见第5章的讨论）。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我们无法把新古典经济理论直接应用到对传统农业的分析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石是“均衡”，在要素使用上，均衡要求要素的边际产出等于其价格，对于人力而言，就是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等于其工资，而传统农业恰恰不满足这个要求。第二，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传统农业的生产组织和制度安排导致要素边际产出和其价格之间发生偏差，所以传统农业蕴含着效率上的损失。

舒尔茨反对上述看法。在《改造传统农业》这本著作里，他借用大量的人类学证据说明，传统农业不存在组织和制度的效率损失。他认为，要素边际产出等于要素价格的基本原理并不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即使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这仍然是成立的。即使是在很贫穷的社会里，市场也是发挥作用的，从而经济整体的一般均衡仍然可以实现。基于一般均衡意义下的“效率”正是舒尔茨反驳刘易斯理论的关键。在生产领域，一般均衡的效率和以下两个条件是等价的：要素边际产出等于要素价格，要素市场出清。用通俗的语言来说，这两个条件意味着所有要素都已经物尽其用，因此整个经济处于帕累托最优的境界。舒尔茨试图证明，这两个条件在不发达社会也是成立的，因此传统农业是有效的。但是，他也进一步指出，这种“有效”只是静态意义上的，传统农业的贫穷来自于它缺少动态意义上的效率，即技术的进步。这也是他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的核心所在，即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必须依赖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高。

3.2.2 中国的小农体系

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完全符合传统农业的特征。本小节讨论一个更为细致的现象，即小农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小农体系指的是一种以小农耕作为主导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这里的“小农”不仅包括自耕农，而且也包括佃农；换言之，即使土地分配极端不均，但只要不存在很多经营性地主（即雇佣雇工、自己经营的地主），只要土地是由小农耕作的，则一个社会仍然属于小农体系。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农业自南宋以来基本上属于小农体系，至今如此。目前中国农户的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为8亩左右，全世界最低。

根据通常的理解，小农体系不仅制约了古代中国农业的发展，而且还限制了现代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通常，持这种论点的人会给出两个理由，一个是小农体系损失土地经营规模扩大之后带来的规模经济，另一个是小农体系不利于现代要素，特别是机械的采用。但是，这两个理由都缺乏理论和经验依据。

关于规模经济，首先必须区分两个层面的定义。一个是经济学通常意义上的规模经济，即当所有的要素投入同比例增加的时候，产出会超比例地增加。产生规模经济的核心是某些要素的不可分性，比如一个农户购买的拖拉机。但是，农业生产的多数要素投入如土地、人力、化肥等都是可分的，那些不可分的要素如拖拉机也可以通过市场租赁变成可分的。因此，农业生产不具备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济，多数对农业生产函数的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在另一个层面上，规模经济单指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这是一个更流行的定义。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定义是错误的。如果其他投入不变，单单增加土地经营规模必然导致土地边际回报的下降，也就是说，即使从这个定义本身出发，我们也会发现规模不经济。

事实上，多数论者在谈论农业的规模经济的时候，其论点是大农场有利于现代要素投入的增加。这个论点是否成立，取决于市场的完备程度。在完备市场条件下，无论农户大小，他们都可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要素投入强度，小农户因此不会比大农户亩均使用更少的现代要素投入。在不完备市场条件下，小农户可能比大农户使用更少的现代要素投入。比如，如果信贷市场是不完备的，银行要求农户在申请信贷的时候提供抵押物，则大农户就可以用更多的土地去抵押，获得更多的贷款，他们因此可以比小农户购买更多的现代要素投入。但是，这个事例说明，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只是解决现代要素投入缺乏的方法之一，完善银行的信贷体系可以是一个替代方法。

事实上，微观发展经济学的经验研究早已发现了一条规律，即土地单位面积产出随着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下降（有关中国的案例研究，参见李谷成等，2009）。在理论上，如果存在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多个市场的不完备，则就会出现这个规律，原因在于，此时小农户的时间边际成本低于外部的工资率，他们会在土地上投入过多的劳动，从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这就是恰亚诺夫所说的“自我剥削”机制（参见专栏3.1）。

