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在地下的历史
人们常说，我国有5000年悠久的历史。这只是一般的提法，因为历史学家往往把历史的开端从人类创造文字的时候算起。我国的文字大约萌芽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相当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从那时到今天，已经有5000年了。这就是5000年历史的由来。
撇开这种观点，我们仍然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将我们民族的历史追溯到更加遥远的古代。早在100多万年以前，我们的远古祖先就繁衍生息在这块美丽而辽阔的土地上，开始了谱写人类历史长卷的伟大进程。
随着时间推移和自然变迁，这部巨大的长卷史册虽然被深埋在地表下层，但是经过考古学家的不断发掘，已经可以展卷阅读了。
老祖母的风采
1964年5月下旬的一天，在陕西省蓝田县城一间宽敞的工作室里，贾兰坡教授小心翼翼地拿起一个小包，一层层剥开裹在上面的绵纸，标本立即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小牙！不错，是人的牙齿！”老人激动得大叫起来。他吩咐各考察小组，对发掘工作要特别小心，以免损坏珍稀化石。对于贾教授的殷殷嘱咐，大家都能掂量出它的分量。谁都明白，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就要发生了。
故事还得从1963年6月说起：一支科学考察队在蓝田县城东南公王村附近的公王岭下，挖到了不少动物化石。一个月以后，又在距城西北十多公里的陈家窝子村附近，出土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直立人”（即猿人）的下颌骨化石。
所谓“化石”，是指古代生物的遗体、遗物或生活遗迹，埋藏在地下，经过矿物质长期的填充和替化作用后形成的只保持原来的形状、结构和印模的钙化、碳化、矿化的生物遗体或印模。研究化石，可以了解生物的演化过程，并能帮助确定地层的年代。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经过比较研究，这个下颌骨化石，与30多年前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的下颌骨在形态上基本一致。队员们高兴极了。在胜利激情的鼓舞下，第二年3月底，他们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考察队，又一次来到蓝田，并由贾兰坡教授担任队长，负责领导各小组的发掘工作。
同年5月22日，派往公王岭的一个小组，在一块坚硬的钙质结核中，发现了一颗远古人类的牙齿。这颗牙齿只露出一半，另一半还被包裹在结核里，所以一时还未能肯定它到底是不是人牙。当天晚上，队员们小心地将它从结核中剥离出来，并于第二天清晨用专车送到设在县城的考察队办公室。
贾教授看到这个珍贵的化石后，激动得不能自已。他深信，一颗牙齿，只是一个信号，地底下一定还有更多的这一类化石。于是，他随车来到发掘现场，指导大家在发现人牙的下方继续寻找，结果又挖出了一个巨大的堆积物。经过精心的剥离，除了得到一颗人牙外，还发现了一个残破的头盖骨化石。
根据古人类学家吴汝康教授的研究，蓝田出土的牙齿和头盖骨，都是同一个人的骨殖。死者大概是一位女性，30多岁，属直立人类型。
至此，这位生活在蓝田的人类老祖母的模样，便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了。
蓝田人额低而宽，明显向后倾斜。眉脊粗宽，在眼眶上方形成一条横行的骨脊。这种粗宽的眉脊，正是猿类的重要特征之一。拿这点同“北京人”相比，蓝田人的眉脊更为突出。
另外，蓝田人的牙齿粗，脑容量仅780毫升，表现出了更多的原始性。科学家断定：蓝田人比“北京人”生存的年代要早得多。如果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之间的话，那么，蓝田人生存的年代当在距今100万年左右。蓝田人的发现，将我国境内“直立人”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30万年之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后来，云南又发现了“元谋人”的牙齿化石，相形之下，“蓝田人”的资历又比他们浅得多了。因为“元谋人”被公认是距今170万年左右的人类。
关于“蓝田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尽管在化石埋藏的地点没能发现更多的石制工具，但在整个蓝田地区，还是出土了200多件。这是一种粗糙的石器，大多用石英岩、砑石等加工而成，质地比较坚硬。
