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希腊哲学的思辨精神
诧异与思辨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是：“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
他接着说明，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哲学的思辨最初表现为“诧异”，诧异就是好奇心。最早的哲学家出于追根问底、知其所然的好奇心，对眼前的一些现象，如日月星辰、刮风下雨等，感到诧异，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关于宇宙起源和万物本原的哲学问题。
哲学家对普通人习以为常的事情感到诧异，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问题；他们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为了达到什么实用目的，而只是为了获得心灵的满足。他们常常不被人们理解，甚至遭到嘲笑。据说，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利斯只顾观察天象，没有注意脚下，跌入坑里。一个女奴嘲笑说，他只想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却不知道身边的和地上的事情。柏拉图反其义而用之，说这句话对所有哲学家都适用。亚里士多德则对世俗的嘲笑加以反讽，他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泰利斯为了反击哲学无用的世俗偏见，用观测天象得到的知识预测气象，知道来年橄榄将丰收，于是事先租赁了全部的橄榄榨油作坊，等到橄榄丰收时，再把作坊以高价租出，结果获得一大笔利润。亚里士多德的结语是：“这件事表明，哲学家如果想赚钱的话，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这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希腊哲学家多为贵族，他们不必为生计操劳，因此才能从事纯思辨活动。亚里士多德正确地把“闲暇”作为哲学思辨的必要条件。古希腊拥有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发达的奴隶制，贵族享有充分的闲暇。但闲暇只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能够利用闲暇从事哲学思辨，这是希腊人的特殊之处。希腊贵族崇尚的高尚活动是战争、游猎和思辨。最后一项风尚造就了一批职业哲学家。从词源学上看，希腊文“闲暇”（shule）派生出西文“学校”（school）。学校是柏拉图之后的哲学家活动的主要场所，他们在此研究和传授知识。由于哲学在希腊是一门独立而崇高的职业，希腊哲学家不像印度哲学家那样属于僧侣阶层，也不像中国哲学家那样属于官宦阶层；希腊哲学著作与宗教典籍和历史文学作品有着明显的界限。哲学的职业化反过来又促进了希腊民族的思辨精神的发展，结果形成了希腊民族特有的静观、思辨的性格。这种性格不但展现在他们创造的艺术品的特殊美感之中，而且造就了高于周围民族文化的科学理论。埃及人虽然最早从经验中总结出几何测量规则，但希腊人却在此基础上构造出几何学的演绎体系；巴比伦人虽然早就开始了天文观察，但希腊人却利用观察材料提出天文学的思辨理论。
希腊哲学思辨的特点
希腊哲学的思辨精神有哪些特点呢？我们把这些特点概括为五：静观、辩证、演绎、理智和实践。
希腊哲学是静观的。首先使用“哲学”这个词的毕达哥拉斯曾有这样一个比喻：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兜售商品的小贩，有努力竞技的运动员，也有静观人生场景的观众；哲学家就是静观者。造成哲学家静观态度的原因是，他们所思辨的对象是变化世界的不变的本原，是杂多现象的单纯本质，是流逝往复事物的永恒原因；希腊人的哲学观念是：杂多的、变化的、暂时的对象是不真实或不太真实的，只有单纯的、统一的、永恒不变的对象才是真实的存在。希腊哲学家习惯于用不变的原则统摄运动变化的世界，万事万物都被归结为静止的、永恒的存在。希腊哲学的这种静观特征并不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毋宁说，它反映的是超越现实的理想。希腊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现实，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变化变革，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他们需要宁静的状态，在静观思辨中达到宁静和平衡。尼采首先看出了希腊文化中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把它归结为追求变动和苦难的“酒神”和追求静止和快乐的“日神”这两种精神的对立，他把希腊哲学视为日神精神的嬗变，这是很有见地的。
希腊哲学的基本范畴，如一和多、静和动、本质和现象、必然和偶然、永恒和变化、存在和生成、原因和结果、纯粹和杂多、理智和感觉、形式和质料，等等，都是对子。对子就是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原意指对话，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提倡，后来亚里士多德把它发展为辩证推理。不论采取对话的形式，还是采取推理的形式，辩证法都是对两种相反的意见所做的分析和综合，最后达到统一的结论。辩证法是用一统摄多，以综合克服矛盾的艺术。辩证法的思维不仅是二元对立的，而且是以对立的一方为中心、以另一方为边缘的一元中心论。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a）把希腊哲学的这种传统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logos）就是理性。希腊哲学的理性特征是二元对立与一元中心的统一。
