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室复兴的历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
一个已被推翻的王朝，居然能在十余年后复兴，并又延续了近二百年，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汉朝何以亡而复兴？刘秀何以成为中兴之主？根据东汉人的解释，无非两条：一是天命所归，二是民心所向。
关于天命所归，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论》总结说：刘秀出生时“有赤光照室中”，卜者以为“吉不可言”；当年又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其父“因名光武曰秀”；其后，方士夏贺良上书哀帝“云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王莽改称钱币为“货泉”，而将货泉二字拆开来念，正是“白水真人”;
又有望气者遥望舂陵郭，叹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刘秀起兵后还舂陵，亦见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道士西门君惠等则明言“刘秀当为天子”。这些当然都是附会之辞。
关于民心所向，《后汉书》中也多有反映。如卷一七《冯异传》：“天下同苦王氏，思汉久矣。”卷一三《公孙述传》：“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卷二一《邳彤传》：“吏民歌吟思汉久矣。”卷一五《王常传》：“王莽篡弑，残虐天下，百姓思汉。”学者或据此而认为，“是时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因民心之所愿，故易为力也”。然而上述情形只出现在刘
、刘秀起兵后特别是刘玄称帝后的一段时间内，其先和其后并非如此，“久矣”云云是夸张之辞。
实际上，西汉宗室在新朝建立后受到有效的排抑和压制，几乎丧失了影响力。新朝末年出现“汉家当复兴”的谶语，但赤眉、绿林等农民暴动最初并未受其影响。舂陵宗室和绿林豪杰共同建立更始政权后，一度出现“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的形势。但刘玄君臣暴虐无能，很快又失去民心，使天下分崩离析。刘秀在这样的形势下崛起于河北，并未得到民意的广泛支持。他一面以武力征讨不服，一面用爵禄招降纳叛，形成一个力量强大但结构松散的军事集团，又经过十余年艰苦战争，才消灭了其他政治势力，建立起东汉王朝。这段历程使得刘秀的统治缺乏深固的社会基础，他的许多举措，包括加强中央集权和大力提倡谶纬，都是为改善这一状况而推出的。
一、绿林军中的舂陵宗室
新莽代汉曾是大势所趋，得到多数西汉臣民的默许。数年后，改制失败引起的混乱，特别是连年发生的自然灾害，使许多百姓无以为生，因而暴动不断发生。正如新朝荆州牧费兴所说，“国张六筦，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但暴动的饥民起初并无推翻新朝的政治动机，他们只想以劫掠维持生存，渡过眼下的难关，待年景好了便回家务农。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载：天凤五年，“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饥馑相聚，起于琅邪，转钞掠，众皆万数”。地皇元年，“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云杜绿林，号曰下江兵，众皆万余人。”《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载赤眉事曰：“时青、徐大饥，寇贼蜂起”，樊崇“起兵于莒，众百余人，转入太山”, “群盗以崇勇猛，皆附之，一岁间至万余人”。逄安、徐宣、谢禄、杨音等“各起兵，合数万人，复引从崇”。从此，这支队伍转战徐、青、兖、豫、荆各州，“所过虏掠”。同卷《刘玄传》载绿林事曰：“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平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于是诸亡命马武、王常、成丹等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臧于绿林山中，数月间至七八千人。”是王匡、王凤所率数百野泽饥民，在马武等人加入后，开始攻打乡聚，掠夺财物，然后进入绿林山躲藏，队伍也随之壮大。地皇二年，新朝荆州牧发兵镇压，绿林军“大破牧军，杀数千人，尽获辎重”。进而开始攻打县城，“拔竟陵，转击云杜、安陆，多略妇女，还入绿林中，至有五万余口，州郡不能制”。就这样，一群群来自社会下层的饥民，在亡命豪杰的带领下，走上了劫掠求生的道路。
班固在《王莽传下》地皇二年条对当时形势有一段分析：“初，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亶称巨人、从事、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阕而已。诸长吏牧守皆自乱斗中兵而死，贼非敢欲杀之也，而莽终不谕其故。是岁，大司马士按章豫州，为贼所获，贼送付县。士还，上书……言：‘我责数贼何故为是，贼曰以贫穷故耳。贼护出我。'”王莽见书“大怒，下狱以为诬罔”，并下书责群臣。“于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亦不得擅发兵，贼由是遂不制。”的确，王莽刚愎自用，坚持认为这些“盗贼”不是一般的“群盗”、“偷穴”，而是“逆乱之大者”，因而拒绝赈济安抚，一味征剿捕诛，丧失了挽回局面的时机。王莽措置失当，使久遭抑废的西汉宗室得到机会，将饥民暴动引导到反新复汉的道路上来。
史载：地皇三年，绿林山中暴发疾疫，绿林军“死者且半”，被迫出山。“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及其支党朱鲔、张卬等北入南阳，号新市兵，皆自称将军。”同时，“平林人陈牧、廖湛复聚众千余人，号平林兵，以应之”，刘（字伯升）、刘秀兄弟“亦起舂陵，与诸部合兵而进”。为了统一指挥，他们又立刘玄（字圣公）为帝，年号更始。从此，他们打着反新复汉的旗号，以南郡、南阳为基地，北向宛、洛，西击武关，进而攻入关中，推翻了新莽政权。在绿林军的这一转变过程中，舂陵宗室起了重要作用。
舂陵侯出自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始封侯是刘买，其后刘熊渠、刘仁、刘敞依次嗣爵，刘敞的嫡子是刘祉。这是舂陵宗室的正嫡大宗。刘买初封零陵郡零道舂陵乡，刘仁时“以舂陵地执（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遂与从弟巨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巨鹿都尉刘回就是刘和刘秀的祖父，回父名外，回祖即第一代舂陵侯刘买。这是舂陵宗室的一个旁支。更始帝刘玄也出自舂陵宗室旁支，父刘子张，祖刘利，曾祖是第二代舂陵侯刘熊渠。此外，见于记载的舂陵宗室成员还有：刘利之孙刘赐、曾孙刘信，第三代舂陵侯刘仁之子刘庆、刘弘、刘梁、刘宪，庆子刘顺，弘子刘敏、刘国，宪子刘嘉，以及不知出自第几代舂陵侯的“光武族父”刘歙，歙子刘终，歙从父弟刘茂，茂弟刘匡等。史称刘秀之父卒后，兄弟“养于叔父良”；刘终“与光武少相亲爱”；刘顺“与光武同里闬，少相厚”；刘嘉少孤，刘秀之父“养视如子”，又与刘“具学长安”。可见他们都在舂陵国聚族而居，关系亲密。
