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人口转型和人口红利

2.4.1 人口转型

人口转型指的是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根据对各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观察，我们大致可以把人口转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第二阶段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人口增长率；而第三阶段则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就出生率而言，这三个阶段对应于2.3节里讨论的三个经济发展阶段。在死亡率方面，第一阶段的高死亡率和这一阶段很差的营养状况和医疗水平有关。由于营养差，婴儿的死亡率就很高，成人生病的概率也高，而很低的医疗水平降低了治愈疾病的可能性。到了第二阶段，收入水平提高，医疗条件改善，从而婴儿存活率提高，疾病得到有效的控制，死亡率下降。到第三阶段，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来源于预期寿命的提高，因此下降缓慢，甚至停止下降。

图2.3和图2.4对比了英国和中国的人口转型。图2.3给出了英国从1750—1980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到，英国经历了人口转型的完整的三个阶段。大体上而言，1790年之前为第一阶段，此时英国还没有进入工业革命的高潮期，收入水平很低；1791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二阶段，此时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的高潮期，成为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第三阶段，此时英国进入稳定增长时期。图2.4给出了中国从1950—2002年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到，中国人口转型的三个阶段并不典型。由于缺乏历史数据，我们无法确定中国人口第一阶段是何时结束的。排除1959—1961年的饥荒年份以及随后的补偿性生育高峰时期，中国自1950年以来的生育率一直在下降，死亡率在1970年代初期之前也是下降的，但之后基本保持稳定。因此，从生育率的角度来看，中国一直处于第二阶段；但从死亡率的角度来看，中国则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

中国从1979年开始全面推进计划生育政策，对减缓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可以得到证明。在死亡率方面，中国得益于后发国家的优势。英国是最早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国家，它的人口转型完全是内生的。中国是后发国家，可以从先发国家那里直接学习医疗技术和控制死亡率的方法，因此其死亡率可以快速下降。决定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婴儿死亡率，而除了提高婴儿营养之外，控制婴儿死亡率的办法随着20世纪几大发明的出现变得非常简单，这其中包括青霉素等抗生素和牛痘等一批免疫疫苗的发现。事实上，一些简单的改进就可以大大降低婴儿死亡率。比如，中国在1960年代开始大力推广新法接生，促使在此之后婴儿死亡率的急遽下降。表2.1报告了中国和印度1970年以来的儿童死亡率（零岁人口死亡率）的变化。可以看到，中国在1985年以前婴儿死亡率下降非常快，远远超过印度，但是在1985—1995年间下降速度低于印度，2000年之后又加速。

2.4.2 人口红利

人口转型的三个阶段意味着不同的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而言，第二阶段后半段的人口结构相对于其他两个阶段具有优势。在这个阶段，劳动人口相对于被抚养人口更丰裕，从而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即无需额外投入就可以得到的收益。国际上通行的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是劳动人口比和它的倒数，即人口抚养比。劳动人口指的是大于15岁、低于65岁的人口，被抚养人口指的是16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人口。劳动人口比是劳动人口和被抚养人口之间的比例，这个比例越高，则人口红利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这背后的机制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抚养负担轻。当劳动人口比例较大时，老人和孩子的抚养负担相对较轻，这样就可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生产而不是消费上。一般而言，养育孩子是家庭的责任。孩子较多时，家庭的即时消费就较多，储蓄就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对于多数现代社会来说，养老是由国家组织的，而且，除少数国家（如阿根廷和新加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都具有现收现付的性质，即用现时工作着的人交的保险费（或国家向他们征收的特定税收）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工资。由于退休人员的工资基本用于消费，因此，更多的老年人口意味着一个国家必须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消费，而不是投资，从而它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

