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读本科时，兴趣偏于思想史，这主要是因为上大学前工作过几年。那时政治学习很多，在大环境影响下，我很认真、很虔诚地读了些马列。马列著作大多是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内容，读多了，便养成理论思考的习惯。这是我们那一代人中常见的现象。带着这种习惯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中国古代史，对先生们最擅长的政治史和制度史，一时提不起兴趣，总想做思想史。当时系里没有这方面的老师和课程，我就到哲学系选修了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又跑到北师大历史系旁听“中国思想史”。后者是白寿彝先生请邱汉生和社科院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的几位学者联合开设的，而他们都是侯外庐先生的学生。和我同班且同宿舍的阎步克，当时也想做思想史。常和他交流切磋，摸索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获益良多。三年级时，写了篇习作——《商周时期孝观念的起源、发展及其社会原因》，后来发表在《中国哲学》第十辑上。毕业时，打算报考历史所的研究生，跟侯外庐先生学思想史。但到临考前才知道，历史所那一年不招生。计划落空，改报其他专业已来不及，便先出去工作了。

第二年，再次考研，为稳妥起见，报了北大历史系，并选择了师资力量较强的魏晋南北朝史方向。入学后，跟祝总斌先生学政治制度史。我原以为制度史会很枯燥，沉下心来学了三年，发现其实很有趣。研究过程实实在在，只要下工夫，总能搞出点东西来，成功率高。做硕士论文时，选了“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散官制度”这一题目，主要是考虑这个专题还没人做过，算是所谓“空白”，而身份制度又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侧面。题目太大，初稿写了十万字左右，总体上不够深入，也未充分展开，但时间不够了。最后，根据祝先生的意见，只取魏晋部分近三万字，加工修改成文。当时，女儿出生，让我无法集中精力，论文写得不好。后来，我将初稿中关于南朝和北周隋唐的部分内容抽出，经进一步加工，写成《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和《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两篇论文，分别投给《史学月刊》和《北大学报》发表，这项研究便告一段落了。

留校任教后，田余庆先生给研究生讲授“两汉魏晋政治史研究”，我做他的助教，于是又学着做政治史。先写了一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交给田先生。他看后还给我，说了句“分量不够”，见我不太明白，又补充一句，“题目分量不够”。这话让我想了很久，最终促使我将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和政治文化问题作为长期研究方向，希望能做出有“分量”的成果。这个题目也很大，从哪儿入手颇费斟酌。听白寿彝先生说过，搞研究总是开头难，就像劈竹子，只要用力劈开一个口，轻轻一按就到底了。后来读田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感觉就是以“王与马共天下”为突破口，进而势如破竹，理清了东晋一代皇权与士族的关系及其对当时政治的影响。我从中得到启发，开始有意识地为我的研究寻找突破口。

为此，我花了两年时间，读了不少书，终于发现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对汉代政治有重要影响，很可能是从政治文化角度进一步揭示两汉政治演进之基本线索的钥匙。研究董仲舒，要涉及经学，尤其是复杂神秘的《春秋》学。我知道这潭水很深，深不见底，所以犹豫了。一天晚上跟胡宝国深入地聊了聊，大体上理清了此事之利弊。我被“文革”耽误了几年，研究生毕业时已三十出头了，再花几年工夫去闯一个陌生领域，风险可想而知。但这项研究如果成功，能为我的整个研究计划打开局面，甚至可为政治史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径，这一前景又是很诱人的。想到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在真理的入口处，如同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根除一切犹豫”，我决心赌一把，于是花很大力气对董仲舒做了一番研究。先写了《汉道、王道、天道——董仲舒<春秋>公羊说新探》一文，从政治思想角度，循着汉代《春秋》学的理路，对董仲舒的政治学说进行了系统梳理。文章在《国学研究》发表后，逐渐引起学界注意。最近，高教出版社编了一套研究生教材，其中《新编中国思想史二十二讲》收了这篇文章。看来，我用力最深的这篇东西，得到了学人的认可。

《汉道、王道、天道》一文完成后，我试图用得到的认识来观察西汉政治，但很快发现不行，因为此文的重点在“王道”和“天道”部分，对董仲舒“汉道”理论的认识仍浮在面上，无法与当时的政治演进过程做深度衔接。于是，我又回过头来对董仲舒进行二次研究，写了《<春秋>与“汉道”——董仲舒“以德化民”说再探》。这篇文章完成后，《春秋》学和汉代政治的关系在我头脑中比较清晰了，接下来的研究果有破竹之势。1997年，在吴宗国和祝总斌两位先生的建议和鼓励下，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在祝先生指导下，于2001年初提前完成了博士论文《<春秋>学对汉代政治变迁的影响》，同年以《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为题，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两年后又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博士论文其实只做了西汉，东汉部分没有展开。作为全国优博作者，我得到一笔专项资金，继续进行这项研究。当时《张家山汉墓竹简》已公布，其中有与西汉王国和侯国制度相关的资料，可对我原来提出的几个观点进行补充论证。于是我先回到西汉，写了《汉初王国制度考述》、《汉初侯国隶属关系考》、《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西汉宗室绝国考》等制度史论文。然后转入东汉，写了《两汉之际的谶纬与公羊学》、《东汉今古文学的变化、兴衰与合流》、《郑玄的使命和贡献——以东汉魏晋政治文化演进为背景》等思想史论文，又写了《汉室复兴的历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东汉的豪族与吏治》、《论东汉外戚政治》、《东汉世家大族的崛起及其本质特征》等政治史论文。进而对旧著进行补充修订，写成《<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一书，2011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这个过程中，我循着政治文化这条主线，在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等领域间穿插转换，虽不轻松，却都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乐在其中。我还得到如下体会：这几个领域之间原本有着内在的深刻关联，因而是可以互相发明的，当我们的研究在各个领域都达到一定深度时，这些关联就会显现出来。当然，这种较深层次的历史现象，常常不是将资料摆在面前做一番排比分析就能很快理解的，有时须在反复的查阅和思考中耐心等待“悟性”火花的出现。

近日，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北大出版社共同推出《未名中国史丛刊》，出版中心老师们的论著。我的上述研究成果，许多内容已整合进《<春秋>与“汉道”》一书中，但单篇论文在查找利用方面还是有其方便之处，故不避重复，选出二十篇，编成这本小书，加入《丛刊》。全书依文章内容分为政治篇、制度篇、思想篇，一来便于读者查阅，二来可体现我曾涉猎的主要领域。所有文章都依当下流行的学术规范，统一了注释方式，部分文章还做了内容上的修改。在我学历史的过程中，祝总斌、田余庆、阎步克这三位身边的师友对我影响很大。我曾仔细研读他们的著作，并写了三篇书评，而这三部著作正好分属于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我的书评主要不是评议得失，而是揣摩研究方法。考虑到这对青年读者或许有点参考价值，故作为附录收在本书最后。

书名颇费斟酌，所收文章分属三个领域，很难用一两个词做画龙点睛式的概括。想来想去，就叫《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吧。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是比较成熟的学科，大师多，成果多，未开发的领域少，这使粗放研究面临选题的困难，但也为精耕细作奠定了基础。幽者，暗也，深也。我说的“探幽”，就是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对晦暗不明的环节进行发掘。毫无疑问，这首先要求我们读书细，善于在历史记载的细微处发现问题并深入下去。其次，跨学科、跨领域的视野，也有助于我们发现和阐释某些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现象。

整理旧作，想起三十多年来走过的路，简要叙述如上，算是序吧。

作者于育新花园寓所

2012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