舂陵宗室在王莽篡位前夕曾两次受到反莽事件的牵连。先是刘敞的族兄安众侯刘崇起兵反莽，王莽因此免了刘敞的庐江都尉，令归国。“敞惧，欲结援树党，乃为祉娶高陵侯翟宣女为妻。”但不久宣弟翟义又起兵反莽，莽“捕杀宣女，祉坐系狱”。刘敞连忙“上书谢罪，愿率子弟宗族为士卒先”，王莽刚刚居摄，也“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诛”。刘敞父子又逃过一劫。王莽称帝后，刘敞小心谨慎，没再沾惹大的麻烦。刘祉亦“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但刘玄因结客报仇，逃匿在外。刘则“性刚毅，慷慨有大节。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注1
注1《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传》，第549页。
地皇三年，刘玄加入平林兵，为安集掾。刘则“召诸豪杰计议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众皆然之。于是分遣亲客，使邓晨起新野，光武与李通、李轶起于宛。伯升自发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注2对刘的这一举动，舂陵宗室赞同者少。刘良甚至大怒，对刘秀说：“汝与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谋如是！”许多宗族子弟闻讯“恐惧，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杀我’。及见光武绛衣大冠，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乃稍自安”。“伯升杀我”是说刘起兵会连累宗族遭朝廷报复；“乃稍自安”当是见素来谨厚的刘秀也参与其事，意识到宗族卷入其中已不可避免，与其逃亡，不如从军。刘祉即“兄弟相率从军”,刘良虽怒，“既而不得已，从军”。其家属妇孺有随军的，也有留下的。留下的多被朝廷捕杀，如刘祉从军后，“前队大夫甄阜尽收其家属系宛狱”，后又“尽杀其母弟妻子”。随军的在刘兵败小长安时也多有被杀者。史载：“汉兵败小长安，诸将多亡家属。”刘秀“单马遁走”，路遇其妹伯姬，“与共骑而奔”，又遇其姊元，“趣令上马，元以手㧑曰：‘行矣，不能相救，无为两没也。’会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刘秀的二哥刘仲、刘良之“妻及二子”、刘嘉之“妻子”也在此时“被害”。就这样，整个舂陵宗室被刘拖进了反莽复汉的战争。
注2《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传》，第549页。
刘所率舂陵兵只是当时各路暴动武装中的一支，但他自称“柱天都部”，后又改称“柱天大将军”。李贤注曰：“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统其众也。”颇有以统帅自居向新莽皇权挑战的意味。同时，刘主动联络各路人马，共同作战，一度成为绿林各部的核心人物。他先派刘嘉“往诱新市、平林兵王匡、陈牧等，合军而进”。注3小长安失利后，新市、平林“各欲解去”。刘和刘秀又亲自前往下江军中，“说以合纵之利”。下江将领王常认为“南阳诸刘举宗起兵”，刘兄弟“皆有深计大虑，王公之才，与之并合，必成大功”，遂说服下江诸将“引兵与汉军及新市、平林合。于是诸部齐心同力，锐气益壮”,连败莽军，进围宛城。
注3《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传》，第549页。
这时，王莽“大震惧”，下诏称“故汉氏舂陵侯群子刘伯升与其族人婚姻党与，妄流言惑众，悖畔天命……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为上公，食邑万户，赐宝货五千万”, 注4并“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绿林军声名大振，“百姓日有降者，众至十余万”。于是，“诸将会议立刘氏以从人望”, 注5当时“唯（王）常与南阳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伯升威明而贪圣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由于新市、平林、下江势力占优势，刘及其追随者无可奈何。继而刘攻拔宛城，刘秀又在昆阳以少胜多，击溃新莽百万大军，“兄弟威名益甚”。刘功高震主，“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谋诛伯升”。刘不加提防，遂被害。注6从此，舂陵宗室以刘玄为代表，成为新市、平林、下江诸将的招牌和傀儡。
注4《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第4180—4181页。《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传》作“购伯升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第550页）
注5《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传》，第550—551页。
注6《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传》，第551页。
此时，人们对新莽政权已忍无可忍，更始政权打起汉朝旗号，立刻得到广泛响应。史称：“更始入都宛城”，派王匡北攻洛阳，派申屠建、李松西攻武关。于是“三辅震动”, “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在这种形势下，新莽王朝迅速瓦解。更始军主力还没入关，长安就被关中的暴动武装攻破了。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载：“析人邓晔、于匡起兵南乡百余人”，析宰将兵数千“备武关”，晔、匡谓曰：“刘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遂降，晔、匡“尽得其众”。于是，“晔自称辅汉左将军，匡右将军，拔析、丹水，攻武关，都尉朱萌降”。晔“开武关迎汉”，李松率二千余人入关。晔又“以弘农掾王宪为校尉，将数百人北度渭，入左冯翊界，降城略地……所过迎降。大姓栎阳申砀、下邽王大皆率众随宪。属县斄严春、茂陵董喜、蓝田王孟、槐里汝臣、盩厔王扶、阳陵严本、杜陵屠门少之属，众皆数千人，假号称汉将”。李松、邓晔“共攻京师仓，未下”，遂引军至华阴，想等“更始帝大兵到”，再攻长安。但王宪等“长安旁兵四会城下”, “皆争欲先入城，贪立大功卤掠之利”，城中少年“恐见卤掠，趋
并和”，又引发城内暴动。结果长安城破，王莽被杀，王宪“自称汉大将军，城中兵数十万皆属焉”。这时，李松、邓晔、申屠建等才进入长安，以“得玺绶不辄上”等罪名收斩王宪，“传莽首诣更始，悬宛市”。在这一过程中，更始君臣几乎是坐享其成。