“蓝田人”的社会组织大概处在血缘家庭阶段。血缘家庭排除了一个集体内父母辈和儿女辈之间的结合，但仍容许兄弟和姊妹之间的结合。他们会制作比较定型的石器，大概还会用火。在集体里已经产生了最早的社会分工，男子经常外出打猎，妇女则担负起照顾下一代的责任，同时也在住地附近采集食物。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常常处于饥饿状态。他们和睦相处，没有贵贱高低之分，共同参加劳动，共同分享劳动的果实。他们没有固定的住处，为了生存，得经常挪动自己的窝子，但不会走得离原来的洞穴很远。那时的蓝田，郁郁葱葱的亚热带森林直铺山前平原，鸟语花香，春意盎然。
在漫长的岁月里，“蓝田人”就在那块土地上生息繁衍，迈着艰难的步伐，走向未来，走向文明。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正是从他们以及比他们更早的祖先开始的。
照亮神州的圣火
还是从“北京人”的诞生说起吧！
那是1921年的一天，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去北京市西南50公里的房山县周口店调查地质情况。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一块被当地人称为“龙骨”的化石，这是当地采石烧灰的工人首先发现的。人们习惯于把哺乳动物的化石当做一味中药，所以称它为“龙骨”。一位朋友告诉他，靠东边那座小山的山坡中部，有一个巨大的裂缝，缝中填满了红色泥土，里面还藏有不少“龙骨”，当地人又把这座山称为“龙骨山”。
安特生本是个行家，听到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他知道，这里面一定埋藏着稀世的珍宝，便迫不及待地进行了短暂的发掘；两年后，这样的发掘又进行了一次。
这两次发掘，收获是可观的。除了出土不少哺乳动物化石外，还意外地发现了两颗原始人类的牙齿。这件事情传出后，立即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震动和关注。
龙骨山宝藏的大规模发掘，是从1927年开始的。经过艰难细致的发掘工作，我国考古工作者只找到了一颗远古人类的牙齿，保存得十分完好。经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研究后确定，拥有这颗牙齿的生命个体是介于猿与人之间的早期人类，便把他定名为“中国猿人”，也就是后来改称的“北京人”或“直立人”。
第二年，他们又发掘出两个“中国猿人”的下颌骨和3颗保存完好的牙齿。
1929年，龙骨山的发掘工作由裴文中主持。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虽然不是古人类学家，资历也浅，可在实践中掌握了相当丰富的古生物化石方面的知识。
龙骨山第五层石质坚硬，化石较少，以致许多人认为龙骨山的化石已经掘完，再也没有向下挖掘的价值了。然而，这个倔强的年轻人，凭着自己丰富的学识和准确的判断，坚持向第六层、第七层继续发掘。事实证明，越是向下，化石越多越完整，从而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当年春季，他们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一个残破的猿人头盖骨。尽管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现，但大家还不满足。裴文中坚信，只要坚持不懈，很有可能再挖出一个完整的头盖骨来。如果那样，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了。
到了11月底，朔风呼啸，严冬逼近，停工的日子就要到了。可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使大家延长了工作日期。原来，在挖掘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洞口，只能容一人出入。为了探明究竟，裴文中用一根绳索套住自己的腰部，下到了4米深的洞底。一看，里面化石很多，他心里十分高兴。
第二天，他下到这个小洞里挖掘。由于洞内空间狭窄，可供工作的区域很小，卸土困难，所以进展缓慢。
12月4日下午，技工刘义山当班挖掘时，突然发现一个圆溜溜的东西，一半露在外面，一半埋在地下。刘义山是一个技术纯熟、能识别多种兽类化石的工人。他仔细辨认，觉得既不像鹿的头盖骨，又不像虎的头盖骨，于是叫来了裴文中。在昏黄的烛光下，两人琢磨了老半天，突然，裴文中高兴地大叫起来：“是人的头盖骨！是人的头盖骨！”
听到这激动人心的喊声，洞沿上立刻拥满了人，大家都为这划时代的大发现而感到兴奋。
