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史

由于史料的匮缺，犹太人与其他古老民族一样，其早期的历史是朦胧不清的，传说便成了构建这一时期历史的主要来源。据他们自己保存下来的传说记载，亚伯拉罕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带着自己的家人和财产，离开两河流域，前往被视为“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的古迦南地，即犹太人所说的“以色列地”，或今日所通称的巴勒斯坦地区。迁徙到迦南地的犹太人从当地人那里获得了一个新的称谓——“希伯来人”，这是最早用来称呼犹太人的一个专门称谓。该称谓中的“希伯来”（它的英文拼写为Hebrew，一般认为该词汇来源于“Habiru”）一词的涵义为“自河（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那边过来的人”，形象地说明了他们的籍贯来历。不管怎么说，在这块新的土地上，伴随着这一新的称谓，一个新的、独特的民族也就出现在了人类历史的舞台上。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该地区的民族迁徙史，便不难发现，在上古时代，迁徙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特别是对于其中的游牧民族而言，十分常见的生活方式。“逐水草而居”是对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形象描述，尽管这类迁徙的半径通常有限。此外，由于人口的增长，这里的居民每隔千年左右都要周期性地向外迁移一次。史学家希提对这一迁徙做过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就像一个大蓄水池一样，池里的水太满的时候，难免要溢出池外的。”犹太人很可能就是两河流域这一大蓄水池中溢出的水的一部分。

不过，亚伯拉罕的这一迁徙唯一令人稍感费解的是，与绝大多数通常是从贫困地向富庶地迁徙不同，他做出的迁徙是一次从被认为是富庶之地向贫困地的迁徙行动。因此，一些犹太学者对于亚伯拉罕率领家人离开祖辈生活的家园，从相对富庶发达的地区吾珥迁徙到相对贫瘠的迦南地一事则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在他们看来，离开意味着“背离”、“决裂”，迁徙意味着“追求”。犹太史学家埃班据此认为：（犹太人的这一迁徙）是为了与两河流域盛行的偶像崇拜决裂，追求一种全新的信仰。犹太学者罗斯的解释更为理想化，他认为亚伯拉罕“是因为看到了某种更崇高的事物，并希望能够达到一种更为完美的精神境界才离开他自己的家园的”。尽管这类解释不是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却倒是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犹太人历来把信仰作为生活最高目标的特征，甚至完全可以说，是属于另一层次上的“历史真实”。

古迦南地尽管与两河流域，特别是亚伯拉罕祖辈生活的苏美尔地区相比，显然属于“欠发达”地区，自然条件险恶，饥荒频繁，然而，古迦南地亦并非是蛮荒之地。早在人类文明史开始之初，它就是连接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的纽带，是该地区以外政治力量（如埃及）的交通要道，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商路。埃及自其两部分——上下埃及统一后，就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势力。在迦南时代的早期，即公元前第3个一千年中，定居点就一直存在，如在青铜时代早期（大约公元前28世纪），罗什-哈尼卡拉已经建立起一个小规模的定居点。与定居点紧邻的、将迦南地与黎巴嫩划分开来的山脉的战略位置说明了为什么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商路从这里经过。在该地区进行的数次考古发现证实，沿海地区相当数量的物品来自美索不达米亚，这些物品表明该地区与美索不达米亚有着紧密的贸易联系和人员往来。若干民族和部落在亚伯拉罕到来之前就已经在那里生活了。

迦南地作为三大洲（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交汇之地，不仅各种古老的文明在这里留下烙印和影响，而且各个时代的列强，如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等，都曾在这里厮杀争夺过。这一地理特征对来到这里生活的犹太人文化的孕育、发展和扩散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迦南地的历史历来与地中海地区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当地居民长期以来与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国家保持着联系，人员往来和交流几乎从来没有间断过。凡此种种，使得迦南地成为上古时期人类世界的一个大舞台。也正是在这个舞台上，犹太人在随后的近两千年时间里演绎出了本民族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部分，同时还演绎出了具有犹太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元典意义的部分。

来到迦南地的犹太人在那里生活了三代人的时间，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再到雅各。这三代人由于在以后的犹太人眼里一直被视为是犹太民族的族长，他们生活的时期亦被称为“族长时期”。在这三代人中，唯雅各子女众多，仅儿子就有12个。他们分别是：利未、流便、西缅、犹大、以萨迦、西布伦、约瑟、便雅悯、迦得、亚设、但、拿弗他利。同样，根据犹太人的传说，这12人的后代繁衍众多，经数百年逐渐发展成为犹太人的12个支派。雅各由于早年的经历（曾有一次与神角力），获得“以色列”（意为“与神角力的人”）这一称谓。犹太人因此在随后的年代亦被称为“以色列人”，或“以色列”。“以色列”是犹太人在历史上有过的第二个称谓。《圣经》中大多以此称呼犹太人，以表明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都是雅各的子孙。