在王莽被杀的同时，洛阳也被攻破。刘玄自宛北都洛阳，数月后迁都长安，正式接管了新莽政权。刘玄先封舂陵宗室刘祉、刘赐、刘庆、刘翕、刘嘉、刘信为王，又立新市、平林、下江诸将王匡、王凤、张卬、王常、廖湛、申屠建等为王。宗室、豪杰，各得其所。掌管朝政的则是丞相李松和右大司马赵萌。此时形势对更始政权十分有利，史称“更始西都，四方响应，天下喁喁，谓之太平”。更始君臣若能顺应民心，革除新莽乱政，救济四方饥民，局势可能不致失控。但刘玄无能，诸将暴虐，不能胜任这一使命。《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玄“纳赵萌女为夫人，有宠，遂委政于萌，日夜与妇人饮燕后庭”，于是“赵萌专权，威福自己”, “李轶、朱鲔擅命山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诸将出征，各自专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卷一七《冯异传》：“更始诸将纵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戴。”卷一九《耿弇传》：“更始失政，君臣淫乱……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民心思汉的大好形势很快就被葬送了，天下顿时土崩瓦解。同书卷一三《公孙述传》：“更始政乱，复失天下，众庶引领，四方瓦解。”卷一《光武帝纪》：“是时长安政乱，四方背叛。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
不久，赤眉大军入关，另立城阳景王刘章之后刘盆子为帝，进而攻占长安，推翻了更始政权。此后，赤眉“诸将日会论功，争言
呼，拔剑击柱，不能相一。三辅郡县营长遣使贡献，兵士辄剽夺之，又数虏暴吏民”。盆子叩头涕泣，请求退位。诸将“哀怜之”，顿首曰：“臣无状，负陛下。请自今已后，不敢复放纵。”于是“各闭营自守，三辅翕然”。但二十余日后，“赤眉贪财物，复出大掠”，并一发而不可收拾。“城中粮食尽，遂收载珍宝，因大纵火烧宫室，引兵而西……自南山转掠城邑。”途中遇大雪，“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复入长安”。此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赤眉虏掠无所得……乃引而东归”。经赤眉一番扫荡，关中一片狼藉，汉室在旧都复兴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更始和赤眉政权相继失败，使整个局势失去了重心。此时，刘氏仍有一定号召力，故方望立前孺子刘婴为帝于平陵，刘永称帝于睢阳，王郎冒充成帝子刘子舆称帝于邯郸，卢芳冒充武帝曾孙刘文伯称帝于九原。但刘玄、刘盆子的无能和懦弱，已使刘氏的号召力大打折扣，故而也出现了公然以异姓称帝者，如李宪称帝于庐江，孙登称帝于上郡，公孙述称帝于成都。
舂陵宗室首揭大旗，联合绿林各部，发起复兴汉室运动。但更始集团中掌握主导权的是绿林各部的草莽英雄。他们立刘玄，杀刘，继续保持流寇作风，将更始政权导入死路。不过，刘之死迫使刘秀逐步脱离更始集团，从而为舂陵宗室及其复汉运动创造了另一次机会。
二、刘秀的崛起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刘秀“性勤于稼穑”，刘常“非笑”他胸无大志，只知“事田业”，将他比作“高祖兄仲”。刘秀做皇帝后，宗室诸母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也说他年轻时并未表现出政治才干，没想到能有这么大的作为。昆阳之战，刘秀以少击众，诸将皆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这些记载都表明，刘秀在舂陵宗室中原本是不起眼的人物。随刘起兵后，他在更始集团中也不是头面人物。刘玄称帝时，“悉拜置诸将，以族父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成国上公，朱鲔大司马，伯升大司徒，陈牧大司空，余皆九卿将军”。刘秀便是“余”者之一，拜太常偏将军。
《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传》说：刘玄称帝后，“豪杰失望，多不服”。这恐怕是史家有意贬低刘玄而抬高刘兄弟。事实上，在刘玄和刘的这场帝位争夺中，大多数南阳士大夫和舂陵宗室也倒向刘玄一边，刘兄弟则陷入孤立境地。《齐武王传》载刘被杀事曰：“伯升部将宗人刘稷……闻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更始君臣闻而心忌之……陈兵数千人，先收稷，将诛之，伯升固争。李轶、朱鲔因劝更始并执伯升，即日害之。”朱鲔是主张拥立刘玄的新市将领之一，欲除刘，不足为怪。李轶则是支持刘的南阳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曾认为“新室且亡，汉当更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众，可与谋大事”,遂与从兄李通主动联络刘秀，推动并参与了刘兄弟起事。但刘玄称帝后，李轶“谄事更始贵将”，并促使刘玄杀了刘。史称刘秀对李轶早有疑心，曾提醒刘, “此人不可复信”, 注7似乎只有李轶背叛了刘。实则李通等其他南阳士大夫和舂陵宗室成员，对更始君臣“谋诛”刘之事也未进行抗争。他们也和李轶一样抛弃了刘，李通从弟李松还成了刘玄的亲信，官拜丞相，舂陵宗室刘赐则接替刘出任大司徒。种种迹象表明，李轶的变化不是孤立现象。
注7《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传》，第552页。
意识到这一点，对刘秀当时的处境就不难体会了。《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伯升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驰诣宛谢。司徒官属迎吊光武，光武难交私语。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卷一七《冯异传》：“自伯升之败，光武不敢显其悲戚，每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异独叩头宽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刘秀向刘玄谢罪，当是承认刘稷、刘反对立刘玄为帝有罪，同时表明自己拥戴刘玄的态度。刘秀当时的声望和影响力远不如刘，还不致对刘玄的地位构成威胁，因而未遭株连。但他毕竟是刘最亲近的人，被更始君臣疑忌是不可避免的。刘秀强抑悲戚，谨慎应对，一是为了保住性命，二是为了避免被更始集团进一步排斥。史称：“更始以是惭，拜光武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刘秀暂时度过了危机。
不过，更始诸将对刘秀并不信任，其处境依然危险。这迫使他设法脱离更始朝廷，另谋发展。不久，机会来了。王莽被杀后，刘玄北都洛阳，一面准备入关，一面考虑“令亲近大将徇河北”。刘赐可能也对刘秀心存愧疚，因而极力推荐刘秀。《后汉书》卷一四《安成孝侯赐传》：“赐言诸家子独有文叔（刘秀字）可用，大司马朱鲔等以为不可，更始狐疑，赐深劝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马，持节过河。”卷一七《冯异传》亦及此事：“更始数欲遣光武徇河北，诸将皆以为不可。是时左丞相曹竟子诩为尚书，父子用事，异劝光武厚结纳之。及度河北，诩有力焉。”曹竟父子，《后汉书》无传。据《汉书》卷七二《王贡两龚鲍传》，曹竟是儒生，王莽时“去官不仕”，刘玄征之“以为丞相，封侯，欲视致贤人，销寇贼”。父子二人在更始集团中不会有太大势力，因与草莽诸将存在隔阂而支持刘秀，则不无可能。