消息传播开去，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轰动。这是因为，“北京人”完整头盖骨化石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认定：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确实有过“直立人”的过渡阶段。它把人类的历史，由当时公认的十几万年向前推进到五六十万年。
那时候，我国华北一带的气候温暖潮湿，周口店附近地区林深草密，莽莽榛榛，是各种飞禽走兽的乐园，也是“北京人”生存和活动的最好环境。毋庸置疑，他们就是这块原始土地上最早的真正的主人。
“北京人”成群地居住在龙骨山边缘的洞穴里，过着比野兽强不了多少的艰苦生活。他们从居住地附近的河滩上拣来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鹅卵石，打砸成各式各样的砍伐器、刮削器和尖头器，作为猎捕野兽、采集植物果实和根茎的工具，或者作为防御猛兽袭击的武器。这种工具，只是经过简单的加工，相当粗糙，科学家把它们叫做“旧石器”。所谓“旧石器”，是和以后发现的、经过细致加工的石器——新石器相对而言的。“北京人”不但能制造石器，而且还能把兽骨加工成不同形状的用具，满足生产和生活上的需求。
根据中外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人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300万年以前。而世界上至今能够确切证明古人类用火理由最充分的是“北京人”。在“元谋人”和“蓝田人”生活的地方，虽然也有炭屑和灰烬，也有黑色动物骨骼化石的发现，但是这些化石显然是经火烧烤过的，跟“北京人”生活的地方比较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也没有那么多。
在龙骨山的洞穴里，几乎各个地层中都有成堆的灰烬，最厚的竟达6米。这些灰烬有紫、红、白、蓝、黑等不同的颜色，并且非常松软，在底部的多呈黑色——经化学分析，确定它是一种碳素。人们还从一处地方找到了一块木炭。经古植物学家鉴定，它是由紫荆木烧过后形成的。
龙骨山的遗物遗迹说明，“北京人”确实已经能控制并自觉地利用火了。他们用火驱除猛兽，取暖照明，烧熟兽肉，然后将火控制起来，保持经久不息，以备下次再用。
“北京人”用火的遗迹，一直被中外史学家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人类用火证明。外国人类学家说：北京人挽救了爪哇人。意思是，由于在“北京人”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制工具和用火遗迹，“北京人”被确定为早期人类，从而使没有发现石器和留下用火痕迹的爪哇人也同时被认定为古人类遗骸。
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早于我国的确凿用火痕迹证明。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圣火，最先照亮了神州大地！
爱打扮的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是我国境内“新人”的代表。什么叫“新人”呢？古人类学家把从古猿发展到现代人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直立人”、“古人”和“新人”。这三个阶段的代表化石在我国境内都有发现。它们分别是“北京人”、“丁村人”和“山顶洞人”。“山顶洞人”的体质形态比起“北京人”、“丁村人”来大有进步。
“山顶洞人”因居住在“北京人”住过的龙骨山山顶的一个洞穴中而得名。也许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座山曾是自己的祖先——“北京人”的家园。不过，这地方自然环境优越，气候温暖湿润，草木繁茂，河港纵横，很适合远古人类生存，因此，他们便在这里安居乐业，繁衍生息起来。
经科学测定，山顶洞人生存的时间距今约1.8万年。这个年代，乍看起来，似乎离我们非常遥远，但跟他们的祖先——“北京人”比起来，却是很近的。
山顶洞遗址的发掘，是从1933年5月开始的，直至1934年6月结束，经历了13个月的时间，总共采集了225箱各种重要文物。
专家们从大量的化石中，经过悉心研究，确认出8个山顶洞人的个体。较为完整的骸骨有老年男性一具，年轻女性两具，其中老年男性的头骨化石最为完整，甚至连牙齿都没有缺损一颗。出土时，头顶朝上，略向左方倾斜，盆骨、股骨安放整齐，附近还有一件残破的肩胛骨。
值得注意的是，在骸骨的上部，有一块赤铁矿石，地层上也有赤铁矿粉末涂染的痕迹。据考证，红色是火的象征，火在山顶洞人的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山顶洞人已经知道埋葬死去的伙伴，并在他们的尸体周围撒上赤铁矿粉屑，希望给死者以再生的生命和鲜血。可以认为，山顶洞人已经萌生了原始的宗教观念，他们相信人死后灵魂还能像活人一样，享受着生活的温馨。
