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书名《大河拐大弯》的意思，出自我的组诗《鉴史》中的《观世音菩萨木像赞》。但原诗句是“河水兜大弯”，感觉改成“大河拐大弯”比较适合做书名用。虽然中国古诗中不乏“一江春水向东流”、“滚滚长江东逝水”之类的句子，好像中国的河流，是认定了朝东流的，但展开地图，我们就会看到，不论长江还是黄河，都是拐过大弯的。

是同一条河流，才有必要述其弯转。拐大弯，这是我对当下中国的感受（别人肯定也感受到了，但不知会否认可“拐大弯”这个词）；我甚至可以说“拐大弯”不仅仅是我对当下中国的感受——中国拐大弯，可以一直追溯至晚清。几十年，上百年的大变局，涉及方方面面。应和着这样的变局，我们的文学，我们的诗歌，也在拐弯，我想，也是在拐大弯。它拐大弯，它才是真文学。

但这样的大弯拐起来太难了！旧文学在那儿，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那儿，国家自1942年形成的文艺思想以及由此演化成的文艺政策在那儿，大众的审美习惯在那儿，媒体的文学意识形态在那儿，大学里已经写好的文学教科书在那儿，外国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在那儿，外国那些能把任何问题都说得头头是道的高人们在那儿。当写作者个人加入到整个文学评价体系当中，他能够活动腿脚的天地究竟有多大呢？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文学究竟有无可能？

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似乎很容易找到榜样。我曾努力学习，有时读书可以通宵达旦，夜以继日。但渐渐地，我感到，那些榜样越来越是为着他们自己的自足性而存在的。这当然是一种委婉、客气的说法。记得1980年代末的某一天，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到刚刚翻译出版的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因为对这部书期盼已久，我便迫不及待地一边走路一边读起来。多年以后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感觉：这书写得太好了，但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一点也不否认那些过往中外文学的价值。那些伟大的文学和那些不甚伟大的文学，它们为后继的文学写作提供了高度、强度、密度和力度，提供了我们不可能像白痴一样藐视的精神之场。但我们也不可能总是尾随在它们后面，假装为我们自己的时代写作。那么在今天，我自问，什么是和我有关系的文学呢？或者换一种问法，什么样的文学在我这里才是有效的呢？我不愿意说好的文学应该对时代生活有效，我更不愿意陷入一种廉价的文学反映论。我说的是对我自己有效——这里面既包括了我对自己阅读经验的反思、我对自己写作经验的检讨、我对掩藏在花样翻新五光十色五毒俱全的文学实践背后的写作者的诚实的认定，也包括了我对个人灵魂与时代灵魂之间、文学与时代生活之间、当下个人与历史众人之间的对称关系的认定。

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我已经看到了，许多所谓的成功者，是成功在顺应了所谓的主流文化。如果仅仅是顺着主流文化，我们要修成正果也许相对容易些。可为什么总会有人选择逆着主流文化而动呢？以前在文学史中我读到过这样的人物，我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但对他们的工作没有体验。如今，我似乎可以体会到他们要逆流而上的工作之艰难了。而另一种恐怕更加艰难的工作是，一个人既要顺着主流文化——为了加入历史，又要逆着主流文化——为了更好地加入历史，则可能只会发生在当下中国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中。要做出选择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我们又不得不时时面对选择，不是选择A还是B，而是选择ABAC还是BABZ，或者更复杂的东西。

我在最近的一首诗中写道：“摸着石头过河可河水太深了。”

常常，在面对我们的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时，我感到左右不是。我总是无法用一句话、两句话说清楚一件事，尽管我还算有点创造格言的能力。我接受了一些东西，但抗拒着另外一些东西。在任何事情上，我都拒绝做简单的表态，因为那样太容易了。那太容易给出的态度一定有什么不妥之处。我常常感到内心混乱，但同时我又希望将事情搞清楚。我想，我内心的混乱或许同样也是别人感受到的；我想，说到底，这是价值观的混乱。我遇上了真问题。

混乱的价值观成了我们时代的家常便饭。它所导致的文化上的俗气，其规模之大，常常令我们愤怒、无奈，又无话可说。如果你不是一个较真的人，也许你的日子会好过些，但诗歌和诗歌思想，总是把我揪住在这样或那样的现场。我想说话，但经常感到语无伦次。价值观的混乱，可能跟我们对源自西方的现代性的被动接受有关。我们不是现代性的创始者，我们是应对者；而现代性，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敢像印度的阿什斯·南地那样宣布“现代性是西方胜利者的玩意儿”吗？在我的混乱当中我能打捞出点什么吗？我能据此写出不同于他人的东西吗？

如何在文学中回应我们的历史大变局，如何忠实于我们的存在、对称于我们的生活，如何写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如何从一种泥沙俱下的历史进程中获得力量，如何收起自己的不适和不屑，从现实生活中，从前辈作家那里，像个吸血鬼一样吸收营养，如何才能不致浪费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我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面对的问题。在我们跌跌撞撞的摸索中，也许我们真地在创造历史。

由于写诗，由于深入国内外的诗歌写作谱系，见识了别人的发现、别人的创造力所在、别人与他们所属的历史生活的关系，同时更重要的，由于我和我的同代人遇上了真问题，诗歌的、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我渐渐发现，也许有一种思想叫做诗歌思想。它不同于掩藏起个人面孔的、以逻辑为工具的、以现成概念为依靠的思想；诗歌思想建立在观察、体验和想象之上，它包容矛盾、悖论、裂罅、冲突、纠缠与妥协。矛盾修辞，既是我们的现实，也是我们的语言，也是使我们的思想不得不独特的因素。

我认为问题意识是头等重要的，我认为拥有真正问题的人是值得尊敬的。而在我们的问题意识背后，是我们要紧紧抓住我们的现实感的愿望，这种愿望中包裹着发现的快感和对自己无能的恐惧。我是一个使用语言的人，当我不能解说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令人恐惧的；而我努力要用语言抓住一点东西，是想活得踏实一点。而我赖以抓住一点东西的语言，我可能不得不对它加以改造。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已走出了现有的文学主义和流派观念。这时，我想我是不小心碰到了什么东西：是创造性吗？

收入本书的文章，不能说它们已经很好地回答了我内心的诸多问题。它们只是一些思想的尝试。我有点骄傲的是，我已尝试了多年。所以本书所收的文章在时间上跨度很大，最早的文章发表在1990年代后期。我是遵从了前辈老师的建议，将它们作为资料收入的。但书中的大多数文章都是我近年所写，有一些是正儿八经的论文，有一些是随笔。我脑子里一直有一本文学论文集的结构设想。现在这本书还没有完全达到我的设想。之所以出版它，是希望它能尽快加入到一些更广阔的讨论之中去。

在整理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一直在做比较：中国和外国、当下和过去、诗歌与其他行当的艺术创造。在比较当中，我寻找着我的、我们的文学写作的可能性。没有人为我们准备好道路、方向指示牌，我们冒着失败的危险自己来尝试，看能走出多远。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这也许就是本书讨论问题的方法。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我力戒陈词滥调。我在书中赞扬了某些人，也批评了某些人。我向我批评的人表示感谢。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其实是怀有敬意的。他们值得批评，说明他们自有他们的重要性。

诗歌写作是表达，理论探究其实也是表达。诗歌写作需要发现和创造力，理论探究何尝不需要发现和创造力？

诗人和运动员的区别是：在道路的尽头，也许没有人欢迎我们。

西川

201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