刘玄称帝后“使使者循郡国，曰先降者复爵位”，河北州郡大多已归降更始政权。刘秀北上，是以行大司马身份“镇慰州郡”。开始相当顺利，“所到部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但他抵达真定后，故赵缪王子刘林“诈以卜者王郎为成帝子子舆”，拥郎称帝于邯郸，并“遣使者降下郡国”。故广阳王子刘接亦“起兵蓟中以应郎”。这是河北的汉朝宗室向南阳更始集团发起的挑战。《后汉书》卷一九《耿弇传》载：当时上谷太守耿况派其子耿弇“奉奏诣更始”，途中得知王郎称帝，弇从吏孙仓、卫包谋曰：“刘子舆成帝正统，舍此不归，远行安之？”遂“亡降王郎”。孙仓、卫包的看法在河北有一定普遍性，因而民心大多倒向王郎。同书卷二〇《王霸传》：“及王郎起，光武在蓟，郎移檄购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将以击郎。市人皆大笑，举手邪揄之，霸惭懅而还。”
河北形势突变，刘秀措手不及，仓皇南逃，幸亏信都、和成、上谷、渔阳等郡的主要官吏仍站在更始政权一边，他才得以扭转局势。《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载其事曰：刘秀至信都，“太守任光开门出迎。世祖因发旁县，得四千人，先击堂阳、贳县，皆降之。王莽和成卒正邳彤亦举郡降。又昌城人刘植，宋子人耿纯，各率宗亲子弟，据其县邑，以奉光武。于是北降下曲阳，众稍合，乐附者至有数万人。复北击中山，拔卢奴，所过发奔命兵，移檄边郡，共击邯郸，郡县还复响应。南击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皆下之，因入赵界。”攻柏人不下，“于是引兵拔广阿”。这时，“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更始亦遣尚书仆射谢躬讨郎”。刘秀声势大振，遂破邯郸，杀王郎。刘秀至蓟在更始二年正月，至信都发兵击王郎当在二三月间，四月围邯郸，五月破之，前后只用了短短三个月左右。刘秀能迅速消灭王郎政权，首先是因为王郎立足未稳，根基不牢。河北吏民虽普遍支持他，但尚未形成牢固的君臣关系，许多郡县其实还在犹豫观望中。刘秀抓住这一机会对王郎发动攻击，使这些郡县又倒向自己一边，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力量。
刘秀至信都前，手下只有“官属”而无军队，在信都发兵也只得四千人。当时有“城头子路”兵二十余万在“河济间”, “力子都”兵六七万在“徐兖界”。他们都是当地豪杰控制的农民武装，但接受了更始政权的官爵。刘秀采纳任光的建议，一面“募发奔命，出攻傍县”，一面多作檄文曰“大司马刘公将城头子路、力子都兵百万众从东方来，击诸反虏”，派人送至巨鹿界中。吏民得檄，传相告语，人心惶惶。刘秀趁机率众“投暮入堂阳界，使骑各持炬火，弥满泽中，光炎烛天地，举城莫不震惊惶怖，其夜即降”。初战告捷，全靠虚张声势，骗得堂阳等县吏民不战而降。及邳彤、刘植、耿纯等率众加入，刘秀的队伍增至“数万人”。北击中山，“发奔命兵”，又有所扩大。“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刘秀派人“说扬，扬乃降”。不过，刘秀此时可能仍处于劣势，最终帮他扭转局面的还是渔阳、上谷二郡的支持。
两汉之际，关中地区迅速衰落，河北号称“天府之地”，成为天下重心所在。军事上，关中骑兵威风不再，幽州特别是渔阳、上谷二郡突骑则名闻天下。《后汉书》卷二〇《铫期传》：“河北之地，界接边塞，人习兵战，号为精勇。”卷一八《吴汉传》：“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卷一九《耿弇传》：王郎称帝，弇按剑曰：“我至长安，与国家陈渔阳、上谷兵马之用……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卷二二《景丹传》：丹等率渔阳、上谷兵归刘秀，从击王郎军于南
, “郎军迎战，汉军退却，丹等纵突骑击，大破之，追奔十余里，死伤者纵横”。刘秀高兴地说：“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
刘玄、王郎也知道突骑的威力，都曾试图加以控制。刘玄称帝后，“使谒者韩鸿持节徇北州”。当时彭宠和吴汉都逃亡在渔阳。韩鸿“以宠、汉并乡闾故人，相见甚欢，即拜宠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汉安乐令”。可能也是这个韩鸿，又受降上谷，接受了太守耿况交上的印绶，“一宿无还意”，好像打算更授他人，后在上谷功曹寇恂的逼迫和劝说下，还印绶于耿况，并“承制诏之”。王郎称帝后，也“遣将徇渔阳、上谷，急发其兵”。在河北郡国大多降于王郎的形势下，渔阳官属亦“皆欲附王郎”，彭宠“不能夺”。吴汉“素闻光武长者，独欲归心”，遂“诈为光武书，移檄渔阳”，使逃亡儒生赍以诣宠，“言刘公所过为郡县所归，邯郸举尊号者实非刘氏”，从而坚定了彭宠支持刘秀的决心。耿况在寇恂和耿弇的劝说下，也决意站在刘秀一边，遂“东约彭宠，各发突骑二千匹，步兵千人”。二郡兵“合军而南”，虽仅六千人马，却所向无敌，“击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级，得印绶百二十五，节二，斩首三万级，定涿郡、中山、巨鹿、清河、河间凡二十二县，遂及光武于广阿”。王郎灭后，刘玄见刘秀“威声日盛”，乃遣使立刘秀为萧王，“令罢兵与诸将有功者还长安”，欲夺其兵权，同时“遣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欲控制幽州突骑。刘秀以“河北未平”为由拒绝返回长安，又派吴汉、耿弇至幽州，诛苗曾、韦顺、蔡充，夺回幽州控制权，“悉发幽州兵”。从此，幽州突骑成为刘秀军中主力，为他平定河北及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
三、刘秀集团的形成
在平定王郎的过程中，刘秀集团也初步形成。其主要成员有追随刘秀渡河北上者，如南阳邓禹、岑彭、贾复、陈俊、朱佑、杜茂，颍川冯异、臧宫、铫期、王霸、祭遵；有在信都奉迎刘秀者，如南阳任光，东莱李忠，扶风万修，信都邳彤，巨鹿刘植、耿纯；还有上谷、渔阳二郡的部分官吏，如上谷寇恂，南阳吴汉，渔阳盖延、王梁，扶风耿弇，冯翊景丹。加上稍晚投奔刘秀于河北的南阳马成、马武、刘隆，颍川傅俊、坚镡，所谓“二十八将”都在这儿了。
《后汉书》卷二二范晔论曰：“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弟系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尔。”邓禹等人的像都被画在云台上，故有“云台二十八将”之称。但明帝图画于云台的功臣，好像不是二十八人，而是三十二人。“其外又有……合三十二人”云云，当指王常等四人也被图画于云台。《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载：“显宗图画建武中名臣列将于云台，以椒房故，独不及援。东平王苍观图，言于帝曰：‘何故不画伏波将军像？’帝笑而不答。”此处称“名臣列将”而不称“二十八将”，又说马援若非外戚也应厕名其间。看来，明帝图画功臣于云台时，并未限定二十八人之数。
