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陶渊明农家思想与儒道之关系
陶渊明的思想，在一生中有变化，也有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儒、道、农三家的融合与消长。陪伴陶渊明一生的应当是儒家思想，这是陶渊明思想的鲜亮的底色。儒家的底色，在他归隐前后，也存在着变化。“陶渊明早年所受的教育，没有疑问是儒家。‘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这是他的自白。大抵一直到四十一二岁以前，他的儒家思想是正浓厚的时期。作在他四十岁的《荣木》一诗，序中也写到：‘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而诗中则说：‘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可见他学道——儒家的道——的决心和勇气还是十分健旺。”
陶渊明的归隐，是其一生最大的节目。当这一序幕拉开以后，不独儒家，而且道家与农家思想也纷纷走上舞台。可以说，三家思想的汇合交融，使他愤然而又愉快地奔向了田园。时下论者，一提到归隐，就断然归入道家。其实只就《晋书·隐逸》中的两晋隐士看，属于儒家者就不少，孔子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仕人思想具有挥之不去的情结。
归隐后不久，加上天灾虫害并作，陶渊明开始陷入长期的困窘与贫穷。在后半生，“安贫乐道”成为他坚守田园的坚强柱石，也是他的人生准的，“是儒家思想坚强的支持了他的安贫乐道，像他说：‘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从来向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再如他屡次提到的固穷节，‘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不赖固穷节，千载谁当传’，‘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宁固穷以济义，不委曲而累己’，这统统是由儒家所说的‘君子固穷’这观念出发的。他曾说：‘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这帮助他取得胜利的‘道’正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使他的坚强的人格更多了一份色泽，也更多了一番光彩”。确实如此，“固穷节”成了陶渊明后半生的人生“关键词”，是他赖以固守田园的精神支柱之一。
除了儒家君子固穷的一面，归隐后的陶渊明对政治、社会、人生理想等并没有完全淡化，留下鲜明的儒家思想的烙痕。鲁迅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言：“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述酒》写得很隐讳，在明白如话的陶诗中非常特殊，直至同样有偏安之悲的南宋，后人才逐渐发现这是写政治的。刘裕废晋帝为零陵王，次年以毒酒使张祎鸩王，张祎自饮而卒。继令兵人遂掩杀之。此诗作于57岁时，可见他“于朝政还是留心”。此诗以酒为线索，也是一种保护色。至于《拟古》其九，“种桑长江边”，乍看好像这位隐士又要写田园诗了，其实以枝条始茂，忽值摧折，来影射晋祚鼎革，刘裕篡位，在当时属于爆炸性政治大事。至于《读山海经》其十的“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所示意的人生态度，咏史诗如《咏三良》所说的“君命安可违”、“投义志攸希”的人生观念，《读史述九章·程杵》赞美“遗生良难，士为知己，望义如归”的生死观，《屈贾》所说的“进德修业，将以及时”，无不是儒家思想与精神的一再流露。
要而言之，归隐前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显示人生早期的单纯性；归隐后，由于生活窘迫与躬耕辛苦以及晚年对人生终结的思考，因而道家的思想由前期乍露端倪至此则与农家思想一样融入，特别是农家思想对他的儒家观念有所淡化，儒、道、农三家既有融合，又有局部的抵消，相互消长，彼此互济为用，显示出后期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倘要确切，可以说，几成三足鼎立状态。而他对农家“并耕”思想的认同，则主要来自归隐后长期躬耕生活的体悟。对前期来说，他的思想呈现发展变化的动态趋势。