科学工作者对这些人体化石和其他出土物进行研究后，认为山顶洞人已经发展到了“新人”阶段，其体质特征与现代人几乎少有差别，并认为他们无疑是蒙古人种的祖先。蒙古人种，又称黄色人种，主要生活在我国、朝鲜、日本、西伯利亚、中南半岛、美洲和北极地区。在世界三大人种中，黄种人人口最多，分布面积也最广。
就文化发展阶段而论，山顶洞人比起“北京人”大有进步，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是相当杰出的。中国服装史上的第一枚骨针、缝制工艺和中国染料史上第一次使用矿物染料染色，还有美学史上的审美观念，都是山顶洞人发明的。
从大量的堆积物中，人们找到了他们残留下来的一些劳动工具和装饰品。其中劳动工具有骨针、磨光了的鹿角和鹿下颚骨，装饰品有钻孔的小石珠、砾（lì）石、青色上眼睚（yá）骨，有打了孔的兽牙和磨孔的海蚶壳，也有刻了条纹的鸟骨管。
山顶洞人的石器发现不多，而且都很简单，但从他们的装饰品上，我们可以推测他们已经使用了比前人进步得多的石器，不然，那些制作工艺复杂、小巧美观的饰物，是难以制造出来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山顶洞人的劳动经验和技能，也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人。
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他们的生活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善。骨针的运用，使山顶洞人有可能制作出合身的兽皮衣服，从此告别了赤身裸体、人兽难分的尴尬局面。
如果说用兽皮制作衣服还只是为了御寒和保温的需要，尚不能反映他们的审美情趣，那么，那些制作精美、色彩艳丽的装饰品，则是他们刻意打扮自己的无可置辩的证据了。
山顶洞人将大段的鸟骨切割成小段，用石器刮削后，在上面刻画出不同数目的纹理。从光滑程度来看，可以认定，它不是一般的玩物，而是一件佩戴了很长时间的珍爱饰品。他们的另一种饰物是用动物的牙齿做成的，经穿孔处理后，这些牙齿被联成一串串类似项链的首饰，佩戴在头上或颈部，以展示自己的风采。
在山顶洞人的众多装饰品中，代表着他们最高技术成就的是一种制作精细的白色小石珠。虽然它造型不甚规则，但大小一致，显得十分可爱。制作这种小石珠的技术比较复杂，一般要经过选材、打制、钻孔、研磨四道工序。还有一种钻孔的砾石，造型有点像现代妇女胸前佩戴的鸡心，它是一块由天然砾石研磨成的蛋圆形饰物。两面扁平，厚薄均匀，上有钻孔，呈黄绿色。
在山顶洞人的住处，还发现有海蚶壳以及一枚青色的上眼睚骨。
值得注意的是，海蚶是海洋生物，并不产于周口店一带。联系到山顶洞人用来作为红色染料和安葬死者时使用的赤铁矿石，也得从100多公里以外的宣化捡来，可见，他们的活动范围已经大大地拓宽了。
山顶洞人制作了众多的装饰品刻意打扮自己，这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有了爱美的心理。还可以由此推论，那时，他们已经有了较高的生产能力，衣食得到了基本的保障。要不，他们就没有余力，也没有心思去追求精神生活上最大限度的满足了。
河姆渡人与水稻
现在，熟悉历史发展的人都知道，种稻的发明权应该归属中国。但是，这么一个发明权的问题，学术界却打了100多年的笔墨官司，还没能有一个共识。曾有一种说法，中国的水稻技术来源于印度或日本。直至1973年我国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外国学者才不得不在铁的事实面前，作出结论：世界上最早的种稻人，是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原始居民。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挖掘，被认为是我国近几十年来史前考古工作中的一大奇迹。河姆渡遗址是距今7000年前的一座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有4个相互叠压的文化堆积层，一层比一层古老，直至距今约7000年时为止。遗址文物丰富，保存良好。
河姆渡人创造的灿烂文化，远远超过了蓝田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应该说，是他们揭开了中华文明史的新篇章。
从发掘出来的遗物、遗迹中，我们看到河姆渡人是非常聪明而且富有超凡创造力的远古人类，他们不愧是我国古代的天才发明家。
这首先表现在居室的建筑上。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我们的祖先便结束了穴居野处的生活，学会了建造居室的本领。那时的房屋还很简陋，就像现在农村种瓜人临时建在地头的窝棚一样，一般都是就地取材，造型也因地而异。在黄土地带，房屋的样式有两种：一种是方形的，一种是圆形的。方形房屋通常是半地穴式，圆形的则多为地面建筑。