既然如此，为何要称“二十八将”呢？范晔说：“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同书卷一七《冯异传》载安帝诏曰：“建武元功二十八将，佐命虎臣，谶记有征。”大概谶纬中有二十八将上应二十八宿之说，可惜其文不传，范晔已不知其详。不过，即使谶纬确有此说，也是当时人的附会。事实上，“二十八将”之称所凸显的是开国之功。邓禹等二十八人都是刘秀称帝前投入其麾下的，并且都曾“从平河北”，参与了最艰难也最危险的王朝草创过程。王常等四人则是刘秀称帝后才加入该集团的。同为功臣，前者的贡献毕竟更大，将二者稍加区分也是必要的。
除邓禹等“二十八将”、王常等四人及马援之外，在《后汉书》中与李通、王常同传的邓晨、来歙也是重要功臣。《文献通考》卷二六九《封建考十》“东汉功臣侯”条马端临按：“史言伏波辅佐中兴之功不减云台诸将，独以椒房之戚不得预焉。然邓晨，光武姊婿也；来歙，光武祖姑之子也。晨之舍宗从义，歙之捐躯徇国，其功烈虽劣于寇、邓、冯、耿，而贤于臧宫、马武、邳彤、铫期之流远矣。盖三公者俱非泛泛之外戚而徒以依乘取恩泽侯之比也。”其说甚是。邓晨、来歙也是刘秀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不预云台，可能和马援一样，也是因为其外戚身份。
在刘秀集团的主要成员中，南阳人最多。“二十八将”中就有十一个南阳人，王常、李通、邓晨、来歙也是南阳人。刘秀对他们最亲近，也最信任。郭伋曾劝刘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这是建武十一年的事，但刘秀信任南阳人由来已久。不过在平定河北的过程中，南阳诸将的贡献似不如其他将领。他们面对王郎的挑战，缺乏必胜信心，一再主张逃离河北。如刘秀在蓟，闻王郎兵到，“将欲南归，召官属计议”。耿弇提出北上渔阳、上谷，发突骑以拒王郎，而刘秀“官属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刘秀至信都后，“议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还长安”。邳彤反对，认为王郎“假名因势”，力量虚弱，刘秀可以将其击溃，若西还长安，不仅“空失河北”，连信都之兵也会一哄而散。这里的“官属腹心”和“议者”未必都是南阳人，但肯定以他们为主。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耿弇、邳彤等非南阳籍将领极力主张刘秀留在河北，推翻王郎。
刘秀对非南阳籍诸将十分倚重，他们对刘秀也忠心耿耿。但他们不是刘秀的同乡，又大多在河北等地有一定基础和影响力，因而刘秀对他们还是隐约存在不信任心理，他们对此也十分敏感。如刘秀北伐燕、代，拜寇恂为河内太守，曰：“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寇恂不负重托，“移书属县，讲兵肄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并击败了更始大将苏茂的进犯。刘秀闻讯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但同时又“数策书劳问恂”。有人从中察觉到刘秀的疑心，提醒寇恂说，“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时据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苏茂，威震邻敌，功名发闻，此谗人侧目怨祸之时也。昔萧何守关中，悟鲍生之言而高祖悦。今君所将，皆宗族昆弟也，无乃当以前人为镜戒。”寇恂“然其言，称疾不视事”，又“遣兄子寇张、姊子谷崇将突骑愿为军锋”，刘秀“善之，皆以为偏将军”。又如彭宠反于渔阳，刘秀命耿弇率兵讨伐。“弇以父据上谷，本与彭宠同功，又兄弟无在京师者，自疑，不敢独进，上书求诣洛阳。”刘秀看出了耿弇的“自疑”之心，诏报曰：“将军出身举宗为国，所向陷敌，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征？”耿况“闻弇求征，亦不自安”，遣子耿国入侍，到刘秀身边充当人质。刘秀“善之”，对耿况的这一做法表示认可。再如刘秀遣冯异平定关中，异大破赤眉军，又击败延岑，迫使其他割据武装纷纷投降，既而“怀来百姓，申理枉结”，在关中四年，颇得人心。于是，“异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书思慕阙廷，愿亲帷幄”，刘秀不许。“后人有章，言异专制关中，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刘秀以章示异，“异惶惧”，连忙上书自明，刘秀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史家详细记录这些事例，意在凸显刘秀心胸之宽阔，并展现其驾驭群臣之技巧，但同时也暴露出刘秀与非南阳籍将领间的微妙关系。
在平定王郎的过程中，河北各地归降刘秀的地方官吏很多，构成刘秀集团的外围势力。与上述主要成员相比，他们与刘秀的关系要疏远得多，相互间的信任度较低。史称：刘秀“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这些河北“吏人”自新莽政权垮台后，一降更始，再降王郎，三降刘秀，在剧烈的政局动荡中左右摇摆，反复无常。刘秀对他们自然不很信任，但为了在河北立足，又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在这种情形下，待之以宽容，既往不咎，是聪明的做法。
刘秀接管了河北地方政权后，民间还有许多豪强武装，所谓“别号诸贼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刘秀先击铜马，“至馆陶，大破之。受降未尽，而高湖、重连从东南来，与铜马余众合。光武复与大战于蒲阳，悉破降之”。为了将这些队伍拉入自己的阵营，刘秀“封其渠帅为列侯”，但“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陈。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这批降人数量甚多，他们的加入使刘秀的力量骤然膨胀，“众遂数十万”，关西人甚至称刘秀为“铜马帝”。刘秀将他们“分配诸将”，使之分散于各亲信将领麾下，从而较好地控制和利用了这支力量。但这些人与刘秀的关系肯定更为疏远，“投死”、“皆服”云云不过是史家的渲染。刘秀用“推心置腹”的冒险举动去安抚他们，正说明其“不自安”之心比上述“反侧子”们更重。
刘秀击败王郎后，逐步脱离更始政权，袭杀其大将，占夺其地盘。先杀苗曾、韦顺、蔡充，夺回幽州；又杀谢躬，夺取邺城。赤眉入关攻更始，他又遣邓禹“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乱”。邓禹连破更始军，杀其大将樊参、刘均、杨宝、弭强等。在此过程中，刘秀也收降了不少更始将士。如谢躬败后，“其众悉降”。其中包括更始冀州牧庞萌等。及赤眉大军入长安，更始政权大势已去，刘秀又遣吴汉率大军围洛阳，逼降更始大将朱鲔。朱鲔初因参与谋诛刘，又反对派刘秀北上，“自知罪深”，不敢降。刘秀谓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朱鲔降后，刘秀果真不计前嫌，“拜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后迁少府，“传封累代”。刘秀得知“更始破败，弃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又下诏：“今封更始为淮阳王，吏人敢有贼害者，罪同大逆。”及刘玄被杀，刘秀葬之于霸陵。其妻及三子逃至洛阳，刘秀收容了她们，并封三子为侯。此外，更始大将李通、王常、来歙等及舂陵宗室刘良、刘祉、刘歙、刘终、刘赐、刘信、刘顺、刘嘉等也纷纷“亡奔洛阳”，投靠刘秀。
