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停滞阶段（1966—1977年）

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也应具有主体独立性。然而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艺术却走上极端，成为纯粹的政治符号。在这一特殊环境中，电视艺术这一稚嫩的艺术形态首当其冲地成为“重灾区”。1966年至1976年期间，我国电视艺术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一、政治至上的束缚

“十七年”（1949年至1966年）时期，文艺创作开始向政治化思潮靠拢。1966年4月，江青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对建国17年来文学艺术战线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否定，认为之所以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是因为文艺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即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从此，我国的文艺作品成了被“四人帮”所利用的政治工具，文艺创作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黑暗的时期。

电视艺术创作自然也无法逃脱。在全国大多数电视台被迫停办的同时，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也受到很多的限制。“1966年5月，北京电视台做出关于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安排，提出关于文艺节目播出的四项措施，要求编审人员加强政治责任心和阶级斗争观念，保证电视屏幕上大放鲜花，不播毒草。要求文艺节目树立正面典型、英雄形象，反映工农兵生活，属于样板的节目要反复播；要求紧密配合政治中心任务和重大节日的宣传活动，编选旗帜鲜明、战斗性强、小型多样的文艺作品；要求积极扶植工农兵及青年学生的业余文艺活动，设立工农兵业余文艺专栏。另外还详细规定了八类‘坏节目’一律不播。”

在这种情况下，充斥电视荧屏的只能是八大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京剧《红灯记》、京剧《沙家浜》、京剧《海港》、交响乐《沙家浜》、京剧《奇袭白虎团》、舞剧《白毛女》、舞剧《红色娘子军》）以及诸如舞蹈《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合唱《毛泽东诗词组歌》之类的政治性极强的文艺节目。此外，“文革”期间北京电视台也播出了一些外国文艺节目，如越南南方解放军歌舞团来华演出，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市“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业余艺术团访华演出，朝鲜大型歌舞《党的好女儿》等。这些节目一般都来自于与中国交往密切的国家，节目的政治色彩也很浓厚。此间，我国只诞生了一部说教意味浓重的电视剧——《考场上的反修斗争》。

总而言之，十年浩劫期间我国的电视艺术一片荒芜，不但没有进步，甚至发生了倒退。历史的教训证明，包括电视艺术在内的所有艺术创作要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不可否认艺术具有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切不可把艺术和政治等同起来，使其关系走向极端。

二、电视技术的进步

“文革”期间，出于一定的政治需要而进行的电视事业建设和技术更新，客观上也使得电视艺术获得了几项收获。

其一，1968年前后，过去被迫停播的省属电视台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指令下陆续恢复，一些没有电视台的地方也在“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送到××”的口号激励下，纷纷开办电视台。1970年10月1日，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广西、福建开始正式播出或实验播出电视节目，至此除西藏自治区和北京市（北京电视台是中央级机构）外，内地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全都建立了电视台。同时，各地利用高山调频发射台，迅速建成了一批电视转播台。至1971年，全国的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总计已达80座，电视节目由各省会、自治区首府向周边辐射。与此同时，国家公用通讯网络的微波中继干线也发展起来，成为远距离传送电视节目的主要通道。1971年广播局正式租用邮电部微波干线，“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已经可以传送到全国20个省会、自治区首府和直辖市。这为我国今后的电视艺术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

其二，在电视艺术创作的具体操作层面，“文革”期间的电视文艺节目虽然还是主要采取转播舞台演出实况的形式，但这时的转播工作已经做得比较细致，不再是早期转播时导演只写提纲式的镜头本，而是事先分好镜头，并写出详细的转播镜头本，分发给有关转播人员，使其做到心中有数，有章可循。这一做法大大提高了文艺节目转播的技术水平，提升了电视艺术创作的质量。

其三，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电视技术革新是彩色电视的试播。1970年初，广播事业局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电视专业会议上确定，在大多数省份着手建设正规黑白电视台的同时，北京电视台和少数地方电视台向彩色电视迈进。此后，彩色电视会战在北京、上海、天津、四川四处开展起来。1973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正式面向首都观众试播彩色电视。8月1日，上海电视台试播彩色电视。此后天津电视台、成都电视台（现四川电视台的前身）也先后开办了彩色电视。1975年初，北京电视台向外地传送的节目已经全部彩色播出。1977年7月25日，北京电视台的两套节目均实现了彩色化。彩色电视的试播成功为今后电视艺术的大繁荣做了最重要的硬件准备和技术支持，在电视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三、文艺资料的保存

到了“文革”末期，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抢救国家著名艺术家的传统节目迫在眉睫。1975年前后，北京电视台调动彩色录像设备抢录了一批文艺资料，有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郭启儒等表演的传统保留节目，有著名京剧演员李和曾、赵燕侠、谭元寿和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等人的拿手戏、精彩段子。这项工作一直进行到1976年秋。有些地方电视台也抢录了一批文艺资料，如天津电视台从1976年初开始，花了5个月时间，抢录了五十多出传统戏曲节目，如京剧《蜈蚣岭》、《恶虎村》、《二堂舍子》、《打酒馆》；河北梆子《拾柴》、《柜子缘》、《挂画》。这些行动为保存我国优秀的戏曲文化遗产立下了汗马功劳，使一些濒临失传的著名艺术家的代表作保留了下来，并在不久到来的电视艺术起步期派上了用场，安排在电视节目中播出，不但丰富了电视的艺术品类，而且使观众通过电视荧屏领略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无穷魅力。

另外，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后，神州大地充满了欢欣鼓舞的气氛，一时间文艺领域也出现了全面复苏的新气象。“文革”末期专为毛泽东录制的一批传统音像节目陆续与观众见面，其中包括京剧、相声、地方戏曲，如湖南花鼓戏《十五贯》、京剧《闹天宫》、昆曲《大破天门阵》、京剧《打渔杀家》等；同时，配合外国首脑的来访，外国影视片渐次出现，如南斯拉夫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和电视剧《巧入敌后》，日本故事片《望乡》和《追捕》等。此外，1977年10月和11月，北京电视台新开办了《世界各地》和《外国文艺》两个栏目，向中国人民展示了外部世界多姿多彩的生活，而电视栏目《祖国各地》的播出则使中国人民得以神游中华大地，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这一切新现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视艺术正从十年浩劫的阴霾中走出，昂首阔步地迈向充满希望的美好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