第二个方面是劳动力供给。劳动人口比例高的国家的劳动力供给比较充沛。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充沛的劳动力供给。一方面，从1979年到2010年，劳动人口比持续上升，劳动力总量增长迅速；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领域。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很低，从而增强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第三个方面是创造力。爱因斯坦连续发表五篇重要论文是在他26岁的时候。从个人来讲，一个人年纪大了之后头脑中就会出现一些固化的东西，创造力就会下降，不像年轻人没有约束，创造力比较高。这方面最好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美国人口现在已经超过3亿，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人口仍然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国家，而它的创造力也是最高的。这和美国开放的移民政策有关，是大批的移民让美国保持了一个年轻的人口结构。

第四个方面是储蓄。一般认为，正当壮年的人口的国家储蓄率比较高。原因来自于莫迪利亚尼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Modiglianiand Brumberg，1954）。这个假说认为，一个人在权衡当前的消费和储蓄时，不只考虑今天，而是要考虑一生的计划。年轻时收入比较低，但由于预期壮年时生产率提高，因此要借贷；壮年时生产率达到顶峰，可以偿还年轻时的债务，并为老年储蓄；最后，老年时只消费，不生产。这样，一个人一生大体可以保持相同水平的消费。从个体推及整个人口，一个处于壮年，即劳动人口比例较高的社会的居民储蓄率会比较高，经济增长也会比较快。

但是，生命周期考虑之外的其他因素可能会稀释人口红利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储蓄和孩子之间的替代。一个老化的人口意味着孩子的数目比较少，由于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替代关系，人们需要在较少的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储蓄来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这就导致一个较老的人口未必比一个较年轻的人口的储蓄率低。图2.5显示了韩国和新加坡在各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口结构和国民储蓄率的变动情况。从图上看，当韩国和新加坡的人口处在老化的初期的时候，国民储蓄率在多数时间是上升的，只有当它们接近进入老年社会（60岁人口超过11%）的时候，储蓄率才开始下降。

但是，即使生命周期假说不成立，一个高劳动人口比的国家也可能通过工资机制创造更多的储蓄。较多的劳动力供给压抑工资的增长，当技术进步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时，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占GDP的比例就会上升。如果企业分红不足，或政府再分配不足，则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就会转化为企业的储蓄，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国民储蓄。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简单运算，理解为什么工资相对于劳动生产率的低速增长会提高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占GDP的比例。

以L代表企业的职工数，A代表职工为企业创造的人均增加值，即劳动生产率。则企业的增加值可以表示为Y=AL。以w代表职工的平均工资，则企业工资总额为W=wL，企业毛利（纯利加政府税收）为

其中，w/A是劳动者收入占企业附加值的比例，（1-w/A）是企业毛利占企业附加值的比例。对于整个经济而言，如果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速度高于人均工资上升的速度，则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上升。对中国的劳动收入占GDP比例下降问题的讨论见专栏2.2。

2.4.3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证据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根据Bloom等人的研究（Bloom etal., 2007），人口红利可以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四分之一；国内学者蔡昉和王德文（Caiand Wang，2005）利用省际数据的研究表明，人口红利也可以解释1982—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一。在他们的研究中，人口抚养比作为解释经济增长的附加变量加入经济增长方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由人口抚养比的回归系数计算得到。比如，在蔡昉和王德文的研究中，抚养比的系数为-0.115，即抚养比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年均GDP增长速度下降0.115个百分点。从1982年到2000年，中国的抚养比下降了20.1个百分点，年均GDP增速因此提高了2.3个百分点。同期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8.6%，因此，人口红利的贡献率为四分之一强。

表2.2对比了中国和印度1960年代到2000—2005年期间人口转型和储蓄及投资的情况。可以看到，中国和印度在1960年代的抚养比基本一致，但由于中国实行较为严格的计划经济政策，因此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高于印度。自此之后，两国的抚养比都下降，但中国下降的速度高于印度的下降速度；特别是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中国的抚养比迅速下降，到2000—2005年间，中国的抚养比降低到43.6%，而印度的抚养比为61.8%。随着抚养比的下降，两国的国民储蓄率都同步上升，由此也带动了两国投资率的上升。人口红利的增加可以部分解释两个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