房屋由集体修建。架屋前，先挖一个面积约20平方米、深约六七十厘米的土坑作为地基，然后用树枝或其他材料构成屋架，再在上面铺上一层茅草之类的东西。由于是半地穴式的房屋，门前设置一个坡状或阶梯门道出入，有的还设有门栅。圆形房屋的直径一般为五六米，多为平地竖起，没有挖穴的地基。
而河姆渡人建筑的房屋，无论在材料选用还是结构技术上，都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前辈和同辈的工匠们，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技术水平。考古学家们习惯于把他们建筑的居室称为木构干阑式长屋。
修建这样的长屋，技术十分复杂，一般要经过选址、伐木、加工成各种构件以及结合成型等工序。尤其是将原材加工成木板最为困难。当时还没有锯子，他们便在原木拟定的剖裂线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嵌入一只锋利的石楔，然后同时猛力敲击，使原木按拟定线部位裂开，便得到了他们所需的板材。用石斧稍加修整后，即可投入使用。
河姆渡人在建筑上的杰出成就，还在于他们发明了榫（sun）、卯（mao）和企口来结合房屋构件的方法。这简直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这种结构房屋部件的方法，直到今天还被人们广泛应用。
河姆渡人在改善自己的饮食方面，也取得了震惊后世的成就。
在遗址中，考古工作者不仅发现了很多保存完好的干阑或榫、卯构件，还找到大量的陶器和石制、骨制工具。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批的稻谷和米粒。发掘报告称：地层中堆积的秕谷、谷壳、谷粒和稻根、稻秆，平均有四五十厘米厚，估计稻谷当在120吨以上。在他们居住过的建筑遗址里，几乎都能见到稻谷的遗迹，甚至在他们用作烹调器具的敞口釜中，还残留着没有吃完的饭粒和锅巴。出土的谷子色泽鲜黄，叶脉清楚可数，须根也完好无缺，颖壳表面的稻毛还明晰可辨，与刚刚收获的稻子实在难以分辨。
这些丰富的遗物，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早在7000年前，我国长江下游的居民，就已经完全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并且把稻米当做了主要的食粮。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河姆渡的稻谷，不仅是我国，而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水稻”，它比曾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稻谷”——泰国奴奴克塔遗址中的标本，要早几百年。
发明种植水稻，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水稻在我国种植不久，便传到了东亚邻近的国家，后来又传到了朝鲜、越南等地。到了汉代，才传到日本和菲律宾一带。大约在公元5世纪左右，经伊朗、西亚、非洲传入欧洲。新大陆发现后，美洲人才从非洲人那里引进了种稻的技术，现在这种技术已经传遍全世界了。如果追根溯源，它的老家还是在河姆渡人的水田里。河姆渡是水稻的摇篮，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在驯化和饲养牲畜方面，河姆渡人对人类也作出了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伟大贡献。在遗址中，动物遗骸的种类和数量很多，有牛、猪、鹿、狗、象等，还有猴子和乌龟。其中最多的是狗和猪的遗骨。
狗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之一。河姆渡人养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狩猎和看家的需要。
这时，野猪驯化为家猪的过程已经完成。河姆渡的养猪业相当发达。遗址中发现的猪骸骨不下70具。经检测，这些家养牲猪牙齿磨损的程度并不严重，可见，它们驯化的时间很短，一般只有一两年光景。除个别种猪外，绝大多数都是宰杀后供人们食用。
河姆渡文化的成就，使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国古老文化的摇篮，并非只有一个黄河流域。
“巫山人”告诉我们什么
人类起源于哪里？我国科学家对一批石制品进行的鉴定，为在四川发现的“巫山人”进一步验明正身：“巫山人”是人不是猿。这表明，200万年前，我国就已出现了在长江三峡一带活动的古人类，从而进一步动摇了“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一人类进化学说。