新末之更始，颇似秦末之张楚，虽昙花一现，却有首事之功，是新莽既亡而东汉未立的两三年间法统正朔之所在。舂陵宗室则是连接刘秀与汉家血脉的纽带。因而刘秀接收更始政权和舂陵宗室的残余势力，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刘秀已接替刘玄成为舂陵宗室的领袖，从而继承了更始政权的法统，接过了兴复汉室的大旗。
不过，更始诸将及舂陵宗室毕竟抛弃过刘和刘秀，很难得到刘秀的充分信任。其中只有李通因有“首创大谋”之功，又娶刘秀妹伯姬为妻，而“特见亲重”，王常因说服下江诸将与刘、刘秀“并合”，又力主立刘为帝，而被刘秀视为“真忠臣”，来歙因是刘秀姑姑的儿子，刘秀自少“甚亲敬之”，而颇受信重。其他人大约同河北“吏人”及铜马“渠帅”一样，只能成为刘秀集团的外围成员。舂陵宗室中，刘良、刘祉、刘歙、刘终、刘茂及刘二子刘章、刘兴得封为王，刘匡、刘赐、刘信、刘顺、刘敏、刘国、刘嘉等封为列侯。刘秀仍将他们视为“宗室”，给予优厚待遇，对刘章和刘兴尤为亲近，“抚育恩爱甚笃”。但总体上，舂陵宗室算不得刘秀集团的主要成员。刘秀既不让他们参预朝政，也不让他们统领重兵。
加入刘秀集团最晚的是来自西北的马援、窦融等人。马援是扶风茂陵人，王莽末曾任新成大尹（汉中太守），后在隗嚣手下“为绥德将军，与决筹策”。隗嚣在刘秀和公孙述之间犹豫不决，派马援先后至成都和洛阳进行观察。马援认为公孙述“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刘秀则“恢廓大度，同符高祖”，建议隗嚣“专意东方”。加之来歙的反复劝说，隗嚣勉强同意了，“遣长子恂入质，援因将家属随恂归洛阳”。不久，隗嚣又背叛刘秀，转降公孙述。马援致书于嚣以责譬之，又致书嚣将杨广，“使晓劝于嚣”，都未达到目的。此时，刘秀挥师向西，发起了对隗嚣和公孙述的战争。马援上书，“愿听诣行在所，极陈灭嚣之术”。刘秀听了他的谋划，“因使援将突骑五千，往来游说嚣将高峻、任禹之属，下及羌豪，为陈祸福，以离嚣支党”。建武八年，刘秀亲自征讨隗嚣，马援又参与谋划，“说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状”，坚定了刘秀进军陇右的决心，“又于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曲折，昭然可晓”。
马援为东汉的建立所做的贡献，如此而已。他随隗恂至洛阳，已是建武五年十二月。当时刘秀早已站稳脚跟，征服山东的战争也接近尾声，很快就可腾出手来对付隗嚣。马援此时前来投奔，对刘秀来说意义不很大。马援到洛阳后，“居数月而无它职任”，连供养宾客都有困难，遂上书要求屯田上林苑中，刘秀也同意了。刘秀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说明他对马援不很看重。马援十分熟悉隗嚣的军事部署和当地山川形势，在消灭隗嚣的战争中积极献策。刘秀重视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未委以重任，没让他统兵作战。和参与这场战争的来歙、冯异、耿弇、盖延等将领相比，马援显然未得到刘秀的充分信任。马端临说其功“不减云台诸将”，当主要指建武九年以后马援先后统兵平定西州羌人和南方蛮夷而言。
窦融是扶风平陵人，文帝外戚窦氏之后，初为新莽将领，曾随王邑参与镇压绿林军，并在昆阳被刘秀击败。新莽亡后，窦融率军降于更始。见天下大乱，“图出河西”，得为张掖属国都尉。到任后，他“抚结雄杰，怀辑羌虏”，又联合武威太守梁统、张掖太守史苞、酒泉太守竺曾、敦煌太守辛彤、金城太守厍钧等，割据一方。刘秀称帝后，“隗嚣先称建武年号，融等从受正朔，嚣皆假其将军印绶”。表面上他们已承认了刘秀政权，实际上也和隗嚣一样，在观察局势的发展。直到建武五年夏，东方大局已定，刘秀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西方。隗嚣和窦融都感受到巨大压力，不得不在刘秀与公孙述之间做出明确选择。结果，隗嚣倒向公孙述，窦融则继续站在刘秀一边。
刘秀此时也正想利用窦融“以逼嚣、述”，遂拜融为凉州牧，并赐玺书说：“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从，亦宜以时定。”刘秀的态度同样不冷不热，意在迫使窦融坚定立场，与隗嚣彻底决裂。史称“玺书既至，河西咸惊”。窦融“深知帝意”，一面上书刘秀表忠心，一面致书隗嚣“责让之”。刘秀对窦融的这一举动“深嘉美之”，乃赐之外属图及《史记·五宗世家》、《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并说“每追念外属，孝景皇帝出自窦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特意强调了舂陵宗室与外戚窦氏的关系。这时，梁统才杀了隗嚣派来游说河西的辩士张玄，窦融等“皆解所假将军印绶”，正式“与嚣绝”。
建武八年夏，刘秀亲征隗嚣，窦融率众与之会合。《窦融传》载其事曰：“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两。”刘秀待以殊礼，“遂共进军，嚣众大溃，城邑皆降”。战争结束后，“帝高融功”，封融等为列侯，并命其“西还所镇”。于窦融的军队如何参与这场战争，本传全无记载。《光武帝纪》及隗嚣、来歙、寇恂、冯异等传，载灭嚣过程甚详。从中可见，主要战役都是来歙等人率刘秀主力完成的，窦融所率凉州军队没有重大贡献，除梁统参与围攻嚣将高峻一事外，不见凉州军队参战的其他记载。其后，刘秀对公孙述的战争也打得十分惨烈，而凉州军队完全没有参与。
窦融率凉州五郡倒向刘秀一边，大大削弱了隗嚣的力量，使刘秀得以降低战争成本，加快统一进程。这当然是大功一件。但窦融的高祖、从祖和从弟都曾在凉州出任二千石，“累世在西州，知其土俗”。窦融自己又在凉州经营了十余年，“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刘秀对这样一支根基甚深的地方势力不能不心存疑忌。隗嚣灭后，刘秀挥师讨伐公孙述，而命窦融等还镇凉州。其目的当然是依靠窦融等人继续维持凉州的局面，并保持隗嚣旧地局势的稳定，以便腾出力量消灭公孙述。但刘秀绝不会容忍窦融等人长期留在凉州，统一战争一旦结束，就会动手解决这一问题。窦融等人对此也心知肚明，故在刘秀讨伐公孙述时便主动要求离开凉州。史称：“融以兄弟并受爵位，久专方面，惧不自安，数上书求代。”刘秀诏报曰：“吾与将军如左右手耳，数执谦退，何不晓人意？勉循士民，无擅离部曲。”再次用“推心置腹”之术安抚窦融等人。但公孙述灭后，刘秀立刻“诏融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到达洛阳后，窦融“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刘秀只“还侯印绶”，免去了窦融在凉州的所有官职，数月后拜他为冀州牧，十余日又迁大司空。梁统等人也被免去原来的官职。就这样，刘秀将窦融集团从凉州连根拔起，彻底消除了这支地方势力。此后，窦融“自以非旧臣”，小心谨慎，“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又因“久不自安，数辞让爵位”。而刘秀“以此愈亲厚之”，对窦融的主动退让给予很高的回报。
仔细梳理了刘秀集团的成员结构和形成过程后，我们发现刘秀面对南阳诸将比较自信，很少生疑，面对其他将领却少了几分自信，多了几分谨慎。恐怕是受刘秀这种心态的影响，南阳诸将面对刘秀也比较放松，很少“自疑”，其他将领面对刘秀却比较紧张，动辄“不自安”。究其原因，刘秀作为舂陵宗室的成员和刘的胞弟，在追随他的南阳人中有较高的号召力，其自信当由此而来。但在其他将领心目中，刘秀的上述身份所带来的号召力打了折扣。正如马援所说，“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他们与刘秀无同乡之谊，“择”他人为“君”的可能性更大些。在那些被征服后才加入该集团的外围成员中，刘秀的号召力自然更低。