至于道家思想，主要体现在归隐以后。朱自清先生以陶诗用《庄子》语最多，特别是多用“真”与“淳”，以为受道家影响为多，甚至成了“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所以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陈寅恪的“新自然”说，即外儒内道说，似乎是对朱先生的呼应。李长之则说得比较具体，“明显的是关于社会理想方面，关于生死的看法方面，他是采取道家的看法的。更确切地说，他不只是采取了老庄的思想，而且更多的吸收了当时的新的道家——那就是表现在受了印度佛教的启发而产生的《列子》中的——思想，就陶渊明的思想发展说，这个色彩以他晚年——四十一岁归耕后——为最显”。这又似乎是对朱、陈所论的回应。所谓“社会理想”采取道家，依据的不是《老子》，以其“所理想的《桃花源》尤像《列子·黄帝篇》所说黄帝梦游的华胥国：‘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李长之第一次发掘了陶作中“化”、“大化”、“幻化”，认为来自《庄子》的《大宗师》与《至乐》，以及《列子》的《周穆王篇》、《天瑞篇》、《杨朱篇》。后来论及陶渊明思想，大略不出以上诸家之范畴。
陶渊明诗文中的“化”，在归隐前，只出现两次，一是《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的“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后句谓终归仁者所隐之处。班固《幽通赋》有“终保己而遗则兮，里上仁之所庐”。那么陶诗这两句可以说是典型的儒道互补和交融。一是《连雨独饮》的“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庄子·齐物论》说：“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知北游》又说：“外化而内不化。”其余的“化”、“大化”、“幻化”，绝大多数都见于50岁以后的作品；归隐后至50岁也仅三例：一是《五月旦作和戴主簿》的“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曲肱”见于《论语·述而》，这四句亦是儒道交融。二是《归去来兮辞》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文选》李善注：“《家语》：孔子曰：‘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而谓之死。'”《易·系辞》:“乐天命故不忧。”据出土文献，《孔子家语》并非伪书。看来儒家也在讲“化”，“化”不能只看做道家的专利。三是《归园田居》其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列子·周穆王》有“幻化之不异生死”语。由上可见，陶渊明的道家思想，归隐前初露头角，归隐后稍有见长，至50岁每思及人生之终，大为增长。其间变化发展，由此可见一斑。
图5 当代 卫俊秀形影神·神释
所书：“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大化”为道家习用词，这几句诗确实表达陶的道家思想的一面。书者卫老早年研究过鲁迅，对《庄子》也极为留心，有其傲然自适，也有随遇而安，这些似可从中约略看出。
对于50岁以后的陶渊明来说，想到死亡，以庄子委运任化的思想，以求泰然处之，这是很自然的事。但他不会老在想着死亡中过日子，他更多地想要活，如何在“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迫窘中隐居到底，还是返至官场，他反复想过一个简单的道理，仕则富而隐则贫，所谓“贫富常交战”，但守护家园的观念始终未变，即“道胜无戚颜”了，此中的“道”，不仅包含儒家的“固穷”，还应有农家的“并耕”思想，“固穷”属于观念，“并耕”需要实践，这两者就像鸟儿的翅膀，一个也少不了。因为他始终相信土地能长庄稼的朴素真理——“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大伪”官场与田园力耕的“真淳”，常常对立出现，而在他的田园诗中，尤其是这样。
综上所述，陶渊明思想是由儒、道、农三大支柱构筑，儒家思想伴随他的一生。道家思想主要出现在隐居之后，使他在固穷生活中平和乃至乐观起来，特别是使他的田园生活富有诗意化。趋进晚年时，庄子思想似乎占了上风，那种一死生、齐物我的人生态度引起了极大的共鸣。陶渊明毕竟是田园躬耕的实践家，他不同于王维、韦应物、柳宗元，也和孟浩然有别，他要考虑到衣食，而且须用“力耕”争取，这在东晋门阀社会那是极丢面子的事，他像荆轲“飞盖入秦庭”般的无畏，勇敢地扛起锄头，决不回头，矢志不移地坚守着“四体诚乃疲”的“并耕”。这种勇气、毅力、韧性，只能来自对“力耕不吾欺”现实生活的体认，也是对先秦农家思想的认同与实践。论者有谓陶的思想是内儒外道，而农家思想对他来说，既是外又属内。矛盾、平和、坚毅的陶渊明，体现这三种思想的融合。他用农家并耕思想，消退了儒家无需“并耕”观念；“并耕”则馁在其中，他用庄子顺应自然化解人生与现实的苦恼。这或许就是陶渊明思想的本真。王、孟、韦、柳与苏轼，其诗力摹陶作，其所以貌合神离，大概就在于缺乏劳作生活体验与对农家思想的认同。