权威人士称，这一最新发现不仅把中国人的进化史向前推进到200万年前，动摇了现有的人类进化理论，而且为在我国境内寻找更为古老（200万到4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以及文化遗存，从而揭开人类起源之谜，提供了更为扎实的科学依据。
1997年11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北京图书馆徐自强教授率领考察组，再次到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巫山人”遗址进行挖掘考察，发现了大量旧石器。经过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院士等人的鉴定，这些和“巫山人”在同一地层里发现的石器带有人工打击的痕迹，是古人类所使用的工具，也是目前我国已知的最早的旧石器。
这一结果，再次有力地证实了200万年前“巫山人”的存在。
巫山县龙骨坡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黄万波等人在龙骨坡发掘中发现了人类化石——一个门齿和一段下颌骨，同时出土的还有石器和爪蹄兽、剑齿虎等120种脊椎动物化石。其中，巫山剑齿象、山原貘等25种动物化石是首次发现。在我国第四纪化石地点中，这里是同一地点采集化石种类最多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化石中还包括巨猿、猕猴、狒狒等。这么多灵长类化石保存在同一地质环境之中，在我国地层里并不多见。
在人类起源学说中，此前世界比较公认的说法是人类起源于非洲，然后散布到世界各地。然而，多年来我国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巫山人”的出现，动摇了这一人类进化学说。从800万年前的云南禄丰古猿，到400万年前的元谋古猿，从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到10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从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到30万年前的安徽和县猿人，这一系列发现，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有希望找到更早古人类化石的国家。
精湛的制陶技艺
在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专有名词，比如“彩陶文化”、“黑陶文化”等。那么，什么是“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呢？
所谓“彩陶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别称，它以绘有彩色图案、工艺比较精细的彩陶为特征，因首先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而得名，这里发现了距今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村落遗址。后来又在黄河中下游的其他地方陆续发现了同样性质的文化遗存1000多处，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就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座。
仰韶文化的一个突出的成就，是制陶业的兴盛。那时的陶器，质地虽然粗糙，可其中有一种彩绘陶器，表里都很光洁，外层常绘有简单的几何图形或动植物花纹，所以仰韶文化又被誉为彩陶文化。半坡遗址是这种文化的发祥地，所以半坡人的名声便远扬四海了。
如果说，仰韶文化的特征是彩陶的出现，那么，比它晚1000多年的龙山文化，则是以一种精致美观、结实耐用而又漆黑晶亮的黑陶闻名。
半坡人生活在母权制的社会里。他们的村落，占地约5万平方米，分为居住区、制陶场和公共墓地三个部分。居住区被一条深五六米的壕沟环绕，形成一座完整的氏族村落。沟北边是氏族的公共墓地，东边是烧制陶器的场所。居住区和沟外的空地上，分布着各种形式的供储存食物用的窖穴，这就是他们的仓库。
半坡遗址中，有比较完整的房屋40多处，清理出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合计有l万多件。一条小沟，将这些建筑群分为两个部分。居住地的中心有一所面积较大的房屋，这可能是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集体宿舍，也是氏族集会和共同消费的处所。大房四周散落着几十座小屋，这应当是成年妇女同前来过婚姻生活的外族男子的住地。
