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语境中的公共艺术

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的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的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

——黑格尔

传统的纪念任务总是理解为以呈现替代缺席。为纪念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的人们，纪念那些遭受其他灾难的受害者，纪念历史中某个重要时刻某个人物的观念而竖立的大型公共纪念碑一直基于这样的信念：这样的替换确实可能。而且，它建立在“普通观众”这一观念基础上。在纪念碑或其他纪念行为涉及的历史叙述中，“普遍观众”是一个全面、平等和默从的参与者。

——伊利特·罗戈芙

公共艺术的作品被认为是面向更广大观众的，并且放置在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地方；意味着提供某种教育性的、纪念性的或者娱乐的经验；并且通过能够被普遍理解的内容传递信息。在日常的旅行中遭遇公共艺术，这些艺术作品强化着那些赞助这些艺术作品的人的形象：从无数古代统治者的肖像，它们是为巩固信念和激励忠诚而设计的，到大量的街道设备，诸如宣扬特殊政体的军事力量的凯旋门。但是，不是为政治派别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观念，确实是一个更加现代的观念。

——C.K．耐特

对于公共艺术或城市艺术的“公共性”问题的讨论，需要一种历史的和语境化的理解。事实上，当追溯公共艺术的历史时，人们常常把公共艺术实践与公共艺术形式追求到非常遥远的过去，甚至有人追溯到史前时期的原始岩画和壁画等，因为它们也或多或少地具有某种“公共性”。在谈到公共艺术特别是公共雕塑时，常常以自古以来的著名雕塑作为我们讨论公共艺术或城市雕塑的历史范例。理由是，那些非公共艺术时代的艺术在某种程度或某种意义上也具有“公共性”。在某种意义或某种程度上，即使是公共艺术概念和理论出现后的当今时代，所谓的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也并不一定具有真正广泛的公共性。

为了在一种历史化的语境中理解“公共艺术”的发展和演变，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公共艺术的特征，我们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来讨论“公共艺术”的历史：前现代时期的“公共艺术”、现代时期的“公共艺术”、后现代时期的“公共艺术”。在这里，我之所以给“公共艺术”加上引号，是因为不同时代的所谓“公共艺术”，都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不同时期的所谓“公共艺术”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文化的规定性，因而，不同时期的“公共艺术”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涵。这里所说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是从艺术史的发展和哲学美学的角度来讨论的。公共艺术作为一种概念和作为一种实践都存在于一种历史性的语境之中，因此，公共艺术是一个历史性、语境化的概念。

在这个语境中，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哲学的、美学的等等因素都在艺术概念和实践中发挥着作用，它们共同构成公共艺术的语境乃至公共艺术的内容本身。按照布洛克的说法，从古典时期到后现代时期的艺术和艺术理论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前审美”、“审美”、“后审美”三个时期。与这三个时期密切相关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便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与文化时期。前现代时期的艺术和美学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之前，这一时期的艺术还没有真正成为一种自律性的艺术；现代时期的艺术和美学从启蒙运动到20世纪中期，这一时期的主导艺术和美学意识所提倡的是一种自律性的艺术；从20世纪中期到现在为后现代时期，这一时期的艺术打破了现代时期的自律性美学观念。当然，布洛克主要是从艺术理论和美学的角度所做的分期，但我认为，从作为一种概念和实践的历史角度看，这一区分大致也适合所谓的公共艺术的发展历史。这一章基本依照这一历史分期和概念框架，对西方的公共艺术历史发展做简要的描述，并考察其历史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