希腊哲学的样板是欧几里德几何学。柏拉图创办的学园的门楣上刻有“不懂几何者莫入此门”的警告。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科学都是证明科学，而证明科学的最高成果是几何学。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虽然包含有归纳的成分，但它的基本形式是演绎。演绎逻辑是几何公理体系的形式化。希腊哲学中的论证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各种形式的论证都是逻辑推理。甚至一些诡辩也可被还原为三段式。比如，柏拉图曾记录了智者尤苔谟斯和狄奥尼索德鲁则如何用诡辩击败了认为“学习者比不学习者更聪明”的人。下面是他们和一个孩子之间的对话：
“当你正在学习的时候，你的处境和你不知道你正在学习时的处境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
“当你不知道你所学习的东西的时候，你有智慧吗？”
“根本没有。”
“如果你没有智慧，你是无知的吗？”
“当然。”
“因此，在学习你不知道的东西时，你处在无知状态中。”
这个孩子点头表示同意。
这一诡辩有下列的三段论形式：
大前提：你所学习的是你所不知的。
小前提：你所不知的不是智慧。
结论：学习者没有智慧。
严格地说，这个三段论当然是不能成立的。我们用这个事例说明，三段论演绎是希腊哲学论辩的主要形式，这一形式有时是明显、严格的，有时是暗含、模糊的。
“理智”是希腊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理智”即希腊文的“奴斯”（nous），又译作“心灵”（Mind）。希腊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也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朽等宗教观念，希腊哲学中保留有这些传统观念。但“理智”的观念却是哲学所特有的。第一个雅典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首次提出，心灵是万物运动的本原，苏格拉底对此大加赞赏，再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提倡，理智主义最突出、最明显地体现了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与传统宗教的“灵魂”观念相比，理智更纯粹，有更高的思辨性，而无人格的禀性。希腊哲学家认为，理智是无形的、纯粹的实体，它推动万物而不被任何事物所推动，弥漫于世界而能保持自身的统一。当理智与人的灵魂相通时，它构成了灵魂的纯粹部分，统摄着灵魂的一切活动，不但认知活动，意志、欲望等也应受理智的支配。按照传统的灵魂观，灵魂只是有形体中的能动力量，灵魂并不与身体相分离、相对立。哲学的理智主义使得身体和灵魂、感觉和理性成为二元对立的关系。由此产生出一系列问题，如，灵魂以外的理智如何作用于人的灵魂？理智如何支配异己的身体？纯粹的理智活动与感觉、意志、欲望等与身体有关的灵魂活动有何关系？无形的理智如何认识有形的外物？等等。当希腊哲学家乐此不疲地思考这些问题时，他们似乎接触到内心的最深处，世界的奥妙处。他们的纯思辨活动创造出了这个纯粹精神的对象，而这个对象又反过来吸引、推动着纯思辨的步步深入。
希腊哲学家虽然推崇为知而知的纯思辨，但也并非不关心实践。“实践”（praxis）一词也有“实用”的意思。希腊哲学家都以“善”为价值取向，善是好处，当然有功用实效。当希腊哲学家说明哲学的非实用性时，他们否定的只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和官能享受方面的实用性，他们既不否认哲学对于个人精神生活的实用性，也不否认哲学对于公众物质生活的功利性。“实践”一词的另一特殊含义指宗教的、道德的、政治的活动。
希腊哲学家把追求智慧的思辨作为神圣的活动，它使人获得神的知识，使人接近神。苏格拉底宣称，他是赋有神灵、传达神意的“牛虻”；柏拉图说，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神人合一的“迷狂”；亚里士多德说，第一哲学是神学，哲学思辨表达了人性中的神性，哲学家的生活是人类所能达到的幸福的顶点。这些话表达了一种理性的宗教观，或神化的哲学观。
哲学的实践精神还表现为理性伦理学。除犬儒派和昔兰尼派等少数人外，希腊哲学家都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理性，按照自然生活就是服从理性，意志和欲望应当服从理智，真正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美德的规定性来自理性。苏格拉底的名言“德性就是知识”表达了理智主义的实践精神。
哲学对于希腊城邦政治和后来的罗马大一统政治尤其重要。自从苏格拉底发出哲学家要关心人事的号召以后，哲学家无不以改善公众事务为己任。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理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斯多亚派的“世界公民”的观念，既是现实政治的总结，又为政治实践指引了方向。
应该承认，希腊哲学的政治功利性并不是第一位的。希腊哲学的思维有这样一个秩序：个人思辨→个人实践→公众实践。实践是思辨的结果和效用，它的确切含义是实践理性，个人实践又是公众实践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哲学的政治功用只是个人思辨的间接结果和效用。中国哲学则不同，它把希腊哲学中第二位或第三位的东西放在首位，个人修养总是在一定的政治框架里展开。有人说，中国哲学重实践，而希腊哲学重思辨，这是有道理的。需要补充的是，无论中国哲学，还是希腊哲学，都兼有思辨和实践，只是两者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的地位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