四、东汉的建立与天命之争
更始三年正月，刘秀至渔阳、右北平一带击破尤来、大抢、五幡等豪强武装后，河北大局已定，遂经安次、蓟、范阳、中山、南平棘、鄗、怀一路南下，矛头直指洛阳，意图显然是要夺取洛阳，进而背靠河北，争夺天下。诸将对此心领神会，遂于安次“议上尊号”，刘秀不听。行至中山，诸将复奏，刘秀又不听。行至南平棘，“诸将复固请之”。刘秀曰：“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史称“纯言甚诚切”，刘秀“深感”，曰：“吾将思之。”行至鄗，遂即皇帝位。
刘秀称帝是早晚的事，耿纯的作用只是促其稍稍提早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耿纯指出诸将投入刘秀麾下是为了攀龙附凤，在日后的新王朝中成为新贵，刘秀若不及时称帝，诸将的愿望得不到满足，便可能离他而去，另寻高枝。这番话虽有夸大事实之嫌，却挑明了刘秀与诸将的利害关系。在刘秀和王郎相争时，耿纯曾指出，刘秀“单车临河北，非有府臧之蓄，重赏甘饵，可以聚人者”，因而缺乏号召力。如今他劝刘秀及时称帝，正是要用日后的荣华富贵维持诸将对刘秀的拥戴与支持。
刘秀称帝符合诸将的利益，对强化集团的内部凝聚力会起一定作用。但这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是他在集团外围成员中的权威和号召力仍然有限，因而反叛事件不断发生。《后汉书》卷二一《耿纯传》载：建武二年正月，真定王刘扬“谋反”。刘秀闻讯先“遣骑都尉陈副、游击将军邓隆征扬，扬闭城门，不内副等”。耿纯是“真定宗室之出”，其母出自真定王刘氏，因而颇受刘扬信任。刘秀为避免内战，“乃复遣纯持节，行赦令于幽、冀，所过并使劳慰王侯。密敕纯曰：‘刘扬若见，因而收之。'”耿纯率百余骑与陈副、邓隆“至真定，止传舍”。刘扬“称病不谒”，欲在府中与耿纯相见。纯报曰：“奉使见王侯牧守，不得先诣，如欲面会，宜出传舍。”刘扬弟刘让及从兄刘细各拥兵万余人。扬“自恃众强”，遂率官属至传舍，“兄弟并将轻兵在门外”。“扬入见纯，纯接以礼敬，因延请其兄弟，皆入，乃闭
悉诛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无敢动者。”刘秀用诈术除了刘扬兄弟，制止了他们的反叛，但未趁此机会铲除真定王家族。《耿纯传》称：“帝怜扬、让谋未发，并封其子，复故国。”同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二年五月，封“故真定王扬子得为真定王”。刘秀如此宽宏大度的真正原因，恐怕不是“怜”刘扬兄弟“谋未发”，而是一时无法消除真定王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只好对他们加以安抚，以求稳住真定，稳住河北。
继刘扬谋反之后，又先后发生了渔阳太守彭宠、涿郡太守张丰、平狄将军庞萌、破虏将军邓奉等人的反叛，在刘秀集团内部造成不小的震动。彭宠“自负其功，意望甚高”，扬言“我功当为王”。刘秀“接之不能满”，宠“以此怀不平”, “怏怏不得志”。后幽州牧朱浮谮构宠，刘秀诏征之，宠“自疑”，遂发兵反，自立为燕王。张丰“好方术，有道士言丰当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系丰肘，云石中有玉玺”。丰信以为真，遂“举兵反，自称无上大将军，与彭宠连兵”。平狄将军庞萌，甚受刘秀“信爱”。刘秀命其与盖延共击董宪，只因“诏书独下延而不及萌，萌以为延谮己，自疑，遂反”, “袭破盖延，引兵与董宪连合”，还“自号东平王”。吴汉率军讨伐南阳时“所过多侵暴”，邓奉“谒归新野，怒吴汉掠其乡里，遂反，击破汉军……与诸贼合从”。这些人的反叛也都比较轻率，没有非反不可的理由。刘秀集团的松散性，于此可见一斑。
在刘秀集团之外，特别是在河北以外的其他地区，刘秀称帝所产生的影响更小，像刘秀一样在各地称帝称王的倒不少。其中刘永和公孙述势力较大，南阳、汝南、淮阳等地在更始旧将的控制下，也是刘秀的一大障碍。
刘永是文帝子梁孝王刘武的八世孙。更始政权建立后，他“先诣洛阳”，被刘玄“绍封为梁王”，既而“据国起兵”，攻占济阴、山阳等郡二十八城，又联合佼强、董宪、张步等割据势力，“专据东方”。及更始败亡，刘永自立为天子，国号应当也是汉，又封张步为齐王，董宪为海西王。和刘秀集团相似，刘永集团也是更始政权的派生物，但它不是外来势力，而是汉朝宗室在当地的代表，其血统也比刘秀更尊贵，在青、徐、兖、豫一带颇有号召力。建武二年夏，刘秀派盖延率马武、刘隆、马成、王霸等伐刘永，经过艰苦的战争和反复较量，才消灭了这支势力。
论实力，刘永远不及刘秀。盖延首战便攻破了梁国首府睢阳，“永将家属走虞。虞人反，杀其母及妻子，永与麾下数十人奔谯”。不久，“睢阳人反城迎永，吴汉与盖延等合军围之，城中食尽”，永逃至酂，被部将所杀，时在建武三年七月。当时，张步据有齐地十二郡，刘秀曾派光禄大夫伏隆持节使齐，拜步为东莱太守。刘永听说后，也派人至齐立步为齐王。张步不顾秀强而永弱，“即杀隆而受永命”。及永死后，苏茂、周建、佼强、董宪等又立其子刘纡为梁王，继续抗击刘秀。张步甚至“欲立永子纡为天子，自为定汉公”，拒不承认刘秀的法统地位。刘纡初与苏茂、周建守垂惠。刘秀遣马武、王霸率军围之，刘纡逃至西防投奔佼强。刘秀遣杜茂攻之，刘纡又逃至东海投奔董宪。及刘秀亲率大军击败董宪，刘纡“不知所归”，被军士杀死。张步、董宪等也先后兵败被杀，“山东悉平”。此时已是建武六年二月。刘永父子在刘秀大军的追剿下东奔西逃，几乎没有还手的力量，却坚持了近四年。张步、董宪等当地豪杰也屡败屡战，顽强抵抗。
《后汉书》卷一七《贾复传》载：建武二年，更始政权已亡，其“郾王尹尊及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其中“郾最强，宛为次”。刘秀命贾复击郾，吴汉击宛。贾复一路比较顺利，“月余，尹尊降，尽定其地。引东击更始淮阳太守暴汜，汜降，属县悉定。其秋，南击召陵、新息，平定之”。吴汉一路因邓奉反叛而遇到麻烦。同书《岑彭传》载：刘秀遣岑彭、朱佑、贾复、耿弇、王常、郭守、刘宏、刘嘉、耿植等，“并力”讨邓奉和董欣。“欣、奉皆南阳精兵，彭等攻之，连月不克”，大军“暴师经年，致贾复伤痍，朱佑见获”。最后，刘秀“自将南征”，督诸将力战，才将欣、奉击败。南阳是刘秀的家乡，邓奉则是邓晨之兄子，是刘秀的亲戚。刘秀在这里遇到顽强抵抗，固然和吴汉的劫掠侵暴有关，但也表明刘秀此时的号召力连自己的家乡都不能覆盖。
公孙述原本打着汉家旗号起兵，“使人诈称汉使者自东方来，假述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绶”。及更始遣军徇蜀、汉，“述恃其地险众附，有自立志”，遂击退更始军，先称蜀王，既而称帝，割据益州。当时，“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而“蜀地肥饶，兵力精强”，相对安定，故“远方士庶多往归之”。隗嚣起初也打着汉家旗号，与众将盟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后率众归刘玄，拜御史大夫。及赤眉入关，更始君臣发生内讧，隗嚣“亡归天水，复招聚其众，据故地，自称西州上将军。及更始败，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此后，隗嚣在刘秀和公孙述之间犹豫徘徊，最终还是倒向公孙述一边，“遣使称臣于公孙述”。当时，隗嚣手下只有王遵和牛邯离他而去，投奔刘秀，其他将吏则“人人抵掌，欲为不善之计”，促成了隗嚣的这一选择。关中割据势力的动向也和陇右相似。史称“更始败后……关中豪杰吕鲔等往往拥众以万数，莫知所属，多往归述”。可见，公孙述在蜀汉关陇地区的号召力大于刘秀。建武六年，刘秀平定山东后，立刻挥师西进，讨伐隗嚣和公孙述。至十年十月平陇右，十二年十一月平蜀，历时近七年。