那时候，半坡人已经排除了族内婚。本氏族的同辈兄弟，必须到外氏族女子中寻找配偶，死后归葬于出身的氏族。按照族内禁止通婚的习俗，他们也不能跟本氏族的姊妹合葬。反之，姊妹只能从外族娶夫进来，她们也同样不得与本氏族的兄弟合葬。同性合葬，或男女分区埋葬是允许的。仰韶时期人们的这些习俗，在半坡和其他一些遗址的墓葬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1928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发掘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出土的文物称为龙山文化，那时的人被称为龙山人。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经历着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历史性过渡。这时，男子代替了妇女在经济生活和其他氏族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婚姻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同氏族间的对偶婚为一夫一妻制所代替，逐渐形成了以男子为中心的大家族。从那时起，妻子开始随丈夫居住，世系也按父亲的系统计算。原始社会的解体以及父权、夫权的出现，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在葬俗方面，龙山人跟处在母权制时期的仰韶人也不一样。在母系氏族公社里，男子虽然到妇方氏族里过婚姻生活，但死后还得归葬到自己的氏族里，夫妻不能同墓合葬。到了龙山文化时期，情况就恰恰相反了。由于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女子要出嫁到男方的氏族里去，所以死了以后，夫妻往往同墓合葬。墓中的随葬品也绝大多数放在男子身旁。有一座男女合葬墓穴，总共有随葬品57件，其中的55件属于男人。这表明：在父权制社会里，男子已经完全占有了家庭的财产。
仰韶人和龙山人都是优秀的陶器制作巧匠。仰韶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它们具有各种风格和精美绝伦的彩绘陶器。那时候，制陶工作由在这方面富有经验、技术精湛的妇女担任。她们选用黏性适度、泥质细腻的黄土作为原料，洗净土中的杂质，掺入适量的沙子，捣成胶泥。制作时，将胶泥搓成圆条，圈叠成坯，再用慢轮进一步精细加工，直至嵌入把手和耳鼻等附件后，制坯工作才算告一段落。半干时，再刮磨器壁内外，有时还用缠着绳索或刻有纹理的木拍，按一定规则拍打器物表面，使之留下美丽的纹饰。最后一道工序则是描绘彩画，烧制成器。
制陶是一件技术要求很高的传统工艺。他们世代因袭，转相传授，因而烧制的器皿有很大的一致性，风格也大致相似。
从出土的陶器看，由于露天烧制时窑室封闭不严，所以成品多数呈赤色或者褐色。器物的种类很多，形状各异，其中包括炊具、食品和汲水用器、储存器等。总之，各种生活用器应有尽有。
这些彩陶器皿，不仅有其不可替代的实用价值，而且是一种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工艺美术品，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众多的陶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绘有人面鱼纹的彩陶盆。器表呈浅红色，人、鱼线条活泼，形态逼真，逗人喜爱，是一件当之无愧的精美艺术品。
1000多年后的龙山文化时代，制陶技术又比半坡人进步了很多。这时，手工业与农业已经逐渐分离，成为独立发展的经济部门。这种促进历史演进的社会大分工，首先便是从制陶业开始的。人们在仰韶时期使用慢轮修整陶坯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高速运转的陶轮。凭着它的力量，将陶土塑造成器。用这种方法制造出来的坯胎，厚薄均匀，形制美观。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半机械化的制作方法，大大提高了陶器的生产效率。与此同时，陶窑的构造，烧结的技术，窑膛的温度，都比过去有了进步和提高。
由于地区的差别，不同的氏族部落，制陶的技术水平也有不同。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部落，制陶工业特别发达。他们的代表作是一种薄如蛋壳、漆黑晶亮的黑色陶器。有一只大型的陶杯，构思巧妙，造型优美，镀部有棱有边，上部绘有五圈近似几何纹的图案，俨若盛开的黑色花朵，令人赞叹不已。也正是这些精美的黑色陶器，使龙山文化赢得了“黑陶文化”的美誉。
仰韶文化处于氏族公社繁盛时期，龙山文化处于氏族公社解体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