迦南地一向以饥荒频繁出现闻名。在雅各生活的年代，迦南地出现的一次大饥荒，使得雅各及其家人不得不跑到邻近的埃及避灾。埃及是古代中东地区另一重要文明所在地。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古埃及文明几乎是与两河流域文明同时出现、齐头并进的一种文明。埃及人约在公元前3100年前后就走出史前历史的阴影，步入文明阶段。生活在上埃及的美尼斯首先崛起，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开创了以法老为君主的专制制度。数百年的发展，上下埃及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此后，尽管朝代不断更迭，以法老为君主的国家形态却以不变的方式进行着卓有成效的统治。埃及所处的与外界隔绝和不受外族侵扰的自然环境，不仅为生活的稳定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为政治的稳定创造了条件。古埃及的历史由此呈单一稳定状，建立的王朝按序列世代相传，很少间断。作为一个国家，古埃及在国家形态出现后约2500年的漫长时期中始终保持着国家的大一统。这在古代诸文明中实为仅见。

到了古王国时代，埃及便已经进入了相对繁荣时期。政治走向成熟，文学活动开始出现，金字塔的建造进入鼎盛时期。众多屹立在尼罗河畔的巨型金字塔从一个方面见证着它的兴旺发达。肥沃的尼罗河不仅孕育出了光辉灿烂的古埃及文明，而且它的三角洲地区是中东地区的粮仓。生活在埃及周边地区的人，特别是生活在迦南地的人在饥荒降临时去埃及避居是司空见惯的事。相传，亚伯拉罕就曾带着家人去那里躲避过饥荒，不过，饥荒过后不久，便又返回了迦南地。

雅各及其家人来到埃及的年代一般被认为是在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的时期。犹太人最初受到统治埃及的法老的善待。据称，他们在埃及生活了约400年的时间，史称“寄居”埃及，以突出犹太人在埃及生活的暂时性。《圣经》中的“约瑟的故事”对这一经历的开端进行了极富戏剧性的描述。不过，到了后来，历史学家认为，很可能是在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约公元前1304年—前1237年），犹太人在埃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开始沦为奴隶，失去了做人的自由。不仅如此，当时新上台的埃及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排斥和迫害政策使犹太人面临民族灭亡的危险。为了摆脱奴役，获得自由，犹太人在一个名叫“摩西”（Moses）的犹太伟人的带领下逃离埃及，开始了返回“应许之地”——迦南地的行动。《出埃及记》把犹太人的这一行动描写得绘声绘色，特别是摩西与法老的斗法更是引人入胜。犹太人为了摆脱奴役，获得自由而离开埃及之举，具有特别的意义，犹太人第一次显示在他们的记忆中，迦南地，上帝允诺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是他们的故土、故乡，是他们在外乡罹难时，唯一能够想到返回的一块土地。

据信，在重新进入迦南地的途中，犹太人在西奈半岛的旷野中游荡了近四十年，超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其间，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得到了加强，以一神思想为基础的犹太人的宗教思想开始出现。摩西在西奈山接受神谕，从上帝手中获得“十诫”法版的故事表达的就是这一思想。犹太文化的核心部分——犹太教对这一传说历史十分重视，认为犹太教的成文法和口传律法均是摩西在西奈山上从上帝那里获得的。我们将在本书的第四章对此进行专门的叙述。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叙述的关于犹太人的一切活动基本没有为有价值的史料证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甚至完全不能同意对犹太人历史进行上述这一叙述。他们认为，上述的一切过于戏剧化而不可能是历史的真实。在他们看来，犹太人于公元前13世纪在定居迦南地以前，所谓的“以色列人”并不一定是源于同一祖先，有同一血统，来源和历史背景也很可能完全不一样，极有可能是操同一种语言的不同部落群体的组合。然而，基于传说的上述这一切却早已深深融入犹太人所认同的“历史”之中，成为犹太人的一种集体意识。无论是对于犹太民族而言，还是对于犹太文化而言，这样的“历史”才算是犹太民族的“真正历史”。实际上，这一传说史不仅重要，而且成为影响日后犹太人思想的决定性因素。正因如此，犹太人才有了统一的历史渊源。犹太人把自己视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后代的观点与中国人把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的说法具有同等的历史“真实”和意义。可以说，在这一意义上，那种把古老文化说成是最初建立在传说基础上的观点显然是十分“准确的”。

不仅如此，犹太人的上述部分传说经历还成为世界文化史上极具寓意意义的事件，如犹太人出埃及一事就是其中典型一例。在上古时代，一个民族（或部落）沦为另一个民族（或部落）奴隶的事可以说是司空见惯，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民族像犹太人那样对待受奴役一事，把民族的自由，把人的自由权利，看得比一切都重要。此外，他们反抗奴役的方式也“与众不同”，并没有采用“传统”的揭竿而起，用武力进行反抗，而是用脚“投票”，以全民集体离开奴役他们的国家的方式对人类的暴政说“不”。正因如此，犹太人当年出埃及、跨红海事件历来被看成是人类“摆脱奴役，奔向自由”之举，是“挑战性地宣布了人类的权利”之举，是代表革命的激情和推动社会前进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