袁山松《后汉书》总结东汉建立的过程说：“刘氏旧泽虽在，而瞻乌之望殆绝……于时怀玺者十余，建旗者数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为之王公”；刘秀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渺渺之胤，起于白水之滨……数年之间，廓清四海”；其功“虽曰中兴”，实与“始创业者”无异。“瞻乌”典出《诗经·小雅·正月》。其辞曰：“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毛传：“富人之屋，乌所集也。”郑玄笺：“视乌集于富人之室，以言今民亦当求明君而归之。”据此，袁氏所谓“瞻乌之望殆绝”，指更始政权失败后百姓对汉室复兴的期望丧失殆尽，因而“刘氏旧泽”没能为刘秀提供太多帮助。此说甚是。
更始乱后，群雄逐鹿，天命将落在谁的头上，时人并无共识。“或谓天下迭兴，未知谁是，称兵据土，可图非冀。或曰圣王未启，宜观时变，倚强附大，顾望自守。”因此，用谶记证明天命在己，成了一些政治人物扩大影响、争取民心的手段。其中刘秀的例子最为典型。《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刘秀至鄗，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而来，其辞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此前，诸将再三劝进皆未获许，既得谶记，因复奏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刘秀同意了，命有司设坛场，燔燎告天及群神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顾降命，属秀黎元。”他也承认这条谶记是“不可稽留”的“皇天大命”。当时人们认为谶记是天命的载体，故刘秀及诸将极力渲染此事以提高刘秀的号召力。约略同时，刘扬、张满、公孙述等也都有类似举动。刘扬事见《后汉书》卷二一《耿纯传》：“时真定王刘扬复造作谶记云：‘赤九之后，瘿扬为主。’扬病瘿，欲以惑众，与绵曼贼交通。”《赤伏符》明言刘秀当为天子，刘扬却公然否定《赤伏符》，扬言自己当为皇帝。刘扬此举显然得到了真定吏民及“绵曼贼”等农民军的支持，对刚刚称帝的刘秀构成一定威胁。张满事见《后汉书》卷二〇《祭遵传》：建武二年，“新城蛮中山贼张满，屯结险隘为人害……而厌新、柏华余贼复与满合”。刘秀命祭遵攻之，“明年春，张满饥困，城拔，生获之。初，满祭祀天地，自云当王，既执，叹曰：‘谶文误我！'”连山贼都用谶文争天命，当时民心不知所归的状况于此又可见一斑。
公孙述利用谶纬称帝之事影响更大。《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谋士李熊劝述称帝，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当之？”熊对曰：“天命无常，百姓与能。能者当之，王何疑焉！”于是，公孙述认定汉室不可能复兴了。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申《春秋》和谶纬之说曰：“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论证中还多次引用谶纬之文。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引《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并解释说：“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他还自称金德，“色尚白”，扬言“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公孙述“数移书中国”，宣扬此说，“冀以感动众心”。大概“中国”之人颇为所动，致使刘秀“患之”，乃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华阳国志·公孙述志》载刘秀此书更详：“《西狩获麟谶》曰‘乙子卯金’，即乙未岁授刘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废昌帝，立子公孙’，即霍光废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黄帝姓公孙，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汉家九百二十岁，以蒙孙亡；受以丞相，其名当涂高’，高岂君身邪？”
刘秀和公孙述关于天命的争论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陇右与河西的政治抉择。《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隗嚣曾使辩士张玄游说河西曰：“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这显然是公孙述的说法。隗嚣率陇右倒向公孙述，自然赞同这一说法，现在又用来劝说窦融等率河西加入他们的阵营。“融等于是召豪杰及诸太守计议”，其中有“智者”阐述刘秀一方的观点说：“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及莽末，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曰：‘刘秀真汝主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论之：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当时，“诸郡太守各有宾客，或同或异”，似乎意见不一而又势均力敌。最后，窦融以河西统帅的身份“决策东向”，才使支持刘秀的一派占了上风。
总之，和刘邦提三尺剑取天下相似，刘秀的天下也是打下来的，靠的是历史机遇和他的政治军事才干。在汉室复兴运动中，刘秀作为舂陵宗室的成员和更始法统的继承者，本应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但更始政权的败亡，葬送了“民心思汉”的有利形势，也使“汉家当复兴”之说受到严重质疑，刘秀的权威和号召力因而先天不足。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巩固自己的统治，刘秀一面采取措施加强皇权，一面又高擎汉室大旗，大力宣扬汉家当复兴、天命在刘秀等神秘观念，坚持将东汉的建立说成西汉的复兴，将东汉开国之君说成汉室中兴之主，以强化和凸显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经历所包含的政治文化优势。明了这一点，对深入理解东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的特点不无帮助。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