根据恰亚诺夫的自我剥削理论，我们可以对中国的小农体系做一个重新认识。在人口逐步增加从而形成人多地少的格局的情况下，中国形成小农体系有其必然性。史料表明，尽管井田制在战国后期已经式微并在秦朝彻底放弃，但直至唐代，官府主导的均田仍然时有发生（赵俪生，1978—1979；赵冈和陈钟毅，2006）。北宋之后，人口增长加速（赵冈和陈钟毅，2006，表3-2，第110页），导致人均土地数量的持续下降（赵冈和陈钟毅，2006，表3-3，第116页）以及农业生产组织的显著变动。赵冈和陈钟毅认为，这种变动的决定性因素是人地比例的变化。他们反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认为人口增长不会到达人均粮食拥有量低于生存所需的地步，而是会更早地止步于人口的粮食边际产量开始低于生存所需的时候（赵冈和陈钟毅，2006，第五章）。从他们的理论出发，赵冈和陈钟毅总结并解释了北宋之后农业生产组织的两个显著变化（赵冈和陈钟毅，2006，第八章）。一个是奴隶和部曲使用的减少。蓄奴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合法的，直至清末才被取缔，但北宋之后农业生产中使用奴隶的现象愈来愈少。这是因为，奴隶的劳动生产率低于自由人，因此，当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开始接近甚至低于生存工资的时候，地主会选择使用更有效率的自由人。另一个变化是经营性地主的没落和租佃的勃兴。在《水浒传》里，卢俊义是大地主，拥有大量的庄户（即农奴），宋江也是地主出身，可见北宋时期经营性地主还是普遍的现象。但南宋之后，这种现象逐步减少；到明、清时代，租佃关系成为普遍现象。

下面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说明人地比例的上升如何导致土地经营规模的下降。假设一个农业社会只使用两种要素进行生产，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劳动力投入。假设参与生产的农户是同质的，每户经营的土地数量为T。对于单个农户而言，这是固定的，但它的劳动力投入是可变的，假设为L。每个农户的粮食生产函数为

Y=F（T，L）.（3.2.1）

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假设这个生产函数具有不变规模报酬。则令l=L/T为单位面积劳动投入，单位土地的生产函数就可以写成y=f（l），f＇＞0，f″＜0，它和总产出之间的关系是Y=Tf（l）。进一步假设农户除了农业生产没有其他就业，但农业劳动产生负效用，以V（L）表示，且V＇，V″＞0。农户的目标是决定农业劳动投入，以最大化其净效用Y-V（L），即

其一阶条件是

我们对F和V的假设使得二阶条件满足。利用隐函数定理，对T求全导，得到

由此得到根据我们对f和V的假设，我们知道∂l/∂T＜0，也就是说，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随着土地经营面积的扩大而下降。这个结论的反面自然是，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随着土地经营面积的下降而上升。这实际上是对恰亚诺夫自我剥削机制的一个理论证明。

把上述结论应用到中国历史，则我们可以为中国的小农体系提供一个经济效率上的合理解释。由于土地数量有限，而人口在不断增加，社会必须尽可能地提高粮食产出，因此，随着人口的增长，把土地分给更多的农户，从而降低每个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对全社会来说是最优的选择。注意，这里的“农户”不一定是自耕农，而可能是佃农，只要他们是一个生产单位即可。实际上，地主可以利用小农的自我剥削倾向，通过把土地细分给更多的佃户来从他们那里榨取更多的剩余（参见姚洋，2004，第十六章）。

3.2.3 高水平陷阱

在第一章提到的解释李约瑟之谜的理论中，只有伊懋可（Mark Elvin）的高水平陷阱理论具备比较坚实的经济学基础。在其1973年的著名著作《中国的历史形态》（The Patternofthe Chinese Past）中，伊懋可详细考察了清代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生产情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高水平陷阱（thehighequilibriumtrap）理论。所谓高水平陷阱，指的是农业高度发达，但工业却停滞不前的状态。伊懋可的推理如下：

首先，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南宋时期就出现了水泵、水力推动的、比英国的珍妮纺织机还先进的织布机等先进技术，并且已经出现了工厂生产的雏形。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技术改进已经达到了极限。如当时的冶炼技术已经不可能再有提高的余地，又如在江南地区，铜和布的价格都已经变得非常昂贵，整个经济受到资源约束的限制。在这一分析思路下，农业技术若要进一步的改进，则需要更多的铁、铜等工业资源，但是这些工业生产要素昂贵得使投资者望而却步。要打破这一资源约束，需要农业创造更多的剩余，从而使部分人可以付得起生产要素的高价格，从而推动技术的进步。但是，由于马尔萨斯原理的作用，每次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农业剩余的增加都被人口增长所消耗，最终农业技术变革达到传统农业的最高点，不再增长，而工业则处于停滞的状态。

伊懋可用图3.1解释了高水平陷阱理论。在图中，横轴为劳动力投入，纵轴为粮食产量。图中曲线OT为传统技术下的长期农业产量边界，直线OD为粮食需求曲线，其斜率为以粮食衡量的生存收入；显然，随着人口增加，所需要的粮食也相应增加。另一方面，在各个历史时期也存在许多短期农业产量边界，曲线OT即为这些短期边界的包络线。我们从短期农业产量边界曲线P1开始。基于马尔萨斯原理，在E1点之下由于粮食需求小于粮食供给，多余的粮食引起人口增长；而若人口水平超过此点，过多的人口又会使得粮食需求最终超过粮食供给，人口减少，再次回到E1的短期稳定点上。但是，在E1点上的粮食紧张会导致技术发明，从而使得短期产量曲线从P1上升到P2，进而人口上升，直到另一个短期稳定点E2。如此循环向上直到ET这一点。在ET这一点上，由于长期农业生产边界的限制，技术不可能再度向上发展，因此该点即为长期均衡点，也即所谓的“高水平陷阱”。

伊懋可的理论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首先，资源约束总是在价格意义上的相对缺乏，绝对资源不足是不存在的。一个生动的比喻是：“石器时代的结束不是因为地球上耗尽了所有的石头”，可见，资源约束是与价格、技术关联在一起的，伊懋可设定的资源约束则忽视了这一点。其次，伊懋可对技术问题的讨论陷入了循环论证的圈套，他用传统农业技术的约束解释中国农业的停滞，而李约瑟之谜要回答的，恰恰是为什么中国没有跳出传统技术的约束，发展出现代技术。

姚洋（2003）试图完善伊懋可的理论。他构建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证明，中国比西欧高得多的人地比是导致中国和西欧出现文明分岔的原因。从秦代开始，中国的人口密度即远远超过欧洲。到1700年左右，中国的人均耕地为0.28公顷；而在同时期的欧洲，法国为0.83公顷，英国为0.91公顷，为中国的三倍左右（赵冈和陈钟毅，2006）。具体而言，人口密度上的巨大差别和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在华北平原地带，森林覆盖率很低，人口发展迅速，并且在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依靠小米即可容易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在欧洲，森林覆盖率很高，森林地区的环境不利于人的居住，因而人口是在长期中逐渐渗透到欧洲中部和北部地区的。从人地比的巨大差异出发，姚洋（2003）证明，在两个条件成立的情况下，中国会陷入高水平陷阱，而西欧会发展出现代工业。这两个条件是：人口增长符合马尔萨斯原理，工业存在规模经济。如果人口增长不符合马尔萨斯原理，则农业剩余就不会被人口增长所吞噬，工业发展因此可以得到资金。如果工业不存在规模经济，则工业可以在任何规模上生存，起点上的差别就不足以导致最终的文明分岔。下面是姚洋模型的逻辑。

相对西欧而言，在起始点上，中国的情况为人多地少，因而土地价格昂贵，投资土地的资本回报率高，因此人们更愿意投资于土地，发展农业技术。根据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农业产量的提高激励人口的增长，从而进一步提高土地的价格，诱发新一轮的农业投资，因而农业及其技术能够一直处于发展状态。另一方面，在工业环节上，人多地少的状况引起食物紧缺，因此大部分花销必然用于粮食消费，农业剩余很少。由于工业具有规模经济，需要相当规模的农业剩余才足以供给它所需的最低投资，因而工业无法发展起来。这样，中国就掉入了农业技术高度发达且保持增长而工业停滞不前的高水平陷阱里面。相比之下，西欧较低的人地比使得西欧较为容易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从而产生较大规模的剩余供工业投资使用，西欧因此得以进入农业和工业同时发展的新的文明阶段。

根据彭凯翔（2006）对清代的研究，中国的宏观价格指数基本与粮食价格指数保持一致，物价的起落几乎就是粮价的变化。这说明了粮食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图3.2显示了1500年至1930年中国米价和田价的变化情况，数据亦来自彭凯翔。可以看到，米价上升非常迅速，尤其是1880年以后，几乎为直线上升趋势。同样，田价在1670年代至1830年代（即几乎整个清代）也都在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同期米价上涨的速度并不很高，这暗示了亩均产出提高的可能性，而亩均产量的提高会促进田价的上涨。事实上，直到近代，中国还存在许多“不在村地主”，即那些在城市居住但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他们之所以不投资于工商业却仍旧投资土地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投资土地的长期平均回报高于工商业的回报。民国时期，工商业的运营技术已经比较完备，而仍然存在大量不在村地主，这充分印证了中国的高土地回报率。

资料来